《与天下共醒》李怀宇 《与天下共醒》:学人忧思
大约十年前,时任广州《南方都市报》记者的李怀宇,由我的学生李辉介绍,到上海来找我,要我引见王元化、贾植芳先生,还有章培恒兄等,说他要写学人访谈录。我觉得这是好事,就带他去采访,同时也就结识了这位记者,并跟踪阅读他的文章。
后来,怀宇的工作单位有所变动,但学人访谈之事却一直继续下去,而且还扩大范围,由大陆访到港台,从国内访到国外(海外华人学者),写了许多“知识人谈话录”,并结集成多本著作,如《访问历史》《访问时代》《家国万里》,最近又有《与天下共醒》和《各在天一涯》二书出版,各收了二十位大陆和港台海外知识人的谈话录,读来趣味盎然。
这两本访谈录之所以引起我的兴趣,并非其中有多少奇闻逸事,而且我本人也没有名人崇拜情结,只是觉得其中反映了许多时代信息,而且提出了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
访谈录或印象记最基本的要求,是要写出所记对象的经历和特点。有些记者为了迎合某种猎奇的需要,往往喜欢写一些特殊人物,如神童和幸运儿,而且每每加以夸大。有时为了某种宣传的需要,还喜欢把主人公写得伟、高、上,如果是海归人士,就写他在外国如何受到重视,到处高薪聘请,但他为了报效祖国,还是放弃国外的丰厚待遇和高档生活,决心回归。其实世间多凡夫俗子,他们的成长,深受环境的制约,他们的选择,也都有实际的缘由。
李怀宇关注人物的生长环境,着重写他们奋斗的历程。在中国,一个人的生活没有太大的自主性,更多的是历史的机遇。这一点,两岸三地都是如此。看透此点,访者就不会对事业有成者过于崇拜,而被访者也不会自视太高。如《诗词使我在患难中坦然自安》一篇中所写的诗词学者叶嘉莹,生活中就充满了偶然。
她夫妇二人并不是革命家,但1949年到1950年,却在台湾相继被捕;出狱后,生活非常困难,因亲戚的介绍,得到一个私立中学的教职,这不是一个好的学校,但她却很尽职;后来因师长的介绍,进了台湾大学,并从台湾赴美任教,曾在密歇根州大学和哈佛大学任客座教授,后来回台教书,再要出来时,美领馆不给签证,只好到加拿大,任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她的不断迁徙,并不是才华出众,到处抢聘,却是为生活所迫,随遇而安。她说:“都是环境把我抛到哪里,我就在哪里落地生根;可是生存的时候,我一定要好好地尽我的力量,一方面吸收、学习,一方面教学。一切只不过都是偶然。
”叶嘉莹在加拿大成为终身教授,有稳定的工作,也有很高的地位——1989年当选为加拿大皇家学院院士,但是她还是怀念自己的祖国,改革开放以后,她就经常回国讲学,而且是放弃了加拿大一部分薪水休假回来的。
她说:“我们中国的诗词讲给外国人听,都要通过翻译,毕竟有一层隔膜。”如“菡萏”翻译成了英文是什么?Lotus。它变成了“荷花”,但“菡萏”跟“荷花”给人的感觉是不同的,“所以我觉得诗歌要到中国来才能真正讲得细致精微。”原来她经常回国讲学,是为了她所钟爱的古典诗词。这当然也是一种热爱祖国文化的爱国情怀,但却说得非常实在,并没有唱高调。
在这方面,谈得更具体的是唐翼明。唐翼明的父亲是蒋介石的机要秘书,1949年跟着蒋介石到台湾去了,把几个孩子托付给哥哥,哥哥是地主,解放后他们的命运可想而知。直到改革开放,恢复高考,唐翼明兄弟的命运才有所改变。
后来他到美国探亲、读书,毕业后又到台湾教书,侍奉双亲,但在父母死后,他还是决定回归大陆,在他读书的武汉市定居下来。唐翼明在美国拿最高奖学金,有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学位,本可以在美国留下来,但是他没有做这样的选择。
除了要回台侍奉双亲的原因以外,他说:“另外也还有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就是我看到这一批华人学者在美国的情形,我并不羡慕他们。”文中举了他的老师夏志清为例,说在美国凡是研究中国文学的人没有不读他的书的,他等于是祖师爷,而且在美国教中国文学的华人学者许多都是他的学生,“但是夏志清先生在哥大的处境完全是边缘,他连系主任都没当过。
”常常在街上看见他手里提着塑料袋,里面装点菜什么的,一个人急急忙忙顶着风雪往前冲,使人觉得只有用“寂寞”二字能够形容。
同时还说到余英时,“那么有名的学者,哈佛的教授,耶鲁的讲座教授,普林斯顿的讲座教授,已经到顶了。他后来拿了克鲁格奖,等于是诺贝尔奖。但即使是余先生,他还是必须在台湾出很多书,首先被自己的人认定是权威,然后反过来再在美国创造更大的影响。
”这种访谈录,并不专写人物头上的光环,也写出灯光下的暗影,使读者能够看到实际情况。这也是“写真实”的表现吧!
学人访谈,自然要涉及访谈对象的专业范围和学术特色。所以在对林文月的访谈中,讨论了翻译理论,在对黄君实的访谈中,谈到了字画的研究,在对葛兆光的访谈中探讨思想史的写法问题,在对王学泰的访谈中,又提出中国历史上独特的江湖文化……这些涉及专业领域的问题,虽然都是一家之言,但也颇能引起读者的思考。
而怀宇这两本书的好处,还在于能够超越出受访者本身的经历和专业知识,而涉及一些普遍的社会问题,这样,思路就显得更加开阔了。
如对邓晓芒的访谈中,李怀宇提出了中国道统里的“帝王师”情结。邓晓芒说:“中国知识分子不管当时显得多么地激进、多么地革命、多么地坚强、多么地独立,骨子里都有软肋。要把这个东西分析出来,我觉得是非常有价值的。
中国知识分子的自我反思,很少能反思到这个层面。唯独一个例外是鲁迅。”他还举出外国知识分子的不同范例,说“像亚里士多德是‘太傅’,是亚历山大的老师,十三岁就教他,一直到成年。亚历山大征服世界,亚里士多德不去,他不是诸葛亮,他从来不去辅佐帝王干什么。
他反过来要帝王为他服务:你打到哪个地方,把哪个地方的奇珍异兽、植物标本给我带来做研究……亚里士多德比亚历山大高多了,他是跟神打交道,一个帝王算什么。”这的确是一个重要问题,可惜他们浅谈辄止,没有深入下去。
在对杜南发的访谈中,还谈到市场经济对于艺术品的双重作用。一方面,书画价值高了,人们的重视度也跟着提高,不会像以前那样弃之如敝履,任意破坏,对文化的保存有好处;但市场太过狂热,就使得作品价值和市场价值脱钩,出现了对艺术价值的破坏。
“艺术最大的好处是让人得到一种美的感觉,是一种精神的提升。如果我们看一件张大千的画,只看到多少个零,一件可以卖两亿的画一定比一亿好,那么,艺术的真正作用就不存在了。艺术给你美的感觉,不像我们瞪着黄金看,看到眼睛都花了,也不会觉得美,只会觉得贵重。”
学人本来就有忧国情怀,他们所关心的不只是自己的专业,而且是整个社会的发展。所以讨论这些普遍性的问题,也是应有之义。只是在一篇访谈录中,涉及的事情多,不可能把某个问题研究得很深。但能够提出问题,引人注意,就有价值。
访谈中所记录的,是被访者的谈话,但提出什么问题,却是采访者的识见,对谈的情况,也就显示出访者的水平。我觉得《与天下共醒》与《各在天一涯》二书,无论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越出了怀宇以前的访谈录,这是值得肯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