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世班禅活佛之死(上)(百人访谈录之41)

一个凡人的死,大概没有预感。那么,一个活佛的离开人间,有没有预感呢?

22年前的1989年1月28日,也就是农历戌辰龙年的未尾,生肖属虎的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突然于后藏首府日喀则他的行宫“德庆格桑颇章”被心肌梗塞击倒不起,不幸地应验了早先人们告诫他的“龙虎斗”的民间传说。

班禅是一九八九年一月十三日乘专机从北京飞往拉萨的。班禅本人是否有朦胧的预感,这是个谜。据班禅夫人李洁女士对人说:“他是有感觉的,以往他去外地,我都要献哈达,但只献一次。这次,我献了两次,开始动身的时候献了一次,临别依依,又献了一次。他也破例对我说了三遍:多保重!过去只说一遍。”

在北京机场上飞机前,班禅特地要他的爱狗也到机场送行,这也是很特别的举动。

这次赴西藏,班禅准备了一批赠人留念的个人照片。以往他送人照片,只盖图章而不签名,这次却既盖章又签名。在一张赠送人的照片上还写了这么一句话:“别忘了我这个胖喇嘛,留个永久的纪念”。

临离开北京前,还亲自到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向周恩来献花圈并行三鞠躬礼。

班禅生肖属虎,农历戌辰龙年,正值他五十大寿。一九八八年二月十九日,即农历正月初三,班禅在北京西黄寺举行祝寿活动。那一天,高声诵读“长寿经”长达三个小时,全国五十多所寺庙送来寿礼,中国高级佛学院送他一只插有五十枝小蜡烛、有五个层次的大蛋糕。班禅那天情绪良好,亲自吹灭蛋糕上的小蜡烛,然后捧起酒杯,将满盈美酒洒在熊熊燃起的柏叶炉中,顿时鞭炮作响,酒香扑鼻,一片吉祥气氛。

祝寿结束后,班禅就把预定在后藏日喀则隆重举行的庆祝“班禅东陵札什南捷”重建开光大典的种种筹备事宜提上了日程,并亲自决定于农历龙年行将结束之际赴后藏日喀则主持这一盛典。

对于这一决定,有人向班禅提出劝告,说:“您属虎,龙年剩下没有多久了。龙虎年,您不宜远行。不如过了年,您再去日喀则主持大典。”

班禅思索片刻后作答:“按照藏传佛教,明后年是‘黑年’,也就是鬼年,不吉利。所以我决定,‘班禅东陵札什南捷’开光大典必须在藏历土龙年内完成”。

其实,班禅不是不知道人生半百,对他是个关口。他在五十大寿祝寿活动结束后对身边工作人员说:“五十岁是个大坎啊!过了这个坎,我就会一帆风顺”。

离开北京去日喀则之前,班禅特别邀请高级摄影记者吕相友(我的好友)陪同前往,并特批使用两百个彩色胶卷为他日喀则之行留下形象的记录。不料,天有不测风云,班禅活佛永远留在他出生之地了。吕相友回北京与笔者详述此行经过,最后神秘地说:“难道他有预感,所以邀我为他一生的最后旅程作详尽的实录?!”

日喀则扎什伦布寺远眺

班禅所以念念不忘他的日喀则之行,是为了了却他作为前世班禅继承人的一个平生之愿,亲自主持五世至九世班禅遗骨的合葬灵塔的重建开光大典。

五世班禅至九世班禅的肉身舍利,按照藏传佛教,身后都分别供奉在各自的灵塔里,有祀殿供信徒朝拜。不幸的是,当“文革”的狂飚刮到西藏,这五位去世班禅遗体被狂热的极左分子所摧残。一九八二年,班禅恢复自由后第一次回到阔别十八年的日喀则扎什伦布寺,当时冒着生命危险把五世至九世班禅遗骨秘密保存下来的虔诚信徒们晋见班禅,捧着残缺不全的肉身舍利,向班禅慷慨进言:“您是五世至九世班禅遗骨的唯一主人,务请在最短时间内尽快重建灵塔及祀殿,以便重新供奉。

” 班禅对此情此景刻骨铭心,他特请北京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的专家对残骸进行辩别和认定。

班禅在谈到这段悲惨往事时说:“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是远近闻名的西藏四大寺庙之一,是藏族地区格鲁派(注一)的六大寺庙之一,也是黄帽主义的教义持护传承基地和自四世班禅以来历世班禅自主治理政教事务的主寺。但在十年浩劫中,扎寺的佛像、佛塔和其他文物遭到毀灭性的破坏。

尤其是历世班禅的遗体,连同灵塔、祀殿悉遭破坏。我于一九八二年回到扎寺,目睹耳闻,感触极深。我是历世班禅的当然继承人,主动承担起重建历世班禅灵塔的重任,是历史赋予我的使命,责无旁贷。如今灵塔和祀殿得以重建,我们将其命名为“班禅东陵扎什南捷”(注二)。

从此,修建班禅东陵扎什南捷就成为班禅亲自领导的一大工程。他并亲自决定五世至九世班禅遗体合葬于一个灵塔内,这也只有十世班禅才能有资格提出合葬的建议,无人可以替代。

这一修建工程历时三年有余,于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十日竣工。可以不夸张地说,扎什南捷是近四十年来投资最多、规模最大的一座寺庙。它的总建筑面积为一千九百三十三平方米,高33.17米,塔高11.52米,总投资为七百八十万人民币。

为了壮观,国库拔出黄金217.7斤,白银2000斤,水银1330斤,铜11277斤,木材1099立方米,钢材116吨,水泥1105吨,石料71782块。此外,班禅本人及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地区和扎什伦布寺分别捐赠了相当数量的珠宝。这也许也暗示人们,灵魂的安息也离不开物质的陪衬。

班禅在日喀则说了一句语重心长的话:“西藏自和平解放以来,的确有了发展,但是这种发展付出的代价极大,今后决不能重复这种错误。”

这里可以补充一个有意味的插曲。一九八八年四月四日,班禅和阿沛·阿旺晋美两位副委员长联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在招待会行将结束之际,一位记者向班禅提出一个尖锐又敏感的问题:“今年二月,您去西藏,曾就落实宗教政策和解决文革遗留问题做了大量工作。请问,您本人是否还有需要落实政策的问题?”

一听这个问题,班禅笑了,也没有避讳地对这位记者做了回答:“您刚才提的问题,出现了一个非常奇妙的巧合,因为明天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七届一次会议主席团将要正式宣布为我平反。为什么呢?因为1964年批判了我,给我戴了三顶帽子。

而我这个人的成长史,是同西藏的发展紧密地联合在一起的。一九五九年,达赖到国外去了。我是主张爱国统一和民主改革的。之后不久,我担任了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代理主任(笔者按:前主任是达赖喇嘛)。

当时在民主改革中出现了一些不符合西藏实际的做法。我这个人从来心直口快,想什么就说什么,于是我曾不断地向中央提出意见。我所以挨批是这个因素引来的。我根据我了解到的情况,写了一个很长的报告给中央,翻译成汉文有七万多字,所以被叫做‘七万言书’,当然,其中有些问题讲的厉害一点,语言上刺激性大了一点。”

当时,周恩来作为总理,看到“七万言书”后十分重视,成立了四个工作小组准备解决其中提出的问题。可是,功亏一篑,正如班禅事后所说:“当时毛泽东看了‘七万言书’很不高兴。接着,一九六二年八月,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纲领,我当然成了阶级斗争的对象,先是内部批评,我坚持认为‘七万言书’中反映的问题是真实的。

这样,毛泽东又说话了:‘班禅的尾巴翘得比U-2飞机还要高。’于是,从1964年起,就对我进行公开批判了。”

这一公开批判,给十世班禅戴了三顶帽子:反人民、反社会主义、蓄谋叛乱。给人戴帽子,何患无辞。由此也可见,开“帽子工厂”,并非自四人帮始。有理说不清,班禅高声诵经,也摆脱不了比西藏高原更高深莫测的政治深渊。

当时对班禅极左的批判,有许多是荒唐可笑的。所谓班禅蓄谋叛乱的证据是指班禅有电台,而实际上,这一电台是他当年与北京中央人民政府联系用的。班禅曾在江孜开办了一所汽车司机培训班,也被诬指为替叛乱作准备。班禅对乱下罪名的蛮横作法十分气愤,驳斥道:“我所在的日喀则位于后藏,比前藏拉萨离国境线近的多,如果我想跑出国,比达赖容易,方便得多。”

文革期间,班禅因“反毛主席”而罪加一等,终于与另一位因为写“万言书”而得罪毛泽东的共产党元老彭德怀一起,被关押在北京近郊。无独有偶,这两个绝不相同的人的遭遇,却尖锐地说明一个相同的现象:毛泽东被个人迷信所自我陶醉,杜绝言路,横扫一切敢于直言的忠贞人士,虽然自己高居于类似喜马拉雅山的权力之巅,可实际上已接近孤家寡人了。

班禅在西藏和北京的住宅,文革期间都被抄了家,搞得七零八落,私人财物损失严重。

班禅即使经历磨难,但恢复名誉和高位后,仍然经常随身携带两件物品:一本磨损的新华字典和一床被子。新华字典是班禅文革被关押期间学习汉语时使用的,字典的直角已被翻磨得成了圆角,但班禅舍不得丢弃,一直放在身边,直到这次赴日喀则主持开光大典仍随身携带。至于那一床被子,是班禅被关押失去自由时使用的。看来,不忘却那黑暗的日子,一直伴随着这位活佛走完人生的最后路程。

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

班禅那一次赴藏之行,也为他抹去了过去错误批判和挨整的最后阴影。一九八九年一月十一日上午,西藏自治区公安厅的领导人,亲手把过去为整肃班禅而搜集、整理的“黑材料”,装在十个箱子和三十个卷宗里,交给班禅本人处理。当时,班禅戴上眼镜,不动声色地翻阅这些不会说话的材料。他看到了“七万言书”和汉文铅印稿。班禅清楚地记得,这“七万言书”,是精通藏文的汉族干部李佐民替他翻译的。

辛酸的一页总算翻过去了。班禅当即叫手下的人拿出茅台酒,招待把这批“黑材料”保存得如此完整的人。班禅举起酒杯说:“感谢你们将我的材料,保存的如此完整。今后,我将派人分类整理”。

(注一)   西藏的佛教主派是格鲁派,亦即黄教。此派的始创人是宗喀巴,有达赖和班禅两大系活佛传承。

一六五三年,达赖五世获顺治皇帝赐封,承认他在西藏佛教领导地位。六十年后,康熙皇帝又赐封班禅五世罗桑益西为“班禅额尔德尼”,意为智学之珍宝,确认班禅在格鲁派的地位,于是班禅继达赖成为西藏的又一宗教领袖。

由于西藏格鲁派惯例的演变,达赖住在拉萨布达拉山上的布达拉宫。班禅住在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掌理后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