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炼诺日朗 专访诺尼诺奖得主杨炼:诗歌是我们唯一的母语
北塔:流亡其实有身、心两个向度,能否从精神层面上谈谈流亡的本质。
杨炼:我前面已经涉及了这个问题。实际上,我差不多否认有单纯“身”的流亡,至少那不构成任何文学的实质价值。相反,“心”的流亡才是根本。哪个精神创造者不是流亡者?她/他的精神旅程,必须基于主动拉开的内心距离,在每天、甚至每一刻抛开旧我,拓展自我的精神漂流。
我出国后领悟的这个意象:“这是从岸边眺望自己出海之处”,也深刻涵盖了我国那一时期的生存和写作。事实上,那给出了一种原型,能沟通古今中外一切诗歌杰作。也因此,“地下”、“流亡”不是头衔和商标,不属于某些人,更不给诗作提供附加值。
这世界上没有诗人的天堂。于是别推托环境,真问题是:“你”对困境怎么反应?——怎么写?决定了“你”存在的性质。还是诗最到位。在一行诗尽头的悬崖处,诗人必须整个再生。
越看似“不可能”,重新开始的能量越大。有这点自觉,我们就懂了,一个人就是一个活的传统:一个中文之内不停“出海”的精神传统。我从未离散于它。漂流,恰恰使我返回了它。
北塔:我记得在一次中坤诗会上,您提出“本地抽象”的概念。它似乎源自波德莱尔。我本人的诗歌写作受波德莱尔影响甚深,所以对这一提法“心有戚戚焉”。能否谈谈波德莱尔或者象征主义对您的影响?
杨炼:“本地抽象”?我想你说的是“本地中的国际”。漫长的国际漂流之后,我很警惕“国际”这个词的空泛。如果“国际”不是建立在不同“本地”的深度之间,就是一句空话,甚至一种骗术。没有哪个靠“国际语”写成的大诗人。
波德莱尔的精美(注意:不只是精彩),正在于他把诗歌的可怕张力,绷紧在剖析人性深渊的现代感,和讲究无比的经典(甚至格律!)形式之间。从我最初读到陈敬容翻译的《黄昏》起,就被那层叠递进、循环往复的咏叹镇住了。
这哪是诗人,分明是作曲家!要说象征(我讨厌“主义”),这里的音乐秩序,创造出了诗歌和世界间根本的象征关系。回头看中文诗,三千年的持续转型,不都在这个根本象征之内?我们继续在创作文本,并从文本的海拔上归纳世界。
北塔:艾略特曾经告诫诗人要“逃避个性”,您却一直致力于创建“个体诗学”,这是否是浪漫主义情结的回潮?
杨炼:又是“主义”!对不起,我压根不认为中文诗和欧洲线性的文学“进化论”有任何关系,因此,不知道、也不在乎“回”什么潮。艾略特在张扬“逃避个性”时,还有哗众取宠之嫌。今天,谁能否认《荒原》、《四个四重奏》,不是太“艾略特”的?仍是艾略特自己说得清楚:不是要感性还是要理性,而是何时要感性、何时要理性?我说过,一个当代中文诗人,必须是个大思想家,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一堆传统、历史、现实、文化、语言的碎片,甚至字的层次和词的层次都是分裂的,除了试图把自己变成一个良性文化杂交的案例,别无他途。
没办法,“诗学”是诗人思想家的方向。而“个体”呢?既是自觉,也是无奈。
北塔:1990年代末,一位诗友曾经转赠我您的《大海停止之处》。“大海”有何象征含义?“停止”又意味着什么?
杨炼:大海无处停止。是“诗”在自己的空间里,缔造出它的停止。
北塔:您以前的诗歌注重深度象征、繁复语汇与原始冲动。我还没有读到您去年在国内出版的自传性长诗《叙事诗》,也鲜见有关评论。单从数目上看,似乎朴素到了极点;这是否意味着您现在的写作风格与以前分道扬镳了?
杨炼:我只能说,《叙事诗》是我三十余年来思想、艺术的集大成之作。其余空谈,可憎无聊。你读诗吧。
北塔:您是《今天》杂志的“老人”之一,能否谈谈今、昔《今天》的差异及其原因?
杨炼:当年《今天》重要,在于它是起点。但同时它也危险,在于那些幼稚之作,也是许多诗歌生命的终点。我珍视当年我们的真诚,那至少有“人”的价值。但频频告诫自己,那名声更多是基于当时中国文学水平的低幼,真正该拼的是后劲、耐力。今天的《今天》?对不起,恰是当年缺陷的延续。不看也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