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高二适书法艺术成就(三)
20世纪70年代,郭沫若再次作文,将论辨推向高潮。郭认为晋人书《三国志》为隶书体,以此类推晋写本都必然是隶书风格。因此他再次断定晋代所使用书体都为隶书体,王羲之所在的时代绝不可能出现带有楷或行风格的字体。
此时的高二适先生据理力争,再次撰文《<兰亭序>真伪之再驳议》,遗憾的是,为政治形势所迫,各杂志出版社都不愿发表此文,直至1982年,此文才重见天日,此文论点如下:其一,文章开篇对郭沫若所言“晋人只有隶书”予以反驳,他首先引用书论中对于王羲之善真、行的相关记载以及参照晋人传世书迹和二王家族法帖来印证王氏父子与晋人所书写的字体有真书和行书。
其后他又举例出土实物前凉《李柏文书》来证实晋代之时,已经有行草之书面世。
批驳郭沫若、李文田、包世臣等不尊重历史事实真相,以偏概全、断章取义的片面看法。同时再次反驳于郭沫若所言《兰亭序》为智永伪造。其二,对怀疑文章真实性的再辩驳。二适先生查阅《晋史——王羲之本传》,此书所引用的是《兰亭序》全文。
以《晋史》的权威性来反驳其小道文章的不可靠,况且《兰亭序》为世之珍宝,深藏皇宫大院,外人很难见到,再次印证古人写注评多有删加之嫌,以此反驳刘孝标所注增删变易不可信。
“兰亭论辨”有着深远而重大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该论辨的意义和影响前所未有,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如此高质量、有深度的书法学术讨论,它使得传统书法艺术一时间成为学术的焦点。其二,是对帖学回归的一种响应。
此次“兰亭论辨”把帖学的代表之作《兰亭序》推上了书坛争论的高峰,人们在关注《兰亭序》的同时,也推动了对帖学的研究,有助于帖学的回归。其三,高二适以自己坚毅的品格与深厚的学识将此次论辨推向高潮,他不仅为“兰亭论辨”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而且也为当代书法的发展和学术风气的纠正作出巨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