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令华的子女 专访毛泽东外孙女孔东梅:找回普通人的日子

孔令华的子女？孔令华（1935-1999）陕西省西安市人，1935年出生，原炮兵副司令孔从洲的儿子，毛泽东女婿，李敏爱人。孔令华北京航空学院毕业，曾供职于国防科工委。1999年，在广州参加纪念毛泽东的活动的路上出车祸，在手术时突发心脏病去世。孔令华的女儿孔东梅，儿子孔继宁。

做个跟家族无关的人

当年,外公毛泽东看着照片亲自为她取了名字,“东”取自他自己的名字,而“梅”则是他最喜爱的植物。这个名字让她感受到祖辈的疼爱,同时也时刻面对着来自外界的压力。

孔东梅是毛泽东惟一的外孙女,在毛泽东4位孙辈中,排行第三,母亲是毛泽东长女李敏,父亲是解放军炮兵副司令孔从洲将军之子孔令华。

有很长一段时间,孔东梅不知道如何与自己的身份和谐共处。6岁以前,她一直和外婆贺子珍住在上海湖南路262号的大院子里。虽然那时候能看美国动画片,吃奶油冰棍,去海边度假,但她始终觉得寂寞,特别想妈妈。那些放了学之后在弄堂口自由自在跳皮筋的小伙伴,常常让她羡慕不已,“很想叫她们到外婆家玩,但知道肯定不被允许,而我也不可以在外面跟她们玩……”

后来孔东梅被父母接到了北京。读书时,常常有老师、同学赞叹她右下颌那颗痣长得同她外公一模一样,还在她转身后议论:“你知道她的外公是谁吗?” 这让正处于青春期的孔东梅非常烦恼,她迫不及待想要长大,摆脱掉那个巨大的“光环”。

1999年,她拖着4个大皮箱飞到美国,一边工作一边联系学校。

在人家地盘上她反而很高兴,“再没有人关心你是谁、你的父亲母亲是什么人、你的外祖父是谁谁谁。”

童年印象里抹不去的外婆的阴郁沉默、母亲偶尔提及的留苏艰辛,以及“为什么外公跟外婆不住在一起”等等疑虑,她都不愿多想。她只想着把这些都留在外公注视着的天安门、长安街!自己,要做一个跟家族无关的人!

当时她的箱子里除了衣服、被褥,甚至还装着晾衣架。“我把什么都带上了,想着到了那边不用再花钱买了,能省点就省点儿。”从此开始过平静的求学生活。

人不能背着神话生活

作为伟人之后,孔东梅被问得最多的一个问题是:“你有没有压力?”她的成长经历使她足以从容地面对来自外界的过多关注。“关注自然就有要求,你做什么别人会有评判,但是人不能背着神话生活。不管你是谁的后代,你首先是你自己。”

“我6岁时从上海回到北京后,就跟爸爸妈妈一起生活。父母一直都靠工资吃饭,和普通家庭一模一样。而当时,他们除了抚养我们兄妹,每月还另外寄些零用钱给我外婆贺子珍。”由于母亲早年身体不好,孔东梅很小就学习操持家务,一直到上大学的头两年,因为要照顾妈妈,她都不能住校。

她还清晰地记得,小时候哥哥穿爸爸穿旧的衣服,而她老穿哥哥穿不了的衣服。 跟那个年代的大多数北京部队大院的孩子一样,她也穿过“板绿”和“板蓝”。小女孩的爱美之心曾经被严重压制。

为了穿上喜爱的衣服,她很小就学会了踩缝纫机。“我妈给我买的灯芯绒裤子,为了我长大了也能穿裤腿特粗,我不喜欢,就自己裁瘦了,然后踩缝纫机重新做好。” 直到现在孔东梅对穿着打扮都有自己的独到见解:“一定要让衣服来装扮你,而不是被衣服遮盖淹没了!”

接触过她的人说:“东梅,你跟其他的伟人之后不太一样呵,没什么架子,不那么高高在上,感觉比较接地气。”她笑着回答:“可能是因为我出生得比较晚,基本上就是跟普通孩子一样成长起来的。从小我父母对我的教育都是要做一个普通人,靠自己的本事在社会立足,不要去做万众瞩目的伟人后代。”

看清自己的家族血脉

孔东梅自己也没想到的是,一直想要挣脱的“束缚”,最终却成为自己事业的起点。“2000年,我在美国收到母亲写的书《我的父亲毛泽东》,里面记录了她和外婆在苏联的生活,我看了以后几个晚上睡不着觉。虽然此前我也听过她们讲那时候的故事,但是有些细节还是从那本书里读到的,真的令人难以平复。”

“为什么外婆要离开外公远走他乡?为什么她这么多年孤身生活?为什么她一直不能去见外公?为什么在平常人家很简单的事,在我们家就是不行?”那些深藏于心的疑问一个个冒了出来,她下了决心,“要给外婆写一本书,要通过寻访和追问,看清自己的血脉和家族。”

好像被某种使命催促着,毕业典礼第二天,她就打包回国了。她的心比从前定了很多,对各种议论点评自有主张。“身体里流着这管血,是怎样就是怎样,也不用如何刻意地回避或者是张扬。”

回国不久,孔东梅就注册了一家名为“东润菊香书屋”的文化公司,以自己写书、与其他作者签约、筹备展览、策划影视等方式,推进自己的“红色文化创意产业”。

她笑着说自己受母亲影响,一直是个文学青年,上大学那会儿就办校刊。写作于她而言始终是一种乐趣。于是,《翻开我家老影集》、《听外婆讲那过去的事情》、《改变世界的日子》,她接连出了3本书,花费心力最多的还是为外婆写的书。

对她来说这本书也是写给自己的,“只有把我了解到的都写出来,自己才能得到释放。”在写书的过程中,孔东梅对自己的外公、外婆、母亲以及整个家族的历史都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而她写书的目的,也是想让大家看到一个毛泽东家人的真实故事。

最近,她忙着推出一本《毛泽东箴言》,类似于新的《毛泽东语录》。“我们有一个小组,做了大概6年的时间,从《毛选》以及各种文集中精选、摘编了360条语录,把那些政治化的东西去掉,留下的是很多放之四海而皆准、对现代人也会有所启迪的经典话语,真的是‘字字闪金光’!”说起自己的新书,孔东梅脸上洋溢着一种满足的笑容。

把“菊香书屋”搬进798

“家庭背景对你做生意有没有帮助?”陈鲁豫曾这样问蒋家第4代蒋友柏。她得到的回答是,“那些因为你姓蒋而想接近你的人,往往并不会给你生意做。”

孔东梅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这是个很现实的社会,你不能为人家做什么,只是报一个祖辈的名头出来有什么用?”大学毕业那年她班上大多数同学都想去收入丰厚、生活稳定的国企,她则选择了尚在筹备组建的泰康人寿,“做办公室行政工作,干不好照样挨骂”。

2001年,孔东梅从美国回来创办文化公司,三联书店的负责人董秀玉女士作为公司顾问给了她很大的帮助。“她就觉得像我这样的干部子女能够自己创业,还是很不容易。”

创业头两年,孔东梅拼得很凶,有时生病发着高烧还在四处奔波。为写《听外婆讲那过去的事情》,她多次前往井冈山和外婆的家乡永新采访,然而由于发行商毁约,不能兑现承诺,该书的发行受了很大影响。对于事业上谨慎稳健的她来说,这是一次不小的挫败。

“很多人觉得像我们这样的人做事应该是一马平川、毫无障碍,其实前辈是前辈你是你。文化产业不是利润丰厚的行业,做这个完全是因为个人兴趣。摸爬滚打甚至上当受骗,哪有什么特权可言。慢慢做起来,人家帮你,不是因为你是谁的后代,而是看你做事还行。”

孔东梅很早就想把“菊香书屋”开进798,但没有人因为她是伟人之后而特事特办。为此她等了两年,终于等到了批复。

“菊香书屋”曾是中南海丰泽园毛泽东生活过十几年的地方。如今,她把它“搬”进798艺术区,又赋予它新的诠释。走进“菊香书屋艺术空间”,处处都可以感受到主人的独到用心。贴着毛主席画像的立柱,与之呼应的切·格瓦拉的肖像,进门左手边的一溜老照片——知青、红卫兵、革命群众,人山人海,万众欢腾,还有书架上各种版本的毛泽东传。

记者问她喜欢哪一本,她说是罗斯·特里尔(哈佛大学政治学与国际事务教授,著名的毛泽东、中国政治和当代问题专家)那本。“西方学者身在事外,他们的立场可能更客观些。”

书屋开业后,孔东梅还特地把母亲李敏带来参观。“她挺喜欢这里的,798的整体氛围她也觉得挺有意思。不过有些比较超前的艺术雕塑,还有一些行为艺术作品,她有些不能理解。”现在“菊香书屋”已成为艺术区的一个新地标,许多人慕名而至,甚至有一些旅游团把那里设为了参观景点。

今年7月,孔东梅受邀赴台参加两岸四地女企业家经贸论坛,虽然此前她已悄然两度赴台,但此次的公开亮相仍然引发了媒体及民众的广泛关注。

作为“第一位访台的毛泽东的亲属”(法新社),台湾媒体对她的报道热度持续升温,刊发了《毛泽东的外孙女现身台北》、《毛泽东外孙女:时尚的红色后代》、《毛泽东后代称最爱故宫》、《毛泽东外孙女谈台湾文化创意》等多篇报道。而当有人向孔东梅提及外界的这种关注时,她只是平淡地说:我首先是我自己。

我在努力接近幸福

——对话孔东梅

本刊记者  徐梅  发自北京

人物周刊:你写作的时候有没有顾虑,你毕竟是这个家族的后人,这个身份会影响你客观地表达吗?

孔东梅:我写东西还是符合本性的。我只是希望从一个晚辈的角度,尽可能做到客观,还原历史真实。这是一个新的角度,更多的人可以借此了解我们这个家族过去的那段往事。至于其他的角度,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都会去阐述。

人物周刊:你为外婆不平过吗?你怎样评价她的人生?

孔东梅:童年时,我对沉默严肃的外婆总有几分畏惧,长大之后才渐渐了解外婆心中的苦楚。她跟外公结婚那10年,是中国共产党人最艰难的10年。作为一个女人,她不仅要长征、打仗,甚至还要在长征路上生养孩子。很多人把她跟外公分开的原因归罪于她的个性,但你想想她忍受了多少?我非常同情她!

外婆一直被塑造成扛枪打仗的女英雄形象,但她作为一个女人的生活状态并没有太多人真正了解。曲折的爱情和婚姻对她一生的影响太大了!我们今天的女性,在婚姻、职业上有很多选择,有着极大的自由。但是外婆那个年代的女性,丈夫就是自己的一片天,而作为与毛主席共同生活的女性,外婆就更没有这些自由了。

人物周刊:在你的书里,强调以凡人视角来看待伟人,尤其是伟人的日常生活。你对外公的感情复杂吗?

孔东梅:有些时候会有一些想法,然而一个伟大人物注定要舍弃很多个人的真情、个人的生活,包括他的子女后代的日常生活,都要因之去奉献。

外公的思想、韬略、才能,常人的确不能企及,因此很多人把他看作神。在美国,我很多次读他的书。每当遇到挫折时,看一看他的书就会豁然开朗。他对我最大的影响就是一种执着、百折不挠的精神。于我而言,他也是一位伟人,而非单纯是我的外公那么简单。

人物周刊:偶像走下神坛是这个时代的特征,有人说这是一个无所敬畏的时代,你如何看待这样的时代?

孔东梅:中国正处在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型期,也有很多人说这是一个信仰丧失的时代。但人活着要有所寄托、有所敬畏。无规矩不成方圆,抱持着敬畏之心生活,才能真实地感受身边的人和事。我挺怀念学生时代的,那时候特别爱思考,看到好书,就会跟同学一起讨论分享,活得很充实。而现在,大家的心都容易浮躁,人云亦云,有时候感觉整个人是飘着的。

人物周刊:关于红色伟人的解读流派不一,你本人持何种立场?面对其他人对外公的功过评说,你心中是否一直平静超然?

孔东梅:伟人再伟大,他也是个人。我并不认为他从来没有错,永远“高大全”。但是有一些观点不够历史、不够客观,如果没有站在特定条件下历史地考虑问题,我也不能认同那样的观点。

人物周刊:你习惯被称为“红色后代”吗?

孔东梅:没有什么习惯不习惯,本来就是这样吧。

人物周刊:对现在的生活状态满意吗?

孔东梅:有很多要追求的东西。我有一点完美主义倾向,很怕不能做好一些事情,总尽量避免犯错,对公司员工也这样要求。

前几年刚创业的时候,常常是发着高烧打着点滴都还在到处奔走,对自己的健康和家人的照顾都非常不够。后来觉得这样不好,得不偿失。

人物周刊:你幸福吗?

孔东梅:应该说越来越靠近幸福吧。我正在不断地努力接近这个目标。

人物周刊:你觉得幸福是种什么样的状态?

孔东梅:我觉得幸福是一种心理的自我满足。对于我来说,它不是拥有多少财富,也不是表面上的显赫风光。每个人对幸福的感受和认知都不一样。

人物周刊:你找到自己靠近幸福的这条路用了很长的时间吗?

孔东梅:是的。生活在这个特殊的家庭中既背负着很大的光环,又需要时刻面对现实,找到自己的位置。达到这种平衡是非常不容易的。(实习记者蒲秋如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