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仁禄姚仁喜 姚仁喜讲述宗萨钦哲仁波切:跟随他 直到证悟!

我觉得今天的安排有点严重,会长跟我说是跟几位朋友来随便聊聊的,没有想到是演讲者-听众的这种关系。我实在是没有太多准备。加上最近我太太一直说我大概快要老年痴呆症了,因为我对人都记不得,对日期当然更记不清了。

我常在回忆到底那一年做了什么事情,全部都忘记了,所以可能等一下还需要会长来帮忙解释。不过既然来了,所以也只好讲了,事实上,很多发生的事,是都到后来才觉得非常特别,自己也才觉得非常幸运,一种非常特殊的因缘,到很后来才理解。

我第一次有缘有幸见到钦哲仁波切,是在一九八四年他第一次来台湾的时候,在座有没有人那时候就认识他,应该有吧? 那时,我和任祥还没有结婚,有一天下班时她来找我,我们想去看电影,打开报纸,发现没有电影可以看的,结果就不晓得为什么,眼光就落在报纸一角,有一个佛教演讲的启事,在天主教的耕莘文教院。

那时的我完全没有接触过藏传佛教,对佛教的了解也很肤浅,可是我们不知为何就胡里胡涂的去了,完全没有原因。

可是直到今天还印象深刻,记得那个场景。 印象中钦哲仁波切坐的很高、很高,跟平常我们现在的场地不同,我跟任祥坐在那里,当他出来的时候我们都吓了一跳,原来西藏的仁波切也有这么年轻的(他当时二十三岁)。

然后他就开始用英文开示,我们更讶异于如此流利的英文。(那时的翻译还不是 Jimmy Ma -马君美先生,是一位戴眼镜的一位先生,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因为钦哲仁波切讲英文,我才听得比较懂,因为许多中文原译的辞当时实在了解太少,反而听得较不懂。

我当场拿了一张小纸条记了他的开示,任祥有保留文件的习惯(有点可怕),那张笔记到现在还在,前几年她还拿出来给我看。不过有一次我跟钦哲仁波切提起此事,他问我说:「我那天讲什么?」我羞愧地说我实在忘记了,真是可耻。

不过后来就没有再继续接触藏传佛教了。印象中好像只有一次有某位仁波切来,在师大,比较像是修法,也不懂,就一直都没有再接触。 九年以后,也就是一九九三年,我的朋友给我一本英文版的《西藏生死书》,同年年底,我去加州参加索甲仁波切的闭关。

那时我才了解到,原来索甲仁波切的上师,就是前一世的宗萨钦哲仁波切,而且带他长大的!我就开始想找出印象中那位二十三岁的年轻钦哲仁波切。

一直找,一直找,结果找到了一张照片,是在 Rigpa出版的一本叫 Dzogchen的小册子,这本册子好像是为了嘉瓦仁波切第一次去美国的时候印的,出版的数量不多。 这张照片是宗萨钦哲仁波切、雪谦冉江仁波切和顶果钦哲仁波切一起拍的,当然他那时候还是很年轻,可是比二十三岁稍微大了一点。

一九九三年之后接触藏传佛教,对我一生影响极大,事后想起来,似乎在一九八四年那次有幸和钦哲仁波切结缘时,仁波切就已经在我心中种下了种子一般。

当然,顽劣的我,花了九年才勉强冒了一点芽出来。不过,我还是觉得自己非常幸运,了解到很多人、包括钦哲仁波切,都一直在照顾我。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从加州闭关回来,一回来就碰上钦哲仁波切在中央日报大楼讲课,讲三天。

又是一个似有安排的因缘,我就去了。 那一阵子,因为完全被《西藏生死书》所震憾,光那一年,大概就看了大概五遍,而且书不离手。 所以我去听钦哲仁波切讲课的时候,手上也还带着那本书。

我记得他最后一天讲完了,有人要求要皈依,他说好,要皈依的人站起来,然后他就走下来,跟每一个要皈依的人握手,算是皈依!我也跑去跟他握手皈依,而且请他在书中前一世宗萨钦哲仁波切的照片上签字。

我记得当他看到那个照片时,他说了一句:「 Oh ! my God !」,然后签了DKR三个字。 事隔九年,我第一次闭关回来就又碰上钦哲仁波切,似乎很巧,大概后来才知道,大概不是很巧。一九九五年有一次,我在暑假跟太太、小孩去美国旧金山玩,又发现钦哲仁波切在那里开课,讲萨迦派的「远离四种执着」。

那一次是Jimmy翻译的,在一个大学的教室中,大概有五十个人左右吧。我记得在有一天中午休息的时候,仁波切自己一个人坐在院子里面晒太阳,我就跑去跟他讲话,就随便聊了两句。

当然,那几天太太带小孩去 shopping花钱去了。那一阵子很奇怪,我去伦敦,跟太太、跟两个朋友去玩,结果正好碰上索甲仁波切在那里开示,结果又是我太太去花钱,我去听开示。

飞来飞去就是一直碰到有这种机缘可以去接受教法。后来又有一次钦哲仁波切去法国 Lerab Ling ,接受了他重要的一个灌顶。 陆陆续续,有一些机缘与仁波切亲近。

前几年,大概是仁波切觉得我很不行了,就出现比较多了。 开始正式成为钦哲仁波切的弟子是在仁波切在台湾教入中论第二年的前夕,我在丁乃竺家与仁波切见面。 从那次以后,就开始持续有机会听闻仁波切的开示与教法,也因而有这个因缘把这个本来没什么用的地方提供给仁波切做为中心之用。

而自从那一次上入中论以后,每一年我都参加没有缺席,不过常常听到一半都睡着了,而且我承认常常第二年就忘记第一年讲什么。 二000年时,很荣幸又很幸运可以跟着钦哲仁波切去五台山。

还记得到北京转机时,机场空无一人,然后就看到仁波切一个人站在那里。 又有幸与他从北京一路到五台山。跟着文殊师利菩萨去五台山是会有过度兴奋的状况的,我记得有一天晚餐时,几个朋友跟我同一桌,好像有人怂恿我跟仁波切请法,请他在台湾讲巴楚仁波切的《普贤上师言教》。

他坐到我们这一桌时,我就说了。我记得很清楚仁波切看着我,说 OK ,我跟你make a deal (做个交易),你把它翻译出来,我就教。

我说 No ,仁波切,我没有这个能力。 他又瞪着我,看了三秒钟,说 Yes, you can (是的,你能)。 他说你不用把它翻成很美的文章,你只要先翻过一次,我们一边上课,一边修改。

这时候有人跑出来救命,有一位杨小姐,她今天没有来,然后说还有两位可以翻译。 我们就说 Jimmy当然要翻译啰,虽然Jimmy不在,但是我们认为所有的事情 Jimmy都应该有一份,然后我们就分成四段,然后就把大家最不喜欢的、讲地狱的那一段给 Jimmy ,因为他不在,被我们善意地安排了。

我分到第三段。 回到台湾后就开始翻译,我觉得这个事情有点严重,所以我排了一个 schedule (时间表),算了一下, 如果一天翻一页的话,我应该可以在几个月内把它翻完。

当然我不太可能一天翻一页,所以我就每个周末翻七页,我翻七页,大概要差不多四、五个钟头,我的中文很差,速度很慢,可是几个月后,竟然把 多四、五个钟头,我的中文很差,速度很慢,可是几个月后,竟然把它翻完了。

翻完了以后才发现,除了 Serena Yang完成的一个章节, 其它人都还没有翻。 可是后来就停了一阵子,然后每次钦哲仁波切一来,我就觉得好像欠了一个什么东西,很尴尬。

去年开始,我就再从第一章翻起,不过后来就越来越慢。 我跟大家承认,我现在大概是翻到百分之四十左右。我最近又把它拿了出来,我想再来订一个schedule ,这个在五台山上文殊师利菩萨交待的功课,做太久好像不太好,我希望可以在短期内,(不敢答应时间),把它翻出来。

到了二00一年,又有机会跟着仁波切去宗萨寺,对我来讲那又是一个很重大的经验。到了成都坐很糟糕的车,三天后才到宗萨寺。

然后我们又骑马骑了一天才到了一个莲花生大士曾经闭关修行的山洞,在那儿见到了仁波切跟各国来的学生。在那里看到宗萨寺,看到当地人是如何渴望和尊敬仁波切。 仁波切回到宗萨寺的时候,居民在满山满谷都焚松放烟,家家户户把所有能够装花的东西,不管是什么可乐的瓶子、茶杯、嗽口杯,所有能装花的全部都放在门口来欢迎仁波切。

我们在接近宗萨寺的时候,忽然碰到二百个全副武装的康巴战士,那个景象,完全令人忘记今夕何夕,以为是在十六、十七世纪!

他们都穿豹皮呀、虎皮呀、刀呀、全副武装,马也全副武装,保护仁波切进来宗萨。我们先走,当仁波切抵达时,前面先有一个由大约三、四十个最酷的年轻人开导的摩托车队,全部都装饰齐全,擦的亮亮的,然后是二百个武士,跟随再大概有一百位喇嘛全部都穿戴整齐,吹号、 笛子等等,然后仁波切坐了一匹白马进来。

(问:仁波切的表情是什么样子?)他表情很尴尬。 然后他们就在那边表演,摩托车绕啊、马啊,很多节目,四个村庄全部都来了,那村庄是很远的,要走很久才会到。

然后我们就跟他坐在同一个帐篷里面,帐篷外面围满了人,大家就是想要看一眼仁波切就心满意足了。 我坐在那儿,觉得很惭愧, 我们如此幸运有机会和仁波切在一起,却常常忘记了这是多珍贵的事情。

我们也去了仁波切的房间,是根据以前的样子重建的,那个房间就是在《西藏生死书》里面索甲仁波切写前一世宗萨钦哲仁波切那个如「诸神的天堂」的房间,非常殊胜。

虽然五台山和宗萨寺两趟旅行 表面上都好像是旅游活动,可是我自己却觉得心灵上收获很多。去年我又有幸去不丹看仁波切拍新的电影,大概是最后十天左右。 因为仁波切的启发与鼓励,我开始想去实现年轻时的一个梦想--拍电影。

去年暑假去简短学了电影之后,到不丹去看真正的电影拍摄是非常有收获的一趟旅程。虽然只有几天,可是我学到很多。 当时电影已经快要拍完了,仁波切是导演,指挥所有的人拍电影,他真的是气定神闲的样子。

事实上拍电影是一个很复杂繁琐的工作。 结果最后几天,演老头的那个人忽然不见了。当天早上我看到 Noa Jones (新片的秘书)的脸色是苍白的,演员不见,家里的人不知道他去哪里,有人打听到说他跑去印度德里了,只剩两天就要杀青,人却不见了。

整个团队的气氛就变得很不一样,所有的人都变成很紧张。 后来仁波切来了,他就说「喔,刚刚新消息,他在德里卖苹果,剩下两个卖完他就回来」,真的?假的? 大家还是很紧张,当然那是他随便讲的。

大概全印度的西藏组织全部都在找这个人,就仁波切一个人,好像完全没事一样,每个人都很紧张,他完全没有一点皱眉头,或烦恼。我在旁边观察他,我觉得他实在是很了不起,因为我们仁波切常常都喜欢开玩笑,在这种危急的时候,我们一般人都会觉得天快塌下来了。

过了一阵子,我就听说他坐在计算机前面,把剧本改了,然后他说改过之后反而更好。 事实上那个人不见了反而让他改了剧本,结果还真的比较好,真的是把逆境转为顺境的活生生的例子。

然后就改了,没事了,继续拍。 过了二天,这个人又回来了,他们就把他带到仁波切面前来谢罪,仁波切看了他一眼,跟他讲了一个他习惯的那种笑话,就好像没事一般。

回来就回来,也完全没有说什么,就开他一个玩笑而已。然后电影就拍完了。 我真的觉得学到很大的一课。(问:仁波切有把剧本改回来吗?)他没有改回来,我亲身看到,当然我们都知道仁波切很伟大,修行很高,不过在处理这种我们认为是世俗的事情,事实上他处理的方法真的是令我们非常佩服。

当然有一个事情要讲,虽然我自己没有亲身碰到,可是我一去不丹他们就跟我讲,所以我跟大家分享。 就是在电影中,有一场就是晚上和尚在一个大石头下讲故事,大石头上面画了莲花生大士的像,据说那个场景本来是要拍一天就拍完,可是很奇怪什么事情都不顺利,一下这个一下那个,甚至在第二天发生照相机自己倒了下来的严重事情。

钦哲仁波切和秋林仁波切就每天晚上修法。

结果本来要拍一天的工作花了五天才拍完。可是在第五天清晨, Mal Watson跟我说,大晴天的天上下下来一种软的冰雹(我没看过),然后他们拍完最后一个镜头的那一剎那,天空出现了一个双道彩虹(电影上有),另外有六只黑脖子的鹤,那是全世界只剩下几百只,不丹稀有的动物,从彩虹下飞过去。

这时,附近的村民都来了,跟仁波切顶礼,谢谢仁波切。他们说这地方本来不平静,造成他们很大的麻烦,村民谢谢仁波切来这里,把这个地方平息了。

据说仁波切当场就跟所有的村民开示。 我想说的是,仁波切在我们看得见的活动里面,比如像拍电影等等,已经够忙碌了,其实他还在我们看不见的层面,替众生做很多其它的事情,同时在解决很多问题。

我实在很有幸,能跟着宗萨钦哲仁波切,上了他很多的课,得到许多教法。 他也非常照顾我,常常在我很彷徨或有需要的的时候,他就会出现,我实在非常非常地感激。 包括回想起来,将近二十年前就有缘碰上他,中间虽然有一大段没有连续的日子,加上后来不经意的去上了入中论,回头一看大概有六七年了吧,许多事情却都串了起来,都是有道理的,越来越深入。

今年又去旧金山听《入中论》,就觉得比较轻松,仁波切问我说,我在这里讲和台北有什么不同,坦白讲我忘了,可是觉得好像比较听得懂了。

愿我能永远跟随钦哲仁波切,直到证悟。 2003年读书会姚仁喜讲谈与校稿,赖丽娟中文缮写。 摘自《柔和声》第1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