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春平《步步高》 官场小说新突破——读《步步高》

陕西作家李春平长篇新作《步步高》出版后,在文坛引起反响,被认为是一部“关注执政智慧和领导艺术”的新官场小说。雷达、陆文虎、肖云儒、毛时安等评论家近日汇聚沪上,由《步步高》看当今官场文学的流行、官场小说的得与失。

陆文虎(解放军艺术学院院长):

近年来的官场小说很多,《步步高》是别开生面的一部,写了古长书这样一个全新的文学形象。做官的不都是坏人,这中间有不少好干部,有不少优秀分子,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这是我们必须看到的光明的一面。古长书可贵的是,在复杂的环境中,没有与那些肮脏的东西沆瀣一气,而是坚守着自己做人和做官的一贯操守。

古人讲“慎独”,讲“独善其身”,古长书不光是讲一个人的“慎独”,讲一个人的“独善其身”,他还要用自己的行为使周围的小环境发生改变,从而改变人们的精神世界,改变人们对政府和政府官员的看法。

这就是领导的影响力的作用,是值得肯定的。古长书的执政行为,是讲技巧的、光明磊落的、充满智慧的。生活中,我们需要古长书这样的领导;文学上,我们也需要古长书这样的艺术形象。

肖云儒(陕西省文联副主席):

官场文学流行,是近年来重要的文化现象。此类作品不但以大印数和大销量覆盖文化市场,而且通过报刊的连载和影视改编广泛渗透进社会生活,转化为街谈巷议。在一些有见地的作家的努力下,官场文学的审美品位提高很快。可以看出,李春平不是带着对官场先验的看法,以采集来的素材为写作资源。

作者身在其中十几年,对官场的酸甜苦辣有深切、痛切的感受。对他而言,官场已不止是生活,而是生涯;已不止是生活素材,早成了人生经历和感情烙印。

身处其中而后又跳出三界之外,从民众、精英和社会的大视角上对这一段人生认真反刍、思考,丰沛的阅历被注进理性的光芒。作者对官场弊病有着鞭辟入里的透析,对官场人物又有着热切、善意的理解,更有理想主义的期冀,因而能在官场的杂色中发掘出美善的亮色来,从而提升了官场文学的审美品位。如果要说不足的话,只是笔墨还可以更展开,写得更细腻充分。

雷达(中国作协创作研究室研究员):

以前一个时期,人们对官场小说是抱有成见的,似乎因为写了官场而影响了它的文学价值。其实,官场文学之盛行不衰,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乃是庞大深固的官场文化的必然反映。官场是政治、经济,欲望,人性的集中碰撞之地,官场的精神生态,决定着整个社会的政治文明状态。

在中国,官本位文化极为深厚,官场比起职场、商场、文场、情场来,是首脑,是中枢一般的“场”,它是进入中国政治生活的重要门径,是有可能形成宏大叙事的主要通道。我们有什么理由简单化地排斥官场文学呢?作家创作,问题不在于是否写了官场,而在于怎样写,这是一个常识。

《步步高》的价值在于:一般小说写官场,无非是反腐倡廉和展示官场的生存相,以其权力角逐的惊心动魄,贪污腐化的人性沦丧来吸引读者,很少有人像《步步高》的作者这样,正面地、主动地,以独到的眼光去研究从政经验,领导艺术和执政能力。李春平善于讲故事,叙述干净利落,语言有趣,可读性强。对西部县城文化,颇为熟稔,因而叙事状物有声有色。

一个历史转型期新型领导形象

毛时安(上海市艺术创作中心主任):

在这个时代希望我们的文学既不要躲避崇高,也不要回避真实。没有真实的崇高是廉价虚伪的浪漫主义,没有崇高的真实是消极的写实主义。相反,崇高因真实而变得亲切可信,真实因崇高而有了力量方向。李春平小说《步步高》所追求的就是这个艰巨的美学目标。

在主人公古长书身上,他没有刻意地去拔高,而是让主人公的崇高始终面对真实的生活和真实的自我,穿越真实,完成了人格的升华,也完成了自己力所能及的社会理想。这一切,使李春平的作品跨越了昨日的自我,也跨越了官场小说、黑幕小说的藩篱。

刘玉琴(人民日报高级记者):

执政智慧和领导艺术是一个热门话题,但写不好会流于空泛,创作难度是很大的。小说《步步高》从独特的视角,以极强的故事性,勾勒出古长书仕途的步步高升图,显示出作者对现实生活和社会政治的敏锐思考和政治期待。小说的独特之处在于塑造了一个历史转型期的新型领导形象,这一形象虽带有作者的理想主义色彩,倒也真实可信。

关于作者

李春平,当代作家,上世纪60年代出生,陕西省紫阳县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在党政机关工作十年,现在上海从事职业创作。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上海是个滩》《上海夜色秀》《我的多情玩伴》《奈何天》《李春平长篇小说文集》等;史志性长篇报告文学《辞海纪事》。中篇小说30余部,其中《玻璃是透明的》被北京电影制片厂搬上银幕。

(《步步高》李春平著,春风文艺出版社2005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