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冬梅司马光 《百家讲坛》特邀主讲人赵冬梅孔目湖讲坛解读司马光和他的时代
“我要讲一个人的故事,但更重要的是要透过这个人讲述他所处的时代的故事,时代造就人,人也同时具有改变时代的能力,每个人的行为都或多或少地影响着这个时代。”近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百家讲坛》特邀主讲人赵冬梅女士做客孔目湖讲坛,为广大听众带来题为《司马光和他的时代》的精彩讲座。
走近司马君实
“司马光是一个熟悉的陌生人,熟悉是大家对他‘砸缸救友’、著有《资治通鉴》以及站在王安石变法的对立面的认识,但是这些并不是司马光的全部,甚至有些说法还有偏差。”赵冬梅说。
赵冬梅说,司马光有四个身份:司马家的孝子,从小刻苦好学的司马光在考中进士为官时一直追随其父司马池,承欢膝下,后来父母先后过世,他便为父母守孝54个月;宰相庞籍的好学生,与庞籍的父子因缘,使得他成为庞籍的秘书和助手,而庞籍更是用自己的政治生命哺育司马光;宋王朝最出色的谏官之一,他作为一个真正的谏官,在谏院五载,平均每月都要写3到4道谏书,上起皇帝下至文武百官,司马光都是直言不讳。
赵冬梅总结到:“司马光首先是家的孝子,然后才是国的忠臣。”同时赵冬梅还告诫听众,要学会批评,要做一个温和而坚定的批评者,有问题要说出来,但是说话的方式要让对方愿意听。
赵冬梅介绍,“诚”是司马光的人格特质,他光明磊落,而且勇于赴义。司马光重视秩序,他的理想秩序是朝堂之上多种意见并存讨论,“人臣各献其谋,而人君裁决其是非”;朝廷要尊重百姓的生活“民实神主,神实民休。百姓不粒,谁供神役?”同时,赵冬梅又指出作为一个政治家,司马光有很大的缺陷,太过顺利的仕途使得他缺乏独当一面的实际工作历练,并且他太过于尊重原则,具有“道德洁癖”。
漫步北宋年间
“这样的一个生命,为怎样的时代所造就?他和他的时代之间又将有怎样的互动?”赵冬梅说司马光的时代有三个关键词:一个朝代、两种制度、四个皇帝。
一个朝代,即宋朝。赵冬梅说,宋朝是一个伟大的时代之一,一个开放的、生机勃勃的时代,是华夏文明的巅峰期。在技术上,雕版印刷术的发明意味着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的信息爆炸;在商业上,宋朝的开封是第一个有夜生活、可以临街为市的城市;在文化上,宋诗可以和唐诗双峰并峙,宋词、散文。陈寅恪先生曾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
两种制度,即科举制和士大夫政治。赵冬梅说,其实“中国梦”在宋朝真的实现过。她认为“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就是“中国梦”,百姓可以通过科举改变自己和家族的命运,考试技术的进步也让科举制更加的公平。赵冬梅说,士大夫即学者官僚,是指那些通过读书应举进入到官僚集团中的人。
宋朝是在皇帝制度下的士大夫政治最好的状态,这一时期政治风气宽容,皇帝不杀大臣,不杀言事官,而官员也有理想有操守,有着“大忠”情怀,他们是忠于天下而非忠于皇帝一人,形成了自我调整、自我纠偏的政治机制。
四个皇帝即仁宗、英宗、神宗、哲宗。仁宗和英宗是一对在内心深处抵死不愿相认的“非亲父子”,司马光在仁宗和英宗间则担当着调和的角色。神宗继位后承担了开疆拓土的责任,但是经历了仁宗英宗的宋朝国家面临着官冗兵冗财政困难的问题,王安石新法实现了神宗开疆拓土的愿望,司马光也因与王安石观点不同,闲居洛阳。
哲宗继位后,太皇太后当政请司马光从洛阳回来担负起政策调整、人事变动和风气修复的重任。“但是因为司马光是一个孤独的领袖,他虽然有强大的号召力但缺乏领导力的领导,面对这样的重任,他做不到。”赵冬梅总结到。
最后,赵冬梅耐心回答了听众的问题,同时解释到,司马光不是反对改革变法,他只是不支持王安石的变法,认为其用力过猛。她告诫听众,看历史,眼界要放的更加广阔,政治不是两个人的斗争,而是在当时环境下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角度对国家整体利益的考量,作为新一代的我们应该要学会思考,学会换个角度看问题。(摄影/李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