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蔚如抗日 抗日名将孙蔚如将军

虽然战事频频,内争不已,孙蔚如一直关心日本侵略中国问题。他在《平甘通电》中表示:“本阋墙外侮之心”,“恢复协力对外,以报仇雪耻,规复疆土。”12月10日控制兰州,稍事安顿后,即于12月中旬迫不及待地致电第17路军总指挥部参谋处,要求详细了解日本侵华情形及我国备战程度,并希望随时得知势态发展情况:“自暴日强占东省,举国愤慨,我界同胞,尤深切齿、灭此朝食、咸具决心。

……究竟暴日逞凶情形,及我方备战程度若何,请为祥示,并将讨日消息,时时电知,至深切盼。

”面对蒋介石对外奉行妥协,对内排除异己,继续进行反共内战的倒行逆施,他内心对蒋介石产生了强烈不满。为了实现自己的报国救国大志,他与杨虎城、杜斌丞等人经过多次秘密计议,决心与革命力量联络,谋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从1933年开始,孙蔚如在陕南“剿共”前线,以第17路军全权代表身份,与中共红四方面军沟通联系、建立秘密停战关系。他先后11次派军部少校参谋武志平(中共地下党员)赴川北苏区与红军联系,红四方面军也派徐以新两次到汉中与孙蔚如谈判互不侵犯问题。

孙致信红军将领徐向前、陈昌浩说:“当前日寇凭陵,国势阽危。凡有血气者,莫不痛心疾首”,“各党派对政治见解有所不同,尽可开诚商议,岂容兵戎相见,兄弟阋墙,而置外患于不顾!

”“深愿停战议和,共同反蒋抗日。”孙在与徐以新会谈中表示,西北第17路军是有革命传统的,个人对共产党人是抱友好态度的,希望红军将胡宗南部挤出陇南以至整个西北,第17路军不向红军作真正的进攻,并愿给红军作后方掩护和接济适量军事物资。

双方达成协议,形成了停战合作的局面。在与红军停战合作的两年中,他始终以互谅互让、维护和局的原则处理双方之间的关系,遵守共同协议,放松了与红军驻地接界地区的盘查限制,为红军的对外联系和物资交流创造了较宽松的条件。

他还送给红四方面军一整套四川北部(包括甘南、陕南各县)的军事地图和一些通讯器材、医药器械等物品。此外,他在所辖驻防区内减小对人民群众的抗日民主运动及革命活动的压力,使其得到相当的发展。

1935年秋,孙部先后驻防关中、陕北。华北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共中央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全国抗日潮流澎湃向前。孙蔚如同杨虎城一样,积极执行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方针,通过各种渠道打通与中国共产党及红军的联系,重建某种形式的合作关系。

1936年秋,他托人向中共中央转告:“38军愿同红军互不侵犯,建立联系,互助合作,共同抗日。”中共中央对孙的态度“极表欢迎”。毛泽东在致孙的信中指出:“今则西北大局益急,舍联合抗日无以自救救国……自即日起,双方即应取消敌对行为,各守原防,互不侵犯。

”同时,毛泽东还将发出不久的中共中央《致中国国民党书》送一份给孙。此后,驻防陕北“剿共”前线的孙蔚如,暗中掩护中共和红军的人员、物资过境,形成了与红军合作抗日的局面。

西安事变时,杨虎城召孙开会部署当夜行动,他当即表示坚决拥护张、杨,主张:“要干就干到底!”当夜行动时,他在西安绥靖公署内配合张、杨掌握全局。在西安事变期间,他担任军事顾问团召集人、西安戒严司令、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负责人、抗日援绥第1军团军团长。

12月25日,各方达成初步协议后,蒋介石被释放回南京,但陕西形势却异常紧张,张学良送蒋返宁被扣,而将事变机动处置权交杨虎城。但杨虎城根本无法协调东北军的行动,东北军内部矛盾重重,和战两派之间剑拔弩张。主张和平解决而又具有实力的东北军高级将领王以哲成了两派斗争的牺牲品,杨虎城部也被蒋分化瓦解,孙蔚如成了杨虎城手下最具实力的高级将领。

另外,蒋的嫡系部队源源开进陕西,压迫东北军和17路军,南京政府又逼迫杨虎城离军出国考察。

在这种情况下,孙蔚如虽对和议条件多有争执,但他与杨虎城和中共代表周恩来的态度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将张、杨发动兵谏的初衷贯彻到底,主张和平解决,建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决反对内战再起。

西安事变后,杨虎城被迫出国,孙接任陕西省政府主席,第17路军被缩编为第38军,孙任军长,成为陕西省的军政主要领导人。他以极大的耐心,平和的策略,煞费苦心地协调各方面的关系,保护了西安事变的成果,迎接了抗日战争的到来。

坚持国共合作 坚决抗战到底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孙蔚如派出第17师(师长赵寿山)、第177师之529旅(旅长许权中)、教导团(团长李振西)次第开赴抗日前线,参加了保定、娘子关、忻口诸战役,以重大的牺牲迟滞了日寇的军事进展。

娘子关战役和忻口战役后,孙部前方军队西撤黄河沿岸休整。中共中央派南汉宸率领慰问团前往慰问,并对孙部班长以上干部多次讲解抗战形势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毛泽东等人还亲切接见了赵寿山。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孙部提出了“三大禁令”(禁嫖、禁赌、禁吸大烟)和“四大口号”(人事公开、经济公开、自我教育、自觉纪律)。

1938年2月,第17师和第529旅进入晋东南太行山区开展游击战,属太行山东路军战斗序列,归朱德和彭德怀指挥。在与八路军合作中,建立了内部政治工作,还秘密建立了共产党的工作委员会,进一步改善了与人民群众的关系。这年6月,配合八路军,收复了上党地区19个县。

孙蔚如在陕西省政府主席任上,密切注视着抗日战争局势的变化。当台儿庄大战取得重大胜利时,他在省政府工作人员的集会上谈了自己的看法:“此次台儿庄会战,我获空前胜利。举国欢腾,在提高抗战信心及振发士气上说,其意义不可不谓重大。

但吾人须认识……我国反抗侵略战争,其唯一武器,厥为持久战略,愈持久则愈使敌人困难,愈于我有利。”“我国唯一之战略,是在利用我广大之土地,与众多之人民,作持久抗战,以其消耗敌人兵力,然后进而作积极之歼灭战,以争取最后胜利”。

他针对社会上高涨一时的“抗战速胜”论,教育部属发扬坚韧抗战的精神:“现在抗战尚在中途,距最后决定胜败之期,仍属遥远。”“其过程中之胜败,实不必过于重视……希望国人勿生胜骄败馁心理,应更坚毅沉着,以争取最后胜利。”

1938年7月,孙部改编为第31军团,辖第38军和第96军两个军及军团部直辖的教导、骑兵两个团。孙蔚如解去省主席职务,任军团长,率在陕各部由大庆关东渡黄河对日作战。永济战役后,留一旅在永济、虞乡一带以运动战担负守卫任务,主力在解县、运城、安邑、夏县一带守卫中条山西段。

孙部防地横跨三百余里,纵深三四十里,为华北地区守卫黄河、阻敌南犯西侵的重要战场之一。11月,孙部又改编为第4集团军,孙任总司令,所辖部队除原有两军外,又辖川军李家钰之第47军。

1939年6月6日,日军牛岛第20师团、川岸第37师团之一个旅团,配属野炮第26联队、山炮第一联队、空军山口集成飞行队(有战斗机和轰炸机共38架),分九路进犯平陆、茅津、大巨20里岭防地。

孙蔚如主动将部队后撤平陆,敌跟踪进逼,将孙部主力包围于平陆北岸。孙后撤已毕后,即令第96军军长李兴忠率陈式玉之第177师、孔从周之独立第46旅,由敌正面突入,歼敌步兵一大队、山炮一中队。

经过十昼夜激战,歼敌逾万(日军在运城追悼士官以上阵亡者,所列骨灰罐即达1700余个),完全恢复原有阵地,打破了日军扫荡中条山之企图。孙部也伤亡5000余人。1940年8月,他为策应八路军“百团大战”,派出部队在同蒲铁路南段沿线,深入敌后分散游击,破坏铁路、公路,使敌交通干线不能正常运行。

这种与八路军相似的游击战法,有力地策应了“百团大战”。孙蔚如率部防守中条山两年多,以伤亡两万余人的代价,先后11次粉碎了日军的扫荡,大量杀伤了敌人。日军牛岛之第20师团在中条山与孙部对战,曾先后补充新兵19次。日军称中条山为其华北战场上的“盲肠炎”,国人则把第4集团军称为“中条山铁柱子”。

1940年11月,第四集团军调防河南,守备黄河以南之偃师、巩县、汜水、荥阳、广武百余里防线,在次年10月广武地区战役中,配合其他部队收复郑州。

1941年“皖南事变”之后,各民主党派的负责人积极酝酿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孙蔚如与杜斌丞商议推动抗日民主运动之事,并同赴重庆,察看民主运动的发展组合情形,还先后由人介绍拜见了李济深、沈钧儒、陈铭枢、杨杰等爱国民主人士,交换对时局的看法。

孙因身份关系,且又受着国民党政府的疑忌,只是一般地了解情况,并从团结抗日的大局出发,原则地表达了自己的意见,没有具体地介入组织事宜。但是,当随后成都派人找他商量集股办公司,借以掩护抗日民主运动并筹措活动经费的时候,他便慷慨解囊资助,由杜斌丞出名办理此事。他还经过杜之手一次转交陕西地区民主运动的喉舌《秦风日报》两万元。此后,他多次援助进步民主人士。

1943年春,孙蔚如奉命赴渝述职。他向蒋介石汇报了第4集团军的军务和驻防区的情况,蒋表示赞许。谈话中蒋不无担忧地说:“明年是个甲申之年。甲申年历来是个兵戈之年,看来怕是我们难度的一年吧!”孙趁蒋话罢沉默之机,插言道:“甲申年虽是个兵戈之年,但清兵甲申年入关,乃是凭借了吴三桂的力量。

我们今天只要不再出现吴三桂那样的人物,甲申年也容易度过。”他看蒋一时不想说话,索性根据蒋出的“甲申年是否吉凶”这一有关《周易》的题目,大谈象数与义理之学,借以表达自己的抗日立场和必胜信心:“甲申之后是乙酉。

当年黄帝令大挠造甲子,到乙酉年就擒了蚩尤,统一了华夏;看来乙酉年还是个平安之年。从《易经》推算,乙酉年能化凶为吉。

因为‘日’到‘酉’必落,所以乙酉年(1945年)必能取得抗战胜利。”一番话娓娓道来,“有根有据”,稳操胜算的赤胆忠心溢于言表,蒋介石听惯了干巴巴的工作汇报和难测真假的程式化决心表达,乍一听这番观点鲜明简单,而其逻辑分析又无法认真对待的有声有色的“宏论”,顿觉耳目一新,竟听得笑了起来,不禁对孙的博学表示赞佩:“没看出你还是一位儒将呢!

”其实孙引证的史实并非都有确证,他只是在表达自己的抗战观点罢了。事后,他曾对自己的秘书谈起此事:“大挠造甲子,史书上有记载。但黄帝擒蚩尤究系何年,却无从考证。”

1944年3月,在豫西战役中,有20万军队的汤恩伯一触即溃,使日军连陷广武、汜水、襄城、临汝、宜阳等县,直逼龙门。孙部第4集团军在虎牢关激战7日夜,杀伤日军数千人,坚守阵地两周之久。敌军不能越雷池一步,乃转而以主力进攻汤恩伯阵地。

5月初,龙门陷落,孙部奉命转移阵地至洛阳以东。随后,国民党军队大多已溃乱不堪,纷纷西撤,孙部则奉命掩护,在宜阳之韩城镇地区与日军相遇。孙部乘敌立足未稳,出其不意,猛烈逆袭,予敌重创,在完成任务后从容西退。

毛泽东在豫西战役开始不久,即肯定了第4集团军的英勇抗日精神:“河南战役已打了一个多月。敌人不过几个师团,国民党几十万军队不战而溃,只有杂牌军还能打一下。汤恩伯部官脱兵离,军脱民离,混乱不堪,损失2/3以上。胡宗南派到河南的几个师,也是一触即溃。”日本人在几次新闻广播中,均承认在豫西战役中,只与第4集团军打了两仗,并承认未能击破其主力。

豫西战役后,蒋介石有功不赏,还极力瓦解排挤第4集团军,派来不少特务调查孙部情况。特务到处散布说,这支部队藏有很多共产党人,特别是其主力38军被赤化了,并向蒋介石报告:38军之所以有战斗力,就是因为有共产党的秘密组织,就连赵寿山军长也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蒋介石命令孙蔚如撤查回报。孙当即电蒋:“如果赵寿山是共产党,就杀我的头!”蒋介石只得以釜底抽薪的办法施加压力,将赵寿山调到重庆受训,然后以晋升赵为第3集团军总司令(驻甘肃武威)的手段砍掉第4集团军的一根支柱与孙蔚如的一条臂膀,然后调其嫡系张耀明为第38军军长,用以压制、赶走这个军的共产党人和进步军官,并阴谋杀害中共地下负责人梁励生。

张耀明在训话中以侮辱性的挑衅语言讲中共问题,要共产党人站出来。

孙并不确切知道有多少人的中共党员身份,但他明确表示:“如果张耀明敢枪毙梁励生,我就枪毙他这个军长。”他把张耀明召到集团军总部,从抗日大局和第4集团军的利益出发,严厉批评了张耀明,使张耀明的反共气焰有所收敛。

孙蔚如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都坚持了国共合作的立场,中国共产党对他的这一进步立场是深知的,毛泽东曾称赞以17路军为前身的第38军是“我党统一战线工作的一个典范”。

1944年6月,孙蔚如以战功升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任第4集团军总司令。是年秋,他从种种迹象敏锐地觉察到,抗日战争的胜利已为期不远,蒋介石的反共政策正在顽固地推行,国内的阶级矛盾正在上升,历史透镜的焦点似乎正在转移。

在抗战未胜的情况下,国共矛盾激化,他认为是很糟糕的。他在轮流召见少校以上军官时忧心忡忡地说:“日寇已成强弩之末,无力进犯。只要国人团结一致,一定会抗战必胜,建国必成;但又有人说共产党游而不击,我看不是事实。现在看来又有内讧的危险。”

1945年6月,孙蔚如升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实际上失去了对第4集团军的指挥权。他将属下张镜白部编为警卫团带往六战区,驻湖北恩施。但他与原部属中继续带兵的核心将领孔从周始终保持密电联系。后来孔从周、刘威诚等中共秘密党员在蒋介石企图完全瓦解甚至消灭这支部队的情况下,依据中共中央指示,先后于1945年7月中旬和1946年5月中旬率所部奔赴解放区,在邯郸成立西北民主联军第38军。

中共中央领导人周恩来对孙蔚如说,38军番号不变,除清除少数国特破坏分子外,人员组成不变,均团结共事,不受歧视;同时又指出,只是暂时分开行动,将来会合有期,并不忘记孙将军。

孙蔚如在第六战区时与中国共产党人董必武保持朋友往来,在重庆曾与中共南方局领导人之一徐冰(当时名邢西萍)会见,商谈与中共部队协同作战事宜。

当得知叶挺将军被软禁在距恩施驻地不远的乡村时,便派遣总司令部秘书长连瑞跨(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与中共有联系)利用关系两次代表他去探望叶挺,送钱送药,关照备至。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孙受任武汉战区受降主官,19天共解除日军武装21万人,接收工厂、仓库等三百余所,编遣伪军叶蓬部邹平凡、李宝莲、公秉藩等3个军9万余人。他还创办了日文报纸《正义报》,对日军和日侨进行宣传教育。

他夜以继日地奔波运筹,暂时放弃了很多业余嗜好,甚至连很多人请他题匾额、书字号、写条幅这样乐于施为之事,也请一名其书体风格与他酷肖的总部文人以他的名义代劳。但他的努力并没有带来预想的结果。

受降过程中出现了越演越烈的贪污、抢劫问题,他也只能徒唤奈何了。他在受降前的准备中,曾制定“受降约法”,其中有“凡我军官兵有抢劫、侮辱妇女、敲诈俘虏者,一律严惩不贷……”等条文,在国民党的腐败统治下,只是一纸空文而已。

顺应时代潮流 迎接全国解放

抗日战争胜利后,随着蒋介石挑起内战的步伐加速,孙蔚如对时局的发展越来越悲观,处于无力无权的地位,加上顾虑自己的言行不慎会影响杨虎城在狱中的安全,因此,意态十分消沉,对国内风云取避、战观战之策。他致电辞职归田,但被蒋拒绝。为防被蒋介石吃掉,他把从第4集团军带来的警卫团扩编为旅。

1946年春,第六战区改组为武汉行营,旋改行辕,以程潜为主任,孙为副主任,完全成为有职无权的备员,他又电呈辞职而未获准。此时,全面内战已经展开。孙每天除去办公室转一趟外,其余时间均是读书看报,练习书法,与秘书下围棋、聊天。

1948年,武汉行辕撤销,孙调任战略顾问委员会,作了一名对内战不顾不问的委员,程潜被任命为湖南省政府主席兼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孙与程商量,将警卫旅再次扩编为第232师,由程带去长沙,托程照护这点17路军的老底子。

1948年底,解放战争已近尾声,蒋介石政权已呈土崩瓦解之势,正准备逃往台湾。孙蔚如认为自己:“离开大陆,就对不起虎兄(杨虎城)和中华民族”,毅然决定留在大陆。他坚韧而有步骤地应对着:个人安全问题、蒋介石催逼他逃台的问题、营救杨虎城的问题、联系第232师的起义问题等。

为了使蒋介石放松对自己的戒心,从而保证自己的安全,也从而减轻杨虎城在狱中所受的压力,孙蔚如决定移居杭州,采取刘备居曹操处时用过的韬晦策略。他隐居简出,绝少出外联系、应酬,除每天坚持写日记,读书看报、练习书法、下棋打拳、散步聊天外,还在住所种了一大片蔬菜,每天和警卫人员一起劳动。

但他一直秘密保持对外联系,密切注意国内风云变幻。他交给胡振家(中共地下党员)一些钱,让其来往于杭州与上海之间,名为替他在上海做生意,如同很多国民党将领趁乱做生意一样,实际是建立并维持与中共党组织的联系。

孙蔚如在杭州期间,始终记挂着狱中的杨虎城,要在蒋介石政权即将垮台的最后关头,为营救杨虎城进行最后的努力。还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就两次向蒋介石请命释放杨,列举种种理由,甚至表示,他愿意作人质代坐牢,但均被拒绝。

此时,他又通过各种关系,与人联名上书请求,并托人四处打探。1949年初,蒋介石“引退”,李宗仁代理总统后,他和于右任等人的努力有了眉目,报纸上曾披露了释放杨的消息。他看到后,欣喜若狂,泪流满面,简单准备后,就赴南京迎杨。

然而,蒋介石仍旧大权在握,从中作梗,使得在南京翘首以待的孙蔚如失望而返。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传来杨将军及其狱中家属全部遇难的消息,他捶胸顿足,痛哭不已,愧悔自己未能达到营救目的。

1949年初,蒋介石威逼孙蔚如赴台,胡振家从上海来杭州转达周恩来的指示:“请孙将军无论如何设法留下来。”他以台湾尚未安排住房并且经济有困难为理由拖延赴台。蒋指示拨给经费和一栋房子,并说起程时安排专机。孙回答房子破烂,需要维修,并派愿赴台的人前去办理。

他还通过秘书送信到长沙,要跟随程潜到长沙的第232师相机起义(后程潜在长沙起义,就是以该师为警备进行的)。4月中旬,他以经沪赴台为名,迁移到由中共地下党组织选定的上海住址。

1949年5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上海,孙蔚如来到革命大家庭。第二天,陈毅司令员看望他,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邀请他北上参加即将举行的全国政治协商会议。

跟着中国共产党 走社会主义道路

1950年8月,孙蔚如经邵力子介绍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此后历任民革中央常委、民革陕西省委员会主委、陕西省第一、四届政治协商委员会副主席、陕西省第一、二、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陕西省副省长、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等职。

孙蔚如是真诚的爱国主义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他不断进取、不断自我完善、具有高尚的政治品质和道德修养。他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时刻督促自己“自我反省”,清除头脑中旧的思想,以适应社会主义潮流和党交给的工作。

他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深入钻研党和政府制定的各项方针政策,虚心向中共党员们求教,与同事们交流学习心得,并帮助后进者。在新的工作实践中,他经常用旧社会的腐败现象与新社会的万象更新加以对比,一方面自我改造,一方面动员群众。

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非常关心孙蔚如。一次,毛泽东在家中请孙蔚如等人吃饭,毛泽东关切地询问他的胃病是否还复发。他大为吃惊:“毛主席竟知道我在抗日时期动过胃部手术!”董必武语重心长地对他说:“孙先生待人宽厚,要注意,你的部下太多了,情况不了解的,不要应人之托,进行推荐。”党和人民的关怀,使他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

在社会主义改造中,他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些运动感到不适应,但是,坚信党的领导是正确的,极力从自己身上寻找不足之处,从社会主义建设的大局出发,充分理解广大人民群众的感情。在大跃进年代,他和人民群众保持一致,一起投入了运动,热情讴歌广大人民的冲天干劲,他还告诫从旧社会过来的人们:不要发生“不满、抵触等情绪”,“进一步加强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

在1959年—1962年的经济困难时期,他和全国人民一道,愤发图强,共渡难关,他在陕西省人民代表大会二届三次会议上号召民主党派“永远跟着共产党走,一心一意地走社会主义道路”。

朝鲜战争爆发后,他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以各种形式做抗美援朝的工作,还将自己在武汉的一座公寓捐献给国家购买飞机。他兼任陕西省抗美援朝分会副主席,停战后,作为西北人民的代表赴朝慰问人民志愿军和朝鲜军民,任中国人民第三届赴朝慰问团二总分团副团长。

孙蔚如始终关心祖国的统一大业。他时常撰写文章(公开发表50多篇),发表对台广播讲话,与在台故旧通信,表达对在台朋友和全体台胞的怀念之情,希望台湾的国民党军政人员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顺应民心及历史潮流,为祖国统一大业做出贡献。

他曾向据守海南岛的国民党官兵作广播讲话,劝他们认清大局,顺应潮流,弃暗投明,配合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海南岛的斗争。他坚决反对美国占领台湾海峡,插手中国内政,干扰中国人民的统一大业。

“文革”期间,孙蔚如默默地承受了巨大的冲击,却无法理解这一政治动荡。“四人帮”倒台后,他由衷地欢呼中共中央的英明决策。他病重时,给中共中央主席写信,表示要以有生之年,鞠躬尽力,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添砖加瓦。

1979年7月27日,孙蔚如因病逝世,享年83岁,骨灰安放在西安革命公墓。

(靳英辉)

主要参考文献:

1.孙蔚如:《自传》,1952年11月。

2.孙蔚如:《回忆录》,1942年。

3.常黎夫:《在孙蔚如先生追悼会上的悼词》,1979年8月9日。

采访对象:

孔从周 常黎夫 孙作宾 武志平 谈维熙 胡景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