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驳张维为 哀嚎吧!美分们!美衰中盛!台湾学者大反水!堪称台湾的张维为!

第四个思考:中国崛起引发世界秩序重组。 变化一,中国崛起和中国发展模式的出现,对世界而言是石破天惊的历史剧变。 对东亚来说,21世纪最重要的挑战就是去理解、应对中国崛起及其带来的世界秩序重组。过去300年里,只有4个历史事件可以跟中国崛起相提并论。

第一是18世纪英国的工业革命,第二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第三是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第四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美国的崛起。后两个事件深刻塑造了20世纪至今的世界秩序。

十月革命不仅将马克思的理论变为现实,也向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展现了另一条现代化之路,同时加剧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内部危机。美国崛起的影响更大,其完成了英国、西班牙、荷兰都不曾完成的霸业,在生产贸易、军事安全、货币金融和意识形态领域都建立起“一元化”的霸权。

变化二,中国崛起开启了人类历史上最快速的持续经济增长、幅员最大的全面工业化以及最大规模的减贫。 中国发展模式震动了西方,也让许多发展中国家思考,如何在社会公正、可持续发展和自由市场竞争间更好地取得平衡。

从大历史观看,中国的高速增长只是要恢复其曾在东亚和世界的地位,这也是“非西方世界”崛起的重要标志。 变化三,世界将越来越依赖中国。

2012年,美《外交政策》杂志与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分析中国正进行的城市化时认为,2025年,全球最具活力的75个城市中将有29个出现在中国,美只有13个,欧洲仅3个。2011年底,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分析和预测了中美过去10年和未来15年多项经济指标,其中中国钢产量2011年即达到美国的6.

6倍,手机拥有量达3.3倍,2015年底全球经济增长三成的贡献将来自中国。 之所以能带来世界秩序的重组,源自中国拥有三大得天独厚的优势。

优势一是特殊政治体制。 许多学者认为,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9年改革开放,中国前30年都浪费掉了。然而恰恰是这个时期,中国以高昂的社会代价建设了动员能力特别强的现代国家,完成了相当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将土地和工业资本全面公有化,建立了非常强的国家意识,这成为中国近30年快速发展的基础。

如果将中国与印度相比,社会政治体制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更为明显。20世纪50年代,印度与中国处在同一发展水平,到2014年,印成人识字率仍未赶上中国1990年的水平,在健康、卫生、平均寿命等指标上,印都落后20年以上。

西方媒体总是给印冠以“世界最大民主国家”的头衔,但印的民主只是空有其表,无法有效增进大多数民众的福祉,仍不能满足大多数普通民众(特别是妇女与穆斯林)的需求。

大多数曾在中印做过实地考察的学者都承认,中国政治体制的治理能力要远强于印度。 优势二是“规模大”。 中国可充分发挥“规模优势”及其带来的“磁吸效应”。

在现代经济中,许多核心产业若没有规模是无法发展的。韩国很难建立一个完整的航空工业体系,台湾也很难建起独立的高铁工业体系,因为它们都没有巨大的市场和规模。全球现在完整的航空工业体系只有两个:一是美国,其代表是波音公司;二是欧洲,其代表是空中客车公司。

因为美欧都有巨型的市场、人才储备和资源。第三个最有可能建成完整航空工业体系的是中国。 规模优势带来的“磁吸效应”也十分惊人。

全球500强企业基本上都制定了中国市场战略,韩国现代汽车将中国市场列为最重要的市场,其7个年产30万辆车的生产线中有5个设在中国。2014年现代汽车公司在中国市场销售量近100万辆,相当于其国内市场的3倍,也比在美市场的销量高出70%。

在跨国企业抢着挤进来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可对外资怎样进入中国,设定许多特别的、一般情况下跨国企业不会轻易答应的条件。如美通用汽车公司进入中国,就把新的研发中心放在上海,而对其他国家的要求,通用根本不会理睬,因为它们没有市场这个“筹码”。

因为有规模优势,中国已建立自己完整的科技与产业体系。例如,中国具有发射一个人造卫星所需的所有知识与技术体系。中国改革开放前30年的自力更生逼着它去建立一个完整体系。

虽然该体系的水平可能参差不齐,有的可能接近国际水平,有的还很落后,不过没有关系,一旦具备这样的体系,再去追赶、学习、模仿、改良都很快。 优势三是“后发优势”。

后发有时候是可以先至的,其中有许多要诀,例如可学习过去的经验,避免错误,少走冤枉路。特别是若有能力去模仿、复制,然后在复制的基础上再去改良,就可以进步神速。中国明显采取了“蛙跳式”的技术更新。

当其连普及有线电话都很困难的时候,却同时进入了无线与数字通信阶段。中国虽在第三代手机技术方面输给韩国与西欧,但却最早布局第四代和第五代移动通讯。中国的传统金融业尚未充分市场化,但“互联网金融”却冲到世界最前沿,这就是“蛙跳式”的技术更新。

到底是“世界的中国”还是“中国的世界”。2013年加州州长布朗访华,访问的目的是要引进中国的高铁系统,他特别乘坐了京津高铁。随访的《纽约时报》记者刊发系列评论感叹道,150年前中国曾帮加州修铁路,但那时只是输出苦力,现在中国有能力提供所有设备、技术、工程师和贷款。

这150年的变化可谓沧海桑田、主客易位。《纽约时报》评论反映出近20年来西方对中国态度的巨大转变。

20世纪90年代西方媒体围绕着“中国崩溃论”打转,等到中国安然度过亚洲金融危机,这波舆论明显退潮。21世纪头10年,西方媒体的焦点是“中国威胁论”,即中国是否会和平崛起,美能否坐视中国坐大,中美战略摊牌是否难以避免等。

随着中美经济依存日益紧密,以及中国成为带领世界走出金融危机的火车头,这一波舆论也明显减弱。 现在西方舆论的焦点则是中国崛起与国际秩序的关系,中国是更加融入世界,成为世界的中国,还是会另起炉灶,使世界成为中国的世界?英国《独立报》前副总编马丁?雅克与剑桥大学资深教授哈尔珀先后出版《当中国统治世界》与《北京说了算》,将这波舆论推向高潮。

西方主流媒体越来越担心崛起的中国会挑战西方建构的国际秩序。

他们担心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将挑战西方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的政治制度将比西式民主对发展中国家更有吸引力;甚至历史上的“朝贡体系”也会以某种形式再现,冲击美西方主导下的国际秩序。 西方世界的焦虑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100多年来,西方社会早已习惯以其为中心的世界观,早已习惯指导非西方社会,改变他人而非被他人改变。然而不同文明间相互激荡、交流与影响,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原动力。14世纪至17世纪,伊斯兰世界曾对欧洲文艺复兴与现代化转型产生巨大影响,但与之相伴随,却是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激烈冲突。

今天,中国与西方的关系也来到这样的路口,中西关系将进入一个充满摩擦、矛盾甚至冲突的过渡时期,但也意味着国际社会正在迎来一个新的国际秩序。

福山曾鼓吹“历史的终结”,现在开始反思西方政治的结构性问题 第五个思考:21世纪是“国家治理能力”竞赛的世纪。 20多年前,美政治学家福山曾靠“历史终结论”一举成名,但他现在已不再高唱“民主至上论”,最近反而提出“21世纪国家竞赛的主轴是治理能力建设”。

福山有这样的思路转变,主要因为两个趋势:一是很多新兴民主国家并未走上“良好治理”的坦途,反而陷入劣质民主的困境;二是在过去30多年,由于“自由化”“民主化”“市场化”思维的泛滥,国家职能被不断削弱,逐渐失去增进人民福祉与维护社会公平的能力。

对此,福山提出一个口号,“没有优质国家,就没有优质民主”。

过去,以美为首的西方国家在世界各地推行民主,却忽视国家基础建设,这是非常偏颇而天真的举措,也背离自己的历史经验。殊不知,大多数西方国家在100多年前引进普选民主制之前,已建立较为完备的现代国家机构及其职能,包括常任文官体制、独立司法机构、专业化军队、基础教育体系、现代财税体系、市场监管能力及中央银行等。

而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引进现代代议制民主时,现代国家机构及其职能都还处于发育不全状态。 最近许多以援助发展中国家为职责的国际组织已意识到,国家建设比民主建设更为关键,但也更为艰巨。在现代国家机能发育不全的情况下,贸然实施普选式民主,反而可能阻碍国家能力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