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念群汪晖 汪晖:左翼与右翼的观念史和中国史学话语

二,中国历史:史学与汉学的话语方式 作为从小喜欢读史书和文学著作,从读史书到探究史学理论和西方哲学的读者,在理论方面汪晖可以是一个很大的启发。因为他的作品给人一种新视角的多角度多层次探讨的全新感觉。从最早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史学到后来关注海外汉学。

一个始终存在的问题就是如何能真正通过一种边缘化,多角度会合性的思考,打破单一性的,套袋式的分析思路,从而真正将一个问题深化,或者说语境化。早先的中国史学著作,从传统史学到马列主义的一代,思路趋向于两种模式,单一套用某种分析取向,分析思路,思维惯习,和单纯的细节刻画与严格考证。

然而单纯的范式转换并不能真正深化思考与认知,毋宁说是产生了大量的思想资源的浪费,而单纯描述与考证的叙事策略更多给予我们的是知识而非临场感。

早先的著作感觉最缺乏的就是理论资源,或者说是一种大视野,多角度的分析性的会合。那时候喜欢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新编》,喜欢马克思主义的客观分析,但当过分对于客观的强调转化成一种强硬与僵化时,我们无法从改变它的某一个局部细节来扭转整体的认知模式。

我记得读李泽厚的时候,非常喜欢他的“文化心理结构”,因为这种东西使我联想到了弗洛依德和荣格的精神分析框架,文化心理结构从某种程度上将集体无意识引入了一个可供操作的实践平台,但这依然不是一种细致,语境化的分析感受。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一度在中国史学的思维视野中打破了传统史学在政治—道德评价体系下整合国家,个人与事件发展思维范畴的束缚的话,那么我们后来试图克服的,就是一种单一路径分析带来的元史学的片面感受。

与绝大多数喜欢历史的人不同,新史学的作者不太满足单纯的史学知识的丰富性,而希望史学是一种可操作的,具有分析效力的探究方式,可以从不断的新思路的分析中发现潜藏的背后叙事。

大家的阅读方向也从单纯的中国历史转向史学理论。 小的时候通读过资治通鉴,翻过全套的二十四史,那时候几乎每个礼拜都站在中华书局的书柜前翻书。

后来看过杨念群的回忆,发现他有一段记忆和自己很类似,就是曾经花费大量时间读了大量的史料但收获有限,仅仅是一些零星的记忆和感觉。读了全部的剑桥中国史,和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历史论著选译,很多新的观点在那时候强烈冲击自己的原始思考方向,脑子里会合了不同的很多观点,很多不同的叙史方式。

但仍然不能让我满足的是,我希望探究史学背后的叙事思路和方法,以及本质理念。这种思考方向让我把哲学,史学理论和其他社会科学理论放在一个可以衔接的平台上进行对比与辩证,连接与架构。

如果说哲学是一个平台,可以将来自不同方向的问题意识会合到某几个焦点。那么哲学或者说理论探讨所展开的新的世界图景也必将是一种新的叙述模式和叙述思路。

就在这样一种考虑下,哲史结合可以作为自身思考的一个进路。 我记得从读《新史学——多学科对话的图景开始》,我个人的视野开始,或者说思维方式开始有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转变。当时感觉印象最深的就是汪晖的《亚洲想象的谱系——亚洲,帝国与民族国家》。

从不同的叙事策略中,追溯一个概念的内在思路和发展逻辑,它背后的权力关系,文化,制度变迁,虽然他的著作没有特别清晰的框架感和结论主张。但这种汇合性,综述性的探讨方式恰恰是我最喜欢的。

从单纯定义一个事物,到多角度的画面描绘,我们实现的是这样一个概念,后现代强调他者,就是要把我们如何思考别人,转换成别人究竟如何思考。后来阅读西方哲学,最感兴趣的也是20世纪的德国,法国知识分子史,这种爱好起源于福柯。

福柯是从另一个角度打开思路的人,就是真正实现一种叙事思维的转换,从单一的叙述转变为挖掘,反省,立体感,临场感。这是一种新的思维感觉。这种感觉真正解决了我一直以来对单一性叙事反感的不满。

从而通过对西方理论著作和汪晖,杨念群等人史学著作的阅读,发现了大量的可操作性分析概念与分析思路。从原先宏大叙事的模式下发现历史被遗忘的角落,从不同学科,不同视野中观察原先的问题意识,从话语分析中发现隐含在历史叙事背后的深层脉络勾画,从新结构和新理论的运用中探求一种更加深层次的语境还原。

在不同的历史学科分野中,历史真正变成一个可操作性概念和可探究性概念。 但观念史不同于经济史,不是一个可以用数学方法测量的概念。

如果说将思想理论展开成观念内在脉络的变迁和不同知识群体的互动,用新的理论探求打开不同的叙述画面,那么思想史——观念史就成为一个非常立体的动态组合。汪晖的思路在于从思想史的内在脉络梳理问题意识的发展过程,《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是非常杂乱但启发思路的一本书,作为一种新的整合性的梳理性的思路非常启发人的探求欲望。

作为中国传统史学的叙述模式,文本始终是与政治理想与意识形态紧密结合的。

如果说官修史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垄断方式,将对前朝的政治—伦理评价整合进自身的王朝合法性论证当中,那么知识群体的修史行为则是作为一种带有抵抗色彩的话语方式出现的。作为历史与政治,知识人理想与政治现实交融的一种方式,带有政治批判色彩的中国文人喜欢将历史或者说历史—政治伦理作为一种结合了自身地位与王朝秩序的想象空间。

而作为具有一定稳定性质的中国知识人与政治群体的行为方式又将这种话语模式延续了下来。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风格,历史叙述与历史真相的叙述已经不仅仅是一种史学旨趣或者说学术旨趣,而更多的融合了知识群体自身的价值构想。无论是汉代古文、今文经学的二元论争,自宋以降的理学通过道德—政治秩序对三代政治理想模式的重构,还是当今大多数知识分子热衷的中国现当代历史的真相揭露,事实上都包含了这样一种理想模式或者说想象模式。

正是这样一种对于中国历史不同的想象模式在现实中分化了知识群体的自身认同,进而割裂出不同的群体性想象空间。

因此对中国历史的争论事实上深层次的包含了不同知识群体认同模式与知识群体和国家权力的对抗性想象。 在这样一种想象性叙述中,插入进来的新史学的叙述模式必然会被大多数带有右翼倾向的中国知识人当做自身的想象性标靶。

而恰恰正是这样一种新的话语分析的叙述模式可以从深层次上结构传统的历史,道统与政治道德伦理的想象性迷失。进而真正打开历史真实性的叙述空间。我并非在此抨击袁腾飞或者杨继绳,我本人也热衷于阅读这一类的著作,因为它们从一个很现实的角度揭示了中国历史的实际运作法则。

但实际上我要指出的是,过分对于揭露历史真相的迷恋事实上导致了另一种程度上的自我执着和自我迷失。如果说带有官修史书特点的历史叙述过多的进行了意识形态的垄断性修饰,那么知识群体的历史叙述则过多的融合了一种自身价值和自身情感的想象。

一种过度的揭示也可以成为迷失。 汉学是这样一个概念,汉学与西学的互动在中国自身,中国对西方,西方对中国,西方对西方的不同反思中展开一组相互交叠的想象空间。

从最早欧洲中世纪借用中国历史的叙述来论证天主教传统圣经历史叙述的合法性,到18世纪启蒙运动借用中国文化来论证自身观念的可靠性,欧洲视野中的中国是一个基于自身想象的中国概念。

源远流长的欧洲汉学实际上更多的将汉学作为个欧洲语境中的文化概念来加以探讨。而自18,19世纪的中国自身也开始了一中渐进的,曲折的西学想象,这样一种想象实际上构造了属于我们自身的中国传统的概念。

这种相互交叠的想象模式是在一种不断交流与不断脱魅的过程中展开的,想象与解构的想象相互交叠,构成了一种博弈化的汉学观念史。 但正因为如此,所以说汉学其实是一种多维度交织的分析策略与分析方式。

无论从哪个角度上来讲,它都是开启性的,但又都存在自身视野的不全面。仿照《亚洲想象的谱系》,我们也可以有《汉学想象的谱系》,但这个谱系所要区分的,从学术角度说,不仅仅是不同区域,不同时空中认识范畴和问题意识的生产与再造,而是每一系统,每一流派的学术风格当中都潜藏着一种内在习惯性的思考方式,这样一种思考方式潜在的贯穿在人文社会各学科。

真正需要突破的不仅是观念的局限,更多的是思维的局限,每一种思维都有它相对于中国理解的不健全性。

如何在观念史—社会史的视角中实现一种更加客观的语境还原,就必须站在所有立场的交汇点上。历史的分析需要一种历史感,这才是,也应该是一种作为基础的历史认知思维,但这种历史感不是经验认识。

很多人认为,一代人有什么样的历史就决定他们研究什么样的历史,但这样的历史感是很片面的,夹杂了太多的个人意义上的,不可超越的态度障碍。真正的历史感是一种真实的临场感。

这种感觉,没有中国社会现实经验的人,很难把握,虽然海外汉学提供给我们很多新思路的东西,但是学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在于内在的思维方式。举个例子说,欧洲人写欧陆哲学的东西和英语国家的感觉区别很明显,因为英语国家的很多理解,运用,其实是嫁接在自身问题意识和思考方式上的一种挪移,他们很少能真正从欧陆哲学的内在思路中梳理思想源流和寻找文学感觉,更多的是一种简单的观念分析与运用,真正属于欧陆哲学的那种感觉的东西就做没有了。

他们探讨尼采,福柯,德里达,更多的是从他们的文本中寻求关于自身问题比如性别,社会,宗教,国际关系,民族问题的可参考性的解决方案。但达不到能从作者与文本自身的内在思想脉络梳理出非常丰富的思想资源。

当然哲学是可以的,没有问题,但是作为思想史的角度看,就非常有问题,他们理解的很多欧陆哲学是他们想象中的欧陆哲学。但是恰恰我们自身又有很多的思维障碍在里面,无论是哪种意义上的路径依赖,都造成认识上的很难以跨越的鸿沟,因为这里面有很多知识分子自身的立场和情感,当然也包括体制和历史变迁等等。

中国的学术空间就在体制僵化和派别心态中形成一种很复杂的形态,一种很乱的,多重交错的学术风格的会合。虽然从事实上讲,我们拥有最直接的临场感受和话语资源,但是更为复杂的是,不同的路径依赖性,派别陈旧和不完全的观念革新使得我们自身的思考空间呈现出一种受阻碍的杂乱无章和多途径的思维活跃。

很少能读到真正意义上深层次有意义的思考。

而恰恰大众现在的心态,是希望把史学革新的力量踩下去,这是一个非常令人不乐观的方向。很多人认为是文革,或者说政治行为阻碍了我们自由的思考,而事实上,这是一种深深植根在中国社会中的不良心态,太多的心态偏见和情绪依赖,形成一种独特的社群挤压,使得新鲜思想无法生存。

从思想史到观念史的学术演变不仅仅是叙事方式的重新组合,更多的是一个从平面到立体的全方位过程,按照这样一种思路前进,观念史应该是一个能够从一个微观视角整合不同区域不同群体间思维和认知差异的,以小见大的分析策略。

如果思想自身有它复杂的内在源流,那么放在拓宽了的观念史—社会史的认知视角下,一方面是知识群体自身的思维习惯和学术渊源的传承,另一方面,外化到一个社会的,或者说政治社会和基层社会的视角当中,观念就转化成了一种历史行动或者说社会行为,这样一种行动理论不可能用简单的有意识有组织还是无意识无组织来区别,而是必须深化分析它的内在运作机制和运作结构,并且这样一种机制和结构应当是与整个中国社会的社会—政治语境感觉相配合的,而这也正是西方汉学缺乏的地方,无论对于知识群体的自身想象和自身感觉,还是基层社会与上层权力结构的微观感觉,他们都无法将理论与现实配合到完美无缺的境地。

杨念群用sensism这样一个不是英文的英文单词来形容这种状态,应该说这是他对中国社会史的一个最简练而透彻的方法论概括。实际上真正意义上的结构主义是一种语境化的原则,无论是罗兰巴特还是福柯和德里达,在他们的思想中都渗透着一个最最基本的原则,或者说分析原则,就是真正从历史行动者与当下读者的行动的双重互动中解读文本的内在空间与思想源流。

这一思想其实可以追溯到巴赫金,巴赫金的对话与狂欢的对话时空体思想其实就是从文本内在的语境空间当中发现一个真实的行动者的话语力量,这样语境的感觉才能得以渗透。

从这样一个角度出发,实际上可以弥补很多我们自身方法的缺陷。汪晖有一种非常强有力的构图意识,就是可以从政治社会文化思想的不同角度发现内在于其中的观念变迁,但这样一种观念史的视角在某些情况下需要一种政治史,社会史的视角来落实它的社会运作规则与方式。

如果说新制度经济学的社会分析从某种程度上简单化了一个社会所需要表达的文化内涵与规则意识。

那么思想史与观念史则不同程度上的理想化了一些观念形态背后的实际支撑。中国现当代的学术史有这样一个特点,就是每个人抱着一个外国学者作为它自身的分析资源,不是说这种方式不好,我们现在所使用的汉语学术话语很大程度上都是这样一点点积累来的。

问题是在现在这样一种语境下,扎实的含义应该不仅仅是死扣某个人的作品,而是究竟怎样深化我们的思维,过分的路径依赖只是思维肤浅的一种表现。

三, 应该说汪晖,包括早一些的李泽厚,还有他们那个时代的文化:中国与世界小组等等,有一种思想上的优势,从某种程度上讲可以借用高行健的“没有主义”来形容,尽管不是那么恰当。

但他们那一带人的确就是没有主义的,所以可以汪洋恣肆的开辟一些新领域,新东西,尽管很多照搬英美的学术体制似乎不太符合规范,但思想的活力和精神是不可否认的,即便是迟否定态度的人也可以加一句瘸子参军精神好来作为评价。

这是一种深深植根于中国文人传统的社会现象,不仅仅是历史,理想与现实的交错,中西方思想的汇通,西学东渐和学术本土化的过程,更多的是它融入了太多的那一代人的自身意识和社会记忆。现在最不好的地方就是不再是开拓江山的那个自由年代,虽然很多东西不成形,但是很自由,很多情况下可以有自由发挥的空间,现在的学术体制很僵死,大家都必须沿着统一的道路往上爬,遵循体制多了,自由的思考就少了。

能自由表达的空间就更少。

曾经读很多那个年代学者的自传或者回忆录,发现他们很多美好的回忆都来自于某个人生时间具有一段相对宽松的自由读书生活。李幼蒸在文革的时候可以有20年的时间在北图自由的读书,而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基本上是属于不可想象的。

而这样的机会在我们这一代很难,太多的时间你要起应付各种学习任务而不是自己的独立思考。这一代人相对而言,精神追求的人的数量在逐渐减少,大多数人往现实的方向发展。僵化的体制塑造出两种人,一种是以各种方式攀登应试阶梯来获取成功,这就是所谓的精英教育,精英模式的培养,无论标准针对于国内或是国外,其实都是对喜欢自由读书和自由思考的人的一种无形的社会挤压。

而另一部分人,文学青年当中有很多人过分倾向右派,虽然也存在大量的关注现实,批判性的讨论空间,但是单一性的倾向比较大。

过分沉溺于对自由主义,西方社会的向往和对政府不满的论调从某种程度上限制了自身视野的开阔。很多人,在国内的或者说在体制内的,把破网软件当做开阔视野的一种工具,其实那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群体想象的塑造过程。

透过网络讨论空间,可以发现其实在中国基层存在着很有传统的公共讨论空间,但是模式化的,情绪化的论争太多,而真正的深入考察很少。不是过分拥护国家强大就是过分叫嚣民主改革,这样的思路并不利于这一代人在思想上的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