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翠琳童话集 笑声里的苦涩与真实——葛翠琳童话艺术特色分析

葛翠琳的童话在中国当代童话史上,应该占有一个很重要的位置。因为创作时间较早,持续时间也比较长,她的童话在不同时期所表现出的艺术风格,自然映照出我们当代童话发展之路上的很多现象和特征。 根植于民间文学深厚的土壤,展示民族文化的特色。

《野葡萄》是葛翠琳的代表作之一。当我们谈到民族文化或者民族化这些名词的时候,自然而然,我们就会想到葛翠琳的《野葡萄》最大的艺术特色:民族风格和民族特色。我们在考察一个民族的文化的时候,最先引起我们兴趣的往往是这个民族广为流传的民间文学。

民间文学是民族文化中最有活力最有代表性的元素。 民间文学,尤其是其中的民间故事和民间传说,并不像有些濒临失传的民俗一样正在逐渐远去,虽然从表面上看来它的内容有些遥远,但是,它那些强大的民族心理、民族性格、民族精神、民族情感、民族习惯依然在我们的文学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不仅在葛翠琳的童话中如此,在中国的文学中如此,而且在世界范围内的文学中都是如此。

在西方流行的幻想文学之中,根据民间传说而写成的幻想小说依然闪闪发光。 葛翠琳的《巧媳妇》《采药女》《雪娘》《金花路》《种花老人》,这些作品的名字就给了我们一种鲜明的民间文学特色。此类作品,受民间文学影响而创作,具有民族特色和民族风格。

在老一代的儿童文学作家之中,尤其是童话作家中,偶尔借鉴民间文学传统的大有人在,但是,始终如一并保持高度热情的人,大约是寥寥无几的。这是葛翠琳童话最大的艺术特色,也是和别的童话作家整体上的区别所在。

从题材上而言,像《片片红叶是凭证》等作品,有鲜明的地域特征。它是关于老北京名胜古迹的传说。葛翠琳从小就到北京求学、生活,而创作也是从这里开始的。无疑,她对这个城市和这一块土地是充满着深厚的感情的,且怀有自豪感。

但是,作为一个儿童文学作家,尤其是一个童话作家,如何给我们的儿童传达个人的感受感情,以及这美好的一切所包含着的血与泪的沉重,她就不得不考虑所采用的艺术形式了。

这样,她很自然地选择了民间传说的形式来表现。她搜集、整理民间传说,挖掘这些传说中包含着的血肉丰满的历史,我们可以视为民族历史的一种延续。这种历史是民族的风情史、民俗史,是民族文化中的重要内容。

民族文化―民间文学―民族心理―民族精神―民族情感是一个相互融合的整体,而民间文学是传达这些内容的一种载体。上千年来,有些观念是根深蒂固的。比如说:因果报应,弃恶扬善的善恶观,颂扬真善美,不畏强暴和权势以及反抗精神等等。

葛翠琳是非常坚定的一个作家,毫无疑问这种意识除了对我们民族文化的热爱之外,还牵扯到了她的儿童观以及我们给儿童什么样的文学、什么样的教育等问题。可以这样评价她的童话创作动机以及作品中鲜明倾向:她的童话是想告诉我们“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和“孩子们怎样认识这个世界”。

时代的变化、社会的变化、生活的变化以及这个世界的变化,葛翠琳的童话都有所体现,尤其是体现在长篇童话中。而不变的是做人的问题,也就是“做一个什么样的人”的问题。

从作者表现的内容和选取的素材来看,作者并非是一个抱残守缺的作家,她是开放的、善于观察思考并能从优秀的文学中汲取创作技巧的作家。 以幽默夸张展示荒诞的现实世界。幽默的艺术,是夸张的艺术;夸张的艺术,是变形的艺术;变形的艺术,是喜剧性的艺术效果。

葛翠琳的《半边城》中,充分体现了这些艺术特色。她的那些有民间文学色彩的童话,带给我们的是遥远的快乐和温暖,而她轻松幽默的童话带给我们的则是笑声以及笑声之中的真实与苦涩。

这些童话,具有强烈的现实性,都是对人性的弱点或者社会现实中丑恶现象的鞭挞。 我们的儿童文学,尤其是幽默的儿童文学作品,极少告诉孩子们生活的真相以及社会的真相,仅仅停留在表象的层面上。

媚儿童,迎合儿童,对于生活中局部的、细小的细节加以扩大,就创造出了所谓的幽默文学。而幽默文学的真正本质以及幽默文学的使命却逐渐在消失或者说淡化。在《半边城》和《最丑的美男儿》两部长篇童话中,我们不难看出幽默文学的价值和意义究竟在何处。

毫无疑问,它们向读者传达出的批判意识和忧患意识是深深地融在幽默之中的。 其实,所有的儿童文学作家都在做着两件事,一件是给孩子们创造一个理想的、温馨的世界,另一件是展现真实的、甚至是有点冷酷的世界。

但是,并非所有的作家都有这样的能力和兴趣将二者很好地在作品中表现出来。葛翠琳的童话,恰恰把这两件事很好地糅合在一起了。她的具有民间文学特点和风格的作品,大部分体现的后者的内容。

《半边城》《最丑的美男儿》《会唱歌的画像》等等都是充满幻想色彩的、具有批判意识的作品,它们无情地揭露社会的黑暗、展示人性的丑陋,给孩子们提供认识社会、认识人性、积累经验的机会。

此类作品,需要有丰富的人生阅历、充分的社会经验,以及具有强烈忧患意识的作家才能完成。同时,还要具有敏锐的眼光以及精湛的艺术表现技巧。如果处理不当,很容易陷入枯燥的道德说教泥潭里。 《半边城》中的人物很形象,很丰满,呼之欲出,伸手可及。

甜甜是一个纯真的、清澈的小姑娘,正如她的名字一样。她是所有儿童的代表和象征。诚如我们每个人的愿望——这也是社会的愿望——希望他们生活在一个和谐的社会环境中。

半边城最初是很美好的。但是,后来却发生了很多变故。最正确的警察局长,按理说是正义的化身、宁静与和谐的守护者,但我们发现,他不仅圆滑、愚蠢,而且独断专横、敲诈勒索,和商人有着密切的利益关系。假如我们用成人的眼光看,我们会发出会心的微笑或者说是愤怒,但是,对儿童来说,它要融合于有趣的变形、夸张的事件之中,孩子们才有一点点感悟。

此类反面人物的形象,作者给出的名称极易识别,像胖子经理、秃头大掌柜、常有理财政厅长,等等。

而我们的市长大人,却有一个很荒唐的名字:左左博士。博士这个头衔,在少儿科幻作品中,差不多都是正面的形象,在童话中,差不多都是反面形象。这是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在我们常人看来,博士是学问的象征,意味着博学多识,但在《半边城》中,却是一个政治流氓的形象。

在我们并不遥远的记忆中,“左”字所隐藏的隐痛是令人不快的,作者赋予左左博士的意义,除了读音上的强化,肯定还有其人生经历的积淀。左左博士阴魂不散,控制着整个城市,尽管他本人并没有抛头露面,但是这个城市的一切都有他的气息和烙印。

然而,邪恶毕竟是邪恶,是压不住正义的,真理的声音是压制不住的。 温婉细腻的自然之美。《栗子谷》《红枣林》《核桃山》三个小中篇的名字即给人以无尽的遐想,三种和人类亲密无间的食物,被作者幻化成三个美妙的世界,且衍生出三个美妙的故事,从深层的意识分析,作者对大自然是充满着一种诗性的浪漫情怀的。

自然界美好的一面和人性之美是一体的。

我们人人都向往快乐、追求快乐,那么如何才能寻找到快乐?快乐在何方?给儿童写作的作家,都在探寻这个秘密和答案。有时候我想:作家是不是那些给人类寻找幸福的探索者呢?他们和数学家做着同样的事,数学家用数字来验证这个世界的完满与否,而作家是用故事来演绎世界的幸福与痛苦。

葛翠琳的童话典型的特征之一就是:具有强烈的、鲜明的教育性。我说的教育性不是教育工作者或者道德家们的教育,而是说她的童话像是一个探险归来的人在给读者讲述风景的绮丽和险峻。

在她的作品中,从不缺乏那些充满智慧和哲理的格言警句,就像是数学里的得数一样,她已经用故事证明了它们的正确性。所以,她要把这些凝结着个人心血和人类智慧的格言警句告诉读者。

整个《核桃山》,都是为一句话而展开的:一颗不想索取、只想着给予的心,总是很快乐的。 在葛翠琳的具有唯美意识的童话中,人性之恶、人生之丑、社会之复杂这些因素,作者都会很谨慎地处理,远不像她那些具有强烈的现实意味和批评意识的作品那样大开大阖、跌宕起伏,揭示得那么深刻,那么痛快淋漓。

她始终保持在一个和谐的程度、不至于破坏其整体氛围的程度。她笔下的美是建立在诗性的基础之上的,而不是小说的基础上。

这样作者对大自然的爱,其实更深层地表现在她对孩子们的爱上。她笔下的小猫小狗、小树小草,都是儿童的形象,就连一枚贝壳,在她眼里也是个孩子,如《贝壳孩儿》,那小小的贝壳宛如一个幼小的生命,对世界的神秘充满了迷惑和好奇。

作者深情地告诉贝壳孩儿:不用急着向生活寻找答案,未来像大海般丰富,在岁月中不停地变幻。阅读这样的文字,一位慈祥的、循循善诱的、充满爱心的长者怎能不呼之欲出,栩栩如生地站在我们的面前呢? 童话,无论它采用什么样的表现手法,归根结底,它都是直接或者间接地指向现实、作用于现实的。

如果脱离了这个目标,童话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以及一切文学的意义和价值都将值得怀疑。葛翠琳的童话,不仅有强烈的现实性,而且具有时代精神。

当我们谈到时代精神的时候,我们必须承认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的精神,每一个时代的文学都有每一个时代独特的气息。纵观葛翠琳的创作经历以及艺术风格的演变,我们不难从中找到那些熟谙的时代气息。

当然,那些能超越时代、反映永恒人性以及人性美德的作品,在葛翠琳的童话中也是屡见不鲜的。无论葛翠琳的童话如何绚丽多姿,我们都不能忘却一点:她的作品是在引导孩子们观察社会、认识人生、培养美好品德,鼓励孩子们做一个健康、快乐、正直、有价值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