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王文兴:写作是一场与文字的浴血奋战
这种艰辛和焦灼在他几十年前发表的第一篇小说《守夜》里已经初露端倪。小说讲的是一个人晚上在家写稿补贴家用,时写时睡,写两个字不满意,就停下来做会儿梦,第二天仍是一个字都没写出。
“我有一个目标,要写到35个字算数,不能再低于这个了,也有很困难的时候到不了。拿掉标点,恐怕只剩30个字左右。每个字都有五六个选择,是不是放在这个地方,都有很多的可能,想来想去,搬来搬去,始终不晓得下一个是放哪个字,那个意思你知道,但该放的字你不太晓得。”
《家变》他写了7年,《背海的人》上下两部耗费25年,其中一年是校对。目前正在进行的小说已经写了7年,距离完成可能还有三四年。
海明威让我与文字作战
坐在台大椰子树下,王文兴读莫泊桑的小说,读到一半时,突然觉得那段话怎么可能没有意思,于是反复重读。那时,他的启蒙老师是福楼拜、莫泊桑、托尔斯泰。他甚少听课,整日泡在图书馆里。20岁时,他忽然发觉自己所习惯的文字表达出现了问题:与任何人并无不同,也读不到平稳的节奏。他写道:
“是在我22岁那年,我阅读海明威。自此之后,我更加投身于我和文字的战争中了。从此,我每日和文字浴血奋战,拼杀得你死我活。是的,是海明威使我陷入于这样的战争中,日日赴汤蹈火,极尝艰苦,可是我可以甘之若饴。”
“这场战争就是一场‘修辞立其诚’的战争。如果‘修辞不立诚’,还成什么文学?‘修辞不立诚’的写作,本身又有何快慰之可言?”
从年轻时起,他每天只能写极少字,为了避免写得太多、太快,必须横着写,还得先打一份初稿,再在初稿上一个字一个字地修改数十遍。一句不满意就不能接着写下一句,写错一个字,就要全句划掉。
1960年,王文兴与台大外文系同学白先勇等人创办了《现代文学》,发刊词里写道:“我们不愿意为辩证‘文以载道’或‘为艺术而艺术’而花篇幅,但我们相信,一件成功的艺术品,纵非立志为‘载道’而成,但已达到了‘载道’的目的。”
《现代文学》第一期是卡夫卡专号,第二期推介了托马斯•曼。王文兴在第二期上说:“我们以后将要不竭地推出作风崭新的小说。吃惊也罢,咒骂也罢,我们非要震惊台湾的文坛不可。”
“我们当时之所以要这么做,是对环境的抗议。整个台湾每天都在糊里糊涂地生活,也没学到什么东西。《现代文学》最重要的是一种姿态,针对台湾当时守旧的文学,老东西盲目说好,也不讲好在哪里。新东西绝对不行,看多了把你关起来。要不因为我们是台大英文系,他不太管你,要不然早就坐牢了。所以有它的一点政治意义。用‘现代’这两个字是跟当时环境对立,‘现代’并不等于想推翻传统文学。”
很多年后,他爱读的还是旧诗,在台大讲授中国古典文学。“我会不会写别的类型的文学,我想很渺茫,有时间还是写长篇小说。会不会写诗,等于零。我是不幸活在五四以后的人,找不到诗歌的语言,白话文老早就在写诗的道路上感觉茫然。”
象征和写实的文学
1973年,《家变》出版,引发轩然大波,这本小说对形式、结构和语言的创新被赋予了政治意义,也使王文兴被冠以当时的“五大毒草”之一。
“我不是从时代的角度来看家庭的问题。我在想《家变》里头如果有什么看法的话,早几百年前也都有,从古都有,对家庭冲突的思考,没什么特别时代性。台湾有个作家跟我说,《家变》的故事每家都在发生。”
《背海的人》则耗费他近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才写就,文字晦涩难懂,极具象征意义。小说以南方澳为背景,一个退伍军人“爷”置身陌生而复杂的族群中——渔民、外来者、退伍老兵、妓女,更陷入郁郁不得志的命运泥沼。小说里,南方澳叫作“深坑澳”。
“深坑澳都是象征的意思,全台湾地图里找不到这3个字。但坑澳不少,可能是日语变过来的,我就把这几个字采纳过来,综合一下,把这个小港叫深坑澳。人掉在里头,等于掉到深坑里,拔不出来。”
王文兴曾解释他的文学偏向于symbolic realism,即综合象征和写实的文学。“那样一个渔港本身就有象征性。远在天边的小港,一个异乡人流落在那边,吃饭、人生男女的问题,都是最原始的。”
“实验主义大概在中国古典文学里是不太敢用的,我们看到的最激烈的实验主义大概就是李商隐了。任何实验主义在当时都比较前卫。”
对老天爷的了解还是很少
人物周刊:您的小说对每个字的要求都很苛刻,可是我们现在读小说,更多的是囫囵吞枣地读一个故事,并不追求每个字的效果。
王文兴:没错。我教书时一再跟学生讲,你读小说绝对不能一目十行看下去。可能很多人看小说比看报还快,那不行,你何必看呢,找个人跟你讲个大概就好了。我一直认为读小说和散文,都跟读诗一样。你念唐诗宋词能一目十行吗?不可能,一目十行的话音乐全都浪费了,读得快的话,节奏、音韵都抓不到。
像读诗一样读所有文学,要不然他写得再好,你根本没有吸收、没有感觉。所有都是从阅读的喜乐开始,你要不喜欢它的话,就一无所获。喜欢你就得到了。
人物周刊:《背海的人》被认为很难读懂,对小说里“爷”的解读也有很多,爷发出的是怎样的声音?您怎么设定他的内心世界?
王文兴:有天我碰到一个记者,他说爷是一个像无赖又像好汉的人物,我想他说对了。人不是很重要,而是一种人生态度——怎样对付人生,应付困难。人总是被动的,没什么办法。他那一辈子就像打了一场败仗,以愤世嫉俗的眼光看周围一切,看出各种荒谬。
他的解释未必正确,但也是一种角度。有个学生看了跟我说,最后爷死了,肯定是上天堂了。一个人这样过一生,如果没什么太大的罪,又吃了很多苦,应该可以上天堂了吧。他自己也不认为会上得去,但他跟每个人都一样,他犯的错也都是很多人要犯的。
人物周刊:但爷这个声音,好像离现实生活很远,是不是有点脱离时代?
王文兴:台湾当年很多军中诗人,很爱写诗,我写小说采纳了那些人的观察,让爷成为那群人的代表。他和成千上万生活贫苦的人一样,他可能问了比较有深度的问题,任何生活贫苦的人每天也都是这些问题,只是不写出来,一定会想,想想就忘了。
爷是诗人,想得比别人多。他没有写下来,只是喊一喊,是作者写下来的,他就算想问题想得不错,生命也是浪费,他自己也说我晚上吼一吼,这个声音后来就不见了。整本书二十几万字,他吼的早就不存在了,只有声音,全世界只有他一个人在喊,也没有听众,这才是真相。
人物周刊:在小说以外,您找到爷反复在想的结论了吗?
王文兴:我后来是很虔诚的天主教徒,我找到路了,但这个路还是神秘得很。信教几十年来,我信得越多,了解得越少,没有任何进步。对解答人生的神秘,尤其对老天爷的了解,还是很少。信仰是一种方法,你可以完全不懂,抓住以后觉得有效,你会守住这种方法。我越来越觉得对宗教的依靠可以采用。矛盾就是,我越来越能依靠,可是对神的了解没有多很多。少数神学家了解得很好,但对宇宙神秘的了解还是少之又少。
人物周刊:在一次有关宗教的对谈里您说过,知性的价值远不如信仰。
王文兴:信仰是人和神的关系,就像人跟人的关系一样。好感就等于信仰。你对一个人是否有好感,你把这个人的性格、身高、体重、生日记得牢牢的,都没有用。宗教就是这个意思。宗教知识等于我对喜欢的人的身高、职业、收入的了解,这些一概不重要。
(感谢方所为采访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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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兴生于福建,祖父王寿昌曾与林纾合译《茶花女》,但王文兴认为,第一次把《茶花女》介绍到中国的节译本主要由其祖父一人完成。
●他父亲也写诗,“少量诗不错,基本功很像样,音乐性和流畅都不错”。七姑姑王闲的诗有陶渊明的风格,后来志趣一转,成了京城有名的古琴演奏者。父辈里最有才气的慕陶,喜欢上家里一个丫头,祖父王寿昌勃然大怒,一心拆散他们,就把慕陶送去别处读书,没多久慕陶病死他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