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邓丽君陈佳的老公 陈佳倾情讲述与邓丽君的故事

有一种声音,在我还咿呀学语的小小人生中,就已经存在于我的生活中了。大舅说,那时总是把我抱起来放在桌上的音响旁边,音响里大声的放着歌;爸妈说,小的时候不给听歌就不睡觉。那就是邓丽君的歌声。

因此,回忆时总是没有起点:不知道第一次听歌是什么时候,不知道第一次听歌是在哪里,也不知道听到的第一首歌是哪首。

或许,我连喜爱上这种歌声的过程都叙述不清,只知道小时候每天最开心的事就是听歌,最有意义的事就是学所有听到的新歌,最具挑战的事情就是用自己发明的语言记录英、日、粤、闽南语的歌词,最有成就感的事就是跟人家说:“邓丽君的歌你随便点!”

那时候,因为时代的限制,市场上几乎都不会销售邓丽君的磁带。幸运的是,姑父因工作缘故经常会去东南亚,也就有机会买到邓丽君的唱片和录像带悄悄带回国内,所以家里会有爸爸翻录回来的很多磁带。小时候很喜欢做的一件事,就是挖掘家里的翻录磁带,然后自己打开音响,趴在喇叭上听。一边听一边看着磁带上爸爸工整的字,那曾是我无论看多少遍都不会念的汉字,也是我此后无论多少年都不会忘的一首首歌名。

编织梦想的年代

80年代,没有电脑,没有网络,更没有微博。没有铺天盖地的明星新闻可以实时追踪,没有那么多的音频视频可以任意搜索,没有信手拈来的高清照片可以随便下载,也没有所谓的网友留言或者歌迷互动。甚至因为邓丽君的特殊性,我们更不可能有机会像现在的人们那样,挥舞着荧光棒,在演唱会的现场尖叫到失声。

所以80年代,喜爱一位明星,我可以做的就是看着磁带封面发呆,然后学唱所有的歌,然后背熟很多段的歌词,不许自己出一点差错。

学龄前的我坐在床边,看着恳求大人给我买的第一盘正版磁带,学写着“邓丽君”三个字,横着写、竖着写,感觉单调就用红笔画个太阳,黄笔画个星星,绿笔画个小草。睡午觉的时候,头枕着小录音机听歌,把音量开到最小却觉得这样可以离她更近。这也许就是那个时代的追星。

虽然邓丽君一直是一个离我很远很远的明星,但是在我小时候,好像从来没有停止过编织那些与她有关的美好梦想,梦想也加上幻想,那就成了我生活的全部。

我曾想过长大以后要当歌星。虽然爸妈磨破嘴皮的跟我说,我就两个任务,第一好好学习,第二好好练琴,但是我无论如何都不能忘却我的歌星梦。那时候,还不懂什么叫模仿,只觉得邓丽君小姐的歌是唱的最棒的,所以我要好好学唱每一首歌,要攻克所有气不够的长音,要把每一处小小的转弯都拿捏自如,这样以后才能当歌星。

在没有什么人支持和鼓励的小时候,我曾尽我所能刻苦的练习唱歌,在骑车上学的路上,在没人经过的学校地下室,在不易被人发现的大花坛的背面,我都会抓紧这些时间练习那些“技术难点”。

小学时,每天中午都回奶奶家吃饭。奶奶一定会给我放上《十亿个掌声》的录像带,我边看边吃。虽然每一首歌,每一句对话,每一个转身我都烂熟于心,但是每天中午依然看着《十亿个掌声》吃饭。当大人都出门的时候,我会从写作业的房间窜到电视前面,放上录像带,手里拿一把扁平的长梳子,在没有卡拉ok的年代充当麦克风,然后跟着电视里的邓丽君把这场演唱会从头唱到尾,每一处动作都要和一模一样。

儿时的梦想,很执着也很简单,虽然很多年后也未见自己的生活与“当歌星”有什么瓜葛,但这个梦想,似乎一直被邓丽君的歌声支持着,坚定地继续着。

我也曾想过,如果有一天我见到了邓丽君小姐,我要怎么办。一想到这个大课题,我就很着急。我想邓小姐一定很忙,我应该先说什么后说什么?我应该唱一首什么歌给她听?我应该怎么言简意赅的表达我的心情?我一定要给她看我小时候写的她的名字,还要给她看我的练歌本。

那时候还听说她准备以后进入半隐退状态,不怎么唱歌了,我想我一定要跟她说我有多喜欢听她唱歌,而且还有很多像我一样的人都不愿意她隐退。所以我一定要劝她,我一定得好好劝她,劝她继续唱歌!假期的时候,我会看着家里冰箱上(她生前)我得到的唯一一张邓小姐的海报,认真的排练见到她的时候的场景,结果每次都是练着练着自己就先哭了……

像生命一样珍贵的东西

1997年的1月,我们的合唱团要去香港演出。提前半年知道这件事以后,我就开始攒钱,因为我知道香港一定有卖大陆买不到的邓丽君的CD。

那时候上学午饭都是从家里带,如果不带饭,家里就给5块钱,买学校中午的盒饭,如果有体育课,就再给2块钱,可以在小卖铺买一杯冰可乐,其他的零花钱就很少。自从知道了要去香港演出,这种5块钱和2块钱我就再也没花过,我想,攒一分是一分,多买一张是一张。

然而,到了香港才知道,那里果真有令人眼花缭乱的邓丽君的CD,但是,5块和2块这样的钱,攒了半年也攒不够半张CD。那是我头一次在音像店里急哭了,看着我见都没见过的那么多日文CD,而每一张都要将近300元。最后,捧着五张日文原版CD,我花光了身上所有的钱。

回到北京,我把每张CD的歌词都复印了十份,因为舍不得用手去碰原始歌词。然后拿着复印的歌词,每天开始研究日文,学唱日语歌,看烂了一张就再换一张。

在香港演出的另一收获,就是发现观众送的花的透明包装纸非常好看,大陆没有。我收集了所有的包装纸,压平折好带回北京,给我所有的磁带和CD都做好了塑料封套,防止磨损。

我曾经最珍贵的东西,也许就是我的那些磁带、CD,还有极偶尔可以得到的邓丽君的照片,以及自己各种文字的歌词。有一年,同学中盛传北京会发生地震,我当时非常害怕。不是怕别的,是担心我的磁带和CD怎么办。那时家住二层,我想如果楼一摇晃,我赶紧往外跑可能还来得及,或者从窗户跳出去也可以。我就把所有跟邓丽君有关的东西,全部收到一个手提包里,放在床底下,想着只要楼一晃,我拎起来就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