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岗村书记沈浩妻子 同情小岗村已故书记沈浩的妻女
王晓勤的夫妻关系几乎是有名无实,她“被单身”(白领们戏称为情感MBA,即Married已婚 But但是 Alone独身);其女儿有父如域外远客,“被单亲”;难道她们没有理由觉得生活很反常很不幸福吗?为什么只要王晓勤“理解”他的丈夫,而不要沈浩“理解”他的妻子和女儿对天伦之情和正常家庭生活的渴望呢?你沈浩有理想,不等于它就理所当然地同时是妻子女儿必须接受并为之一起做出牺牲的理想。
人各有志、各守分际,就要求家庭里每个人都尊重其成员,各尽其责任和义务。男权中心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
同情小岗村已故书记沈浩的妻女
鄢烈山 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任党委第一书记、村委会主任沈浩,不幸于今年11月6日,猝逝于这个举世闻名的“大包干”发祥地。
关于沈浩之死,11月23日出版的《中国新闻周刊》有相当翔实的专题报道《小岗村官沈浩之死》。
我已从村民自治等政治层面在报刊上发表过评论,现在打算从婚姻家庭角度谈点感想。 毫无疑问,英年早逝对于沈浩是个悲剧,对于小岗村和他的家人都是重大的损失。
但是,三者承担的后果是完全不一样的。他自己已一瞑不视,无所谓痛苦;小岗村人的痛惜,会随着时光流逝而冲淡,至少“村官”的空档不会太久,红旗村也不会选派比他差太远的人接手;而他的妻子女儿,所承受的伤痛则是最深沉最锐利最持久的。
新华社12月23日报道,中组部部长李源潮近日在安徽小岗村调研时指出,“广大党员干部要学习他的先进事迹和崇高精神,努力做一个让人民群众感到离不开的好干部。”小岗村不少群众两度在他三年任期届满时集体摁手印到派出机关要求将他留任。
与人民群众保持这样良好的信任关系的党员和干部,确实非常难得,值得学习。现在有些官员倒台了,群众上街放鞭炮如送瘟神。这样招人恨的贪官也许不多见,但官员“走读”(“村官”住镇上,镇官住县城,县官住市区)却是相当普遍的现象。
这种官员“走读”现象,固然与我们60年来实行的干部选任制度(任期制下派“流官”而非地方自治选于本土)有关,也与这些年干部养尊处优的“作风”有关。
沈浩“扎根”小岗村,“舍弃小家顾大家”一心扑在工作上,也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显得特别难能可贵。我想,李源潮号召党员和干部们学习沈浩的,应该是他与密切联系群众、权为民所用的精神,而非他的某些具体行为方式,比如说随俗饮酒未必就值得提倡。
《南方周末》12月24日关于沈浩的报道,记者手记说:“采访沈浩的妻子王晓勤是最让我意外的。此前在小岗,所见所谈都是沈浩的好与伟大。……而在合肥集体采访王晓勤时,这个心直口快、直接得有些刻薄的女子当着众记者的面埋怨丈夫——六年了,他回家的时间有多少?尤其是后三年,回家时间不到二十天。
他心里装得下小岗,怎么就装不下我们母女俩?……王晓勤的数落没有逻辑,想到哪说到哪,边说边不停地掉眼泪。
在坐的记者,包括我,也被感染得不停地擦眼睛……其时,在被这个场面感染之余,一种交织着意外、同情甚至些许反感的复杂情绪在我心底翻腾。这绝不是一个典型的‘典型人物’的妻子形象——温柔、宽容、隐忍与理解。王晓勤不能完全理解沈浩对小岗的付出与理想。”
老实说,我对王晓勤的抱怨既不意外,也一点不反感,而是感到那么自然,那么真切,那么值得同情。人们可以“理解”电视剧《蜗居》中贪官宋思明老婆的怨尤,丈夫在外“包二奶”让她常常独守空房;“理解”宋思明女儿的不满,父亲难得见上一面,好不容易陪她玩一次还被“二奶”叫走了。
王晓勤的夫妻关系几乎是有名无实,她“被单身”(白领们戏称为情感MBA,即Married已婚 But但是 Alone独身);其女儿有父如域外远客,“被单亲”;难道她们没有理由觉得生活很反常很不幸福吗?为什么只要王晓勤“理解”他的丈夫,而不要沈浩“理解”他的妻子和女儿对天伦之情和正常家庭生活的渴望呢?你沈浩有理想,不等于它就理所当然地同时是妻子女儿必须接受并为之一起做出牺牲的理想。
人各有志、各守分际,就要求家庭里每个人都尊重其成员,各尽其责任和义务。男权中心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 就是战争年代,董存瑞托炸药包、黄继光堵枪眼,也是情急之下不得已的选择;是为了减少战友的伤亡。
战争的常态是,人们总要注意保护自己而消灭敌人,不会提倡不顾一切的牺牲。
何况是和平时期,是经济建设,不能轻言牺牲至亲的基本利益。前些年去井冈山参观过,我忘记了有没有毛泽东与贺子珍的故居,但朱德和当时的妻子伍若兰的寝室是肯定存在的。就是那样的动荡年代,革命家也要有尽可能的家庭生活。我们从国际新闻里可知,“世界警察”惟一超级大国美国的总统,一到周末就会到度假地与家人共处。谁比美国总统要管的事还多?美国公民包括反对党成员没人会说美国总统度假是不勤政。
我们知道欧美政客喜欢“秀”夫妻恩爱和家庭亲密。这与我们儒家的想法颇为一致:一个人连自己的亲人都无心关爱,他会长久地爱民吗?不能“齐家”者,“治国”云乎哉!后来,我们提倡革命英雄主义和集体主义,把“家”和“家族”都当成了“革命”的对立面,这其实是违背人性和人道的,也不利于民间社会的存在和公民社会的建设。
“文革”中把这一套思想理论推到了极端,于是有革命样板戏中阿庆嫂、江水英、柯湘、方海珍等没有家庭生活的女强人的“光辉形象”。
但是,现在我们知道,这些“高大全”的典型人物,是江青们用来愚民的,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复制,至少是绝大多数人不能学不愿学。 家庭作为社会的细胞,其对人口再生产和健全生活的价值,不论是从弘扬传统道德的立场,还是从抵御享乐主义的后现代时尚角度,都是值得珍视的。
我希望,学沈浩“情为民所系”不要被误解,不要看重皮毛而不识真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