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鸿儒与马明哲 访谈:马明哲与中国平安

2008年3月,美轮美奂的深圳观澜平安培训学院,再融资的股东大会现场。马明哲面对天下股民,手捂胸口,深情表示,“20年来,一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恰在公司20岁生日这一年,无论马明哲,还是中国平安,都毫不轻松。千亿再融资、高薪门……接连爆发的危机事件,使两者一直处于舆论争议的风口浪尖。

然而放眼平安过去风雨20年,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的关键节点亦无不成为平安直面的挑战。伴随中国金融业开放历程,小舢板终成航空母舰,中国平安在舵手马明哲的带领下闯入世界500强。而上述一系列事件这一时点接连爆发,在不少熟悉平安与马的人士看来,并非偶然,公司的性格因子于初创时就已埋下。

马明哲的两次打开视野的机会

马明哲的父亲是 “四野”干部,籍贯吉林,一路南下,打到广东后,留在当地工作;母亲是马来西亚归侨,祖籍潮州人氏,早年于南洋大学接受良好教育,1950年回到中国。

生于1955年岁末的马明哲,乃摩羯座人士,坚韧是该星相的最大特点。高中毕业后的马明哲加入了上山下乡的行列,在乡下干了一年农活后,好学上进的他学会了驾驶,成为农场的一名货车司机。

“开车是件辛苦的活,而且经常要为建设工地拉炸药,很危险,很多人都不愿意干。我却喜欢。”马明哲表示,“当时世界是封闭的,我却能开着车跑到广州、佛山、番禺、韶关,看到外面的情况”。

“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抱负和追求”,在马的记忆中,另一番“增长见识”的经历是在1989年。作为平安经理的他前往美国,参加了为期几个月的一段保险业短期课程。

“在纽约,我第一次听说了摩根、高盛,花旗的厉害,大开眼界”,马明哲回忆。是次培训归来,“师夷长技”的念头已在他的心中植下。

之后,1992年平安开始有了外籍员工,1994年摩根、高盛成为了平安的股东,公司国际化征兆初显。之后更进一步,马明哲径直拜师麦肯锡,学习相关项目,了解全球最前沿行业资讯,乃是后话。

由此,从湛江到蛇口再到纽约的两段经历,使得马明哲有了超越同时代人的视野,也使得他领导下的平安从新生之际,就注定要走一条别人没有走过的路。

马明哲告诉记者,他的座右铭是“勤奋,帮助他人成功”。他认为,在平安成功需要有三个条件:专业能力、再学习能力,高处着眼、低处着手,很强的原则性。

然而,尽管承认自己在公司文化中影响力巨大,但马明哲却表示,“我希望,当我退下来的时候,可以交出一个谁都能带着向前走的平安。这需要建立一个平台、制度。建成一个航空母舰以后,我把它交出去,它可以向前走,而不受个人的影响。”

深圳与平安

“平安的文化很简单,就是‘竞争中求生存,创新中求发展’”,马明哲告诉记者,“可以说,创新正是平安的基因。”

显然,这与作为中国改革开放试验田与先行者的深圳这座城市的性格高度相符。

在马明哲眼中,深圳之所以快速发展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国家给的优惠政策,第二个是解放思想,勇于探索,求实包容。“包容是很重要的,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是阵痛,是必须出现的情况,这就要看是用一种什么样的态度来看待。”这是他在改革开放30周年、平安20周年时的亲身深刻体验。

不久之前,力图打造国际金融中心的上海市政府组了一个考察团来深圳,出了一个课题,请教当地金融业大佬,“为什么深圳会出招商银行、平安保险,为什么上海没有”。

马再次谈到包容。“对于深圳的政府,我归纳了12个字——‘解放思想,大胆创新,求实包容’。解放思想是最重要的,创新是深圳的灵魂,任何一样东西都是创新的。人就是人,不可能是神仙,怎么可能不犯错误呢。包容是深圳最伟大的地方。“马明哲说。

而回到这一环境下成长的平安本身,马明哲认为,平安取得的结果,有三个:“增长”,进入世界五百强;“创新”,是过去发展的,和今后需要继续保留的;“综合经营”,这个初步探讨我们找到了感觉,觉得可以走下去。至于那些国际化什么的都不重要,只是过程而已。

马明哲认为,平安20年的快速成长源于创新,而创新的基因和国际化的动力源于深圳,正是深圳独特的开放包容使得平安20年的坎坷发展路拥有一个宽松的城市环境。

民营企业的文化挑战

2008年,平安作为中国第一间民营企业迈入世界500强,并成为这一顶级俱乐部中最年轻的企业。但马明哲坦承,在传统思维惯行下的中国当下,平安面临的挑战依然巨大。

“在中国社会的传统思维中,协同效应非常难得,企业规模大了以后,管理上的压力就会比较大,协调起来就复杂多了”,马明哲认为。

在海外,自英国工业革命开始以后,已经大规模进行市场化的运作,他们100年前,就解决了大型企业运作的问题,甚至把人和人、人和组织、人和社会的协作关系已经融合到宗教文化的理念中了。她们的企业文化很简单,企业文化里面不需要这种东西。

而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对经商都是不重视的,上世纪70年代之前大型企业的规模都是靠行政手段,这种文化影响到华人的企业,做大了,业务复杂了,协同效应发挥就比较困难。宁做鸡头不作凤尾。做大到一定程度时,大企业里面的配合,整体的协同很难,因为中国的文化是缺这一块的。

“做大了以后,就出现官僚,从而效率低下,大家各自为政,结果公司越大效率得不到提升,而且整个组织体系、文化、人与人之间的配合差很远”,尽管近年来时时为综合金融的牌照而奔走,但马明哲表示,“中国大型企业的经营,不是给牌照就能做得了,企业文化一个很大的挑战。”

基于这一现实,在平安内部,企业文化被提到了更高的地位。多年来,平安力推“价值最大化”和“执行力文化”。价值最大化成为平安经营管理的行动纲领,更成为平安上下“为人处世”的核心价值观。而执行力,则很大程度上成为这个飞速成长的金融机构行事效率的保证。20年来,平安文化强大的凝聚力成为平安抵御各种风雨的力量源泉。

马认为,企业文化是建立内部的协调。我们的目标是,一个客户,一个账户,多个产品,一站服务的金融集团,但集团的后面,按公司治理和监管法规要求,分别设立独立经营的财产保险、人寿保险、银行、信托、证券、健康保险、养老等9家公司,要一起为一个客户提供服务,它跨越了所有的组织、系统、产品、协调起来非常复杂,但由于我们很早就建立了一个开放、坦诚、协助的管理文化,较好地解决了这些问题,内部合作起来是非常的顺畅,它将成为了平安未来持续、健康发展的坚实基础。

市场化新阶段——综合金融

1929年“大萧条”之后,在监管者的严厉铁腕下,曾经混业经营的环球金融大鳄遭遇强令拆分。然而,1980年代之后,出于金融竞争力的需要,分业半个世纪之久的金融体系又一次走向大一统。2008年,金融海啸再度从美国袭向全世界。华尔街五大投行死去其三之后,美国当局反向立法,令投行与商业银行重归一途。

相较一出生就市场化的欧美金融业,历史仅有30年的中国金融市场化改革略显滞后。当大洋彼岸再度以竞争力为名,使股权纽带下各类金融部门走向融合的时候,北京却在进行着金融企业从政府部门拆分并形成分业经营的实践。

但对于远离京城的深圳,于国有金融体系之外草根生长的平安却面临着完全不同的生存空间。这里,不存在行政命令下的分离另立,只有符合市场竞争力最大化的行业扩张。为了生存与壮大,马明哲与他的跟随者从产险起步,相继成立寿险、证券等部门,参考同期海外的竞争力样本进行着自身生存空间之内的腾挪。

时过境迁,中国官办金融体系的市场化改革,以国有银行、国有保险公司相继登陆资本市场阶段性完美收尾。然而,当这些昔日垄断背景的官办金融机构直面市场化竞争的残酷时,在原有的行业基础上向相邻金融行业进行布局,又成为壮大实力的必选项。

昔日被作为平安“分业”标杆的中保改革产物,中国最大的寿险公司与财产险公司中国人寿与中国人保,近年来相继成立国寿财险与人保人寿,重新觊觎曾被分出的另一半。而国有的四大银行,也纷纷通过整合、参股等方式向保险领域进军,如即将挂牌的“工银保险控股”。

自此,古老的分合理论在中国的金融体系中出现了与改革初期相反的一面。而曾经另类的平安,也从一个昔日背负诸多非议的先行者,成为行业领先的整合者。当吞下20%广发行股权的中国人寿正在交叉销售门外徘徊时,平安信用卡已经依靠寿险部门的30多万代理人创下发卡奇迹。对于这样一个近来争议之声日微的分合理论,多年前马明哲便思考成熟。

平安从打破坚冰到突出重围

1983年3月7日,北京被春阳暖照着。这一天举行的全国保险工作会议重点讨论人保改革和保险业本世纪战略规划。这次的晴好天气较长,持续了8天,这场会议也开了8天。能够想象出最高决策层对保险业此后17年的计划是多么充分。

但该计划没有考虑到4个月后,距离天安门直线距离1950公里外的蛇口工业区,将有一个28岁的小伙子报到上班——北京刚刚制定的保险业17年规划后来尽数被他打乱。

他,就是马明哲。

1983年的蛇口尘土飞扬,发生了几件大事。2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视察蛇口;4月,蛇口工业区第一届管委会由民意推选的15位候选人进行答辩;5月,袁庚忙着处理工业区内港资企业凯达厂的劳资纠纷——就算在蛇口也没有多少人会注意到马明哲的到来。到了蛇口,马明哲被安排到了工业区的劳动人事处,勤勤恳恳在一间小办公室内打下手,工作了三年也未能见到工业区的领袖袁庚。

一晃25年,马明哲已经53岁。现在,甚至是世界许多人都知道马明哲的名字。他领导的中国平安刚刚度过20岁的生日,却已经成为历史上最年轻的世界500强,也是中国唯一一家入围的非国有企业。

然而,这位快速成长起来的商界巨人20年来从未主动向外界披露自己及平安的成长历程。今年7月,位于深圳八卦三路平安大厦内最大的那间办公室,马明哲首次向记者敞开了大门……

撕开计划保险的口子

旧历载,1988年5月27日乙巳时(上午9-11点)宜求财、见贵;庚午时(11-13点)宜祈福、求财、开市、交易……。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平安诞生正好选在了乙巳时与庚午时这一黄道吉时。为了这一吉日的到来,马明哲奔波了两年之久。

从1951年开始,中国便按照一切信用归国家银行的原则,使人民银行成为“信贷中心、现金中心和结算中心”,承担了为国家“守计划、把口子”的资金供应和货币监督任务,1959年保险业也被停办。

直至1978年中国金融改革破冰。当年3月,人民银行与财政部分设,初步恢复了银行原有的功能。小平同志在1979年又提出了“必须把银行真正办成银行”。在此思想指导下,当年相继设立了农、中、建三大国有银行(工行为1983年成立)。与此同时,在1979年,中国人保在人民银行中分设(1984年正式分离),之后长达9年人保垄断中国商业保险业。

从政策来看,1985年3月3日国务院发布的《保险企业管理暂行条例》所规定的设立保险公司的条件,已为打破人保垄断扫除了法律上的障碍。然而,要真正撕开保险业计划时代的口子,也绝非易事。

两年执照破茧

马明哲:“我把执照拿回来的时候,蛇口工业区总经理江波都不相信这是真的。”

《21世纪》:虽然中国平安现已是综合性金融集团,但提到您的名字,人们最多还是与保险联系起来。从1959年至1979年,中国的保险业停办了20年。即使后来人保出现,但在整个80年代,人们对保险还是很陌生的。您如何跟保险结缘?

马明哲:这跟蛇口当时的环境有关。改革开放后,不少外资企业进驻蛇口,但是外资企业是不管职工退休、失业和工伤的。我记得有一家模具厂,开了两年就破产了,留了一批工伤工人,最后这批工人都需要工业区来负责。于是蛇口工业区就让劳动人事处从每个人每月的工资中抽出160块钱,建立一个保障机制。

1985年,蛇口工业区社保公司成立,当时我担任社保公司经理助理,于是我把这些原来是劳动人事处做的(事),挪到社保公司独立运作。第二年,我升任公司副经理。

《21世纪》:工伤险已经属于现在的商业保险范畴了。我们也知道当时商业保险只许人保一家来做,那蛇口这样搞是不是破坏了“江湖规矩”?

马明哲:的确如此。对于工伤责任,我们沿用了香港的名称,叫雇主责任险。但开展不久,人保就来找我们了。我记得人保在深圳的负责人是人行深圳特区分行的副行长梁清瑞,他以人行的身份来跟我们谈话。他说:“你们做社会保险我不管,但是雇主责任险是属于商业保险的范畴,违反了金融业的监管规定,你们不能做,要做去申请牌照。”他的态度很坚决。

《21世纪》:人保反对,您怎么做?

马明哲:当时中国法律规定所有在华的外资企业都必须买保险。蛇口作为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在80年代吸引大量外资企业入驻。但那时候中国保险业刚刚恢复,提供给所有外资企业的保险只有一个产品。而且价格贵,服务态度差。既然人保已经将话说到这个地步,而且社会又有需求。我便下决心搞一个保险公司。

《21世纪》:这个想法在当时可是非常大胆。您不仅想在蛇口搞,还打算把蛇口基因带出去,冲击人保老大的位置,招商局的态度如何?

马明哲:我第一次将这个想法汇报给袁董的时候,他确实不同意。他说:“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遇到了一个好时机。1986年正逢招商局庆祝成立一百周年,在招商局的历史上,以前办过两家保险公司。我就想,招商局百年后可以重操旧业,这是多么合理的一个理由。随后我去找招商局的副总车国宝——后来招商银行的牌照就是他申请下来的。

他让我写个(申请商业保险业务牌照的)申请给他。一次出差去香港车国宝将申请递交给袁庚,袁董看了也觉得不错。我知道申请招商银行牌照前袁董写了封信给相关领导,我当时就说:“袁董,你写信我去跑。”袁董同意了。从香港回来后,车国宝很快就将信上呈到张劲夫(时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秘书长)、陈慕华(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刘鸿儒(时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胡光宝(时任国务院特区办副主任)等人手中。

紧接着我就跑到了北京。

我在1986年7月16号写申请,1988年3月21号牌照获批,1988年5月27号公司开业。当我把平安保险的营业执照拿回来给招商局的总经理姜波看,他说这是真的吗?

《21世纪》:后来有人认为您是占了天时地利与人和,才能创造奇迹。

马明哲:归纳起来,应该是改革开放提出外商来投资的需求,这是核心,没有这种需求国家是不会批准的,这也是所谓的天时;而深圳作为特区却有地利之优;我以招商局重操旧业为理由,打动了袁董并获得支持。

(平安成立时,注册资本为3000万元人民币加3000万元港币,工商银行和深圳信托投资公司分别出资49%和51%)

一波三折

马明哲的努力其实无意中迎合了1950多公里外的中南海的深谋远虑。1984年,国务院成立金融体制改革研究小组,由刘鸿儒担任组长。1985年底,金融体制改革整体方案经过多次研究修改和汇报后,已基本成形,正式列入“七五”计划。里面涉及到了保险业的改革。

然而,固有利益团体以及改革的顽固人士让马明哲申请牌照之路远不是他所述的那么简单。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向旧体制的冲击大都伴随着曲折,破除独家垄断的尝试亦然。我们在此详细追问了马明哲申请牌照的历程,这也是中国改革进程的一个缩影。

《21世纪》:我们注意到,从1985年中央成立金融体制改革研究小组之后,中国的金融改革步伐加快许多。1987年,以交通银行、中信银行、招商银行、光大银行等为代表的股份制银行纷纷成立,让外界认为打破人保垄断的股份制保险公司成立也应顺理成章。但计算从您向袁董递交申请书到拿到牌照,前后竟经历两年之久。

马明哲:确实不容易。我们大概花了近两年的时间,很多人跟我一起跑北京,都坚持不下来,前后换了三批人。人行、国务院特区办、财政部,人保,还有其他部委。每个部委跑了起码有十几次,总共花了20多个月才拿到这个执照。

当时还有一个插曲,1986年春节后不久,没见袁董之前我就以社会保险公司名义,写过一个招商局保险公司申请商业保险牌照的建议,递交给人行深圳特区分行。该行第二天就以目前条件不成熟为由,退了回来。

但我的性格是比较有韧性的。我总是觉得,国家肯定需要多几家保险公司,就连一个小小的香港,就有100多家保险公司,而当时,蛇口的外商投资者在这方面的呼声也很高。其他人也支持我的观点。随后我才找到车国宝,也就发生了随后跑部委的事情。

第一次去北京时,我向人民银行总行反映了被深圳特区分行退回申请书的事。人总行具体负责金融机构管理的处长蔡鄂生非常认同我的看法,即刻要求深圳特区分行,不管同意不同意,将建议转报上来。深圳特区分行一听上面的电话,立刻联系我将材料再报一次。

这份建议很快就送到了人总行。人总行当时会同人保公司经过初步研究,觉得我们的建议很好,但是目前不可行。第一个理由是保险条例不完整;第二,他们认为再保险问题没解决;第三,说深圳处在改革开放的前沿,太快办一个保险公司可能会引起混乱,等等。

第三次去北京时我便决定到中南海找张劲夫。也许是天意,领导接见了我这样的小人物,张当场就批示我的建议可行。我着急地问,是否可以由我直接带回去,他说“这东西怎么能带呢。”后来还是通过文件转递到人总行。

《21世纪》:有了张劲夫的批示,如同得到一把令箭,接下来的事情,会容易许多。

马明哲:不完全是。申请牌照的报告到了人总行,人总行又转给人保,要人保提意见,人保就不同意。当时人总行没有人专管保险,只有一位副处长兼负责信托和保险的,她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我就拿着材料一个一个部门跑,最后有人出了个主意,说这样跑也不是个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的办法是开个研讨会,让各部门的人都来表态。

《21世纪》:这场会议想必惊心动魄?

马明哲:为了这个研讨会我几天几夜都没有睡觉。会议召开时,恰好人保搞植树活动,只派了个处长过来。别的部门全是局长,以前开会座位是“等级森严”的,处长坐不了中间这一排,我还坐人保那位处长的前边。

会上,国务院特区办的代表一开始就放炮:“深圳蛇口(办保险公司)绝对是应该的,那里的外商有这样的需要,应该给予支持”;人总行跟着上来,“我们觉得法规是可行的”;财政部讲,“如果大家认为可以我们也不反对”。

最后,人保那个处长说,“我今天来没得到领导授权,既然大家都同意我们也没有什么意见。”当时国务院特区办的一个姓赵的同志说,“他说话了,把他记下来。”——如果那个会议有一票提出反对都不行,在当时那个体制下是没有少数服从多数的,只有大家都同意才能通过。我一直都非常感激这位处长。

会后一个礼拜同意蛇口办保险公司的文件就下发了。但之前拟文的过程中,碰到了个问题,这个获批的保险公司还没有名字。当时,我正好在香港开了个保险业的会,与会者有香港的两家保险公司民安和太平,各取一字,我就想到了“平安”,马上打电话告诉他们,平安的名称就写到文里面了。

走出蛇口

马明哲说:“平安跟人保博弈的过程,也可以叫市场化过程。”诞生时的人保和平安的差距不是一星半点。人保的办公楼当时坐落在北京二环路街面上,20层高,而平安仅仅拥有蛇口招商北路六栋里的一层“门面”,几间房间,建筑面积只有400多平方米。

力量悬殊的竞争带给平安的是重重困难。

《21世纪》:只有2.14平方公里的蛇口显然不能满足一个保险公司的需求。保险业存在一个“大数法则”的制约,平安必须走出去。

马明哲:是要走出去,但走出去也有迫不得已的缘由。平安刚成立,人保跟我们签订了一个全国性的检验理赔协议。例如,有一批货从蛇口港运到天津港,若出现了事故,就必须有人当时在天津检验,因为出了问题的货物要是不搬动,就影响码头的运作,而保险公司检验需要现场检验,要等保险公司查勘过,要不然就不理赔。

那么短的时间买机票都来不及。所以我们跟人保签订了一个全国性的检验理赔协议,哪里出了问题,人保帮我们做,我们付费,这也是全球通常做法,各个国家的保险公司,都相互代理检验理赔。

到了1989年,人保单方面发给我们一纸通知,宣布取消代理关系。当时,整个公司都愣了——取消代理后怎么办?整整一个月我的头晕晕沉沉:公司货物的运输保险不敢做,异地的保险更不敢搞。

凡事都是一样,危机伴随转机。那时候我们想,解决这个问题,靠人家是不行的,只有靠自己,能不能开个代表处?1989年3月刘鸿儒正好到招商银行去检查工作,我在门口等他听完汇报后,凑上去递张名片给他。他看到名片后说,“平安保险批了吗?噢,是我批的。”我想让刘鸿儒来公司详说代表处的事情,邀请他来公司看看。便说“很近啊,100多米,走过去看看啊。”就这样硬把他拉过来。

刘鸿儒来到公司,看到公司员工兴奋的创业激情,一下子被吸引住了,原本他只打算看看平安,但在平安停留了大半天。我借机向他反映代理取消了,问他能不能在异地设立办事处。

他说“我看行!”——后来就批了6个代表处。当时,我们一批创业的年轻人,几乎兴奋到几天都睡不好觉。

《21世纪》:你是要批办事处的,而不是代表处。在金融系统中,代表处可是不准做业务的啊。

马明哲:从办事处到代表处有个故事,在申请办事处的时候。人行一官员称:“全国整顿,就不要搞办事处了,先搞一个代表处吧。”平安就先设代表处。但那时我们的代表处的确办理一些股东的业务,不久,就有人投诉我们超范围经营。后来我们解释说只做股东(工商银行)的业务,这确实是经过人行同意的。后来代理越做越大,人行建议我们规范起来,我们就逐步将代表处申请成立为分公司。

如果人保不停止理赔协议,我也找不到理由(开代表处),如果不是我们当时开展股东业务建立了基础,后来也不会给我们走出特区这么快。所以很多事情看上去是困境,其实暗藏转机。

“啃”下马明哲

要数论改革开放30年的金融企业家,马明哲是个绕不开的题。但要采访马明哲,是个大难题!

与其他企业家一样,他也是在改革开放那个“万物恣意生长”的年代中,取天时地利,得以“无名丘崛起成峰”。

而与其他企业家不一样的是,他一生中最黄金的几十年,只做了一件事——打造平安。

或许,正因为此,他与他的“独生子”平安之间有太多彼此的烙印,而伴随着企业的曲折起落,他也不可避免地成为话题人物。

无独有偶,这个行事为人异常低调的传奇人物,对坊间的种种传闻甚至指摘却从未公开回应过,即使是袁庚司机的谣传,即使是在口水满天飞的2008年。

“改革开放30年,作为在改革大潮中成长起来的杰出金融企业家,您不应该说点什么吗?”

“改革开放30年,曾经有恩于平安的袁董(袁庚),因身体原因已无法受访,作为蛇口系企业的代表人物之一,您不应该说点什么吗?”

防线就这样打开了。但即使如此,采访中的绝大部分时间,马明哲谈得最多也最充满激情的是综合金融——他近10年来研究的一项重要心得,这也正是平安近年来一步一个脚印在实践的战略。可是,除此以外,我们也想知道的是,拨开传言的迷雾,这个平安的战略背后的,平安的成长背后的,是一个怎样的传奇人物?

毫无疑问,马明哲和平安一样,是个爱创新的人。即使是因为工作忙碌常在会议间隙以汉堡果腹,他也不忘向参会的同事推荐,“这个汉堡是麦当劳的新口味,你要尝尝。”而在采访当日,马以一件粉红竖条纹衬衫搭配粉红斜条纹领带现身,“时尚感”颇让记者意外。

或许,正是这样一个创新的鲜明个性,让马明哲和平安不仅成为常常挨批的“出头鸟”,甚至是敢于面对批评的执着的“硬骨头”。“现在大家看到的,往往是平安20年走了一条快速发展的道路,但实际上,这20年,平安经历了许多不为人知的艰辛与挫折。

”马明哲一直以来的左膀右臂,平安集团现任副董事长孙建一说,“比如分业的时候,保监会召集全系统开会,监管领导当众批评对分业执行不力的平安,马总回来说,大家的眼光齐刷刷地向我射来,但我觉得很坦然,我相信综合金融是国际趋势,对平安也是有利的,那就坚持吧。虽然事后证明平安是对的,但这一挺7年的艰难常人无法体会。”

采访中,马明哲自己则说,我对个人的定位就是,勤奋,帮助他人成长。在平安的内部报刊《中国平安报》上,记者从一篇题为《董事长与大连同仁交流纪实》的文章发现了这样一段有趣的话:“我小时候读书没机会学英语,但是英语非常重要,怎么办?学,不懂就问。

20年前我从26个字母学起,把《新概念英语》里近万个单词,都记在一张张小卡片上,一张卡片十个单词,10张卡片一小捆,每天带几捆在身上。后来一捆捆卡片装了一个大纸筐。

当时,谁问我哪个单词在《新概念英语》第几页第几行,我都可以大概告诉他。这种方法很笨了,有人笑我,换别人这样学外语,早成高级教授了。外人怎么看没有关系,我能感觉到自己每天学一点,就有一点进步,这就足够了。现在我虽然可以在一般场合使用英语,但我还在学,出差时,我还一定要随身携带英文杂志或小说,有时间一定要听听英文财经报道。学无止境,贵在坚持……”

但这些生动的细节故事,在外部媒体,却难见踪影。

“平安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虽然有我的努力,但我希望这家公司的未来不要过多受我个人的影响。有人问我,你未来的追求是什么,我说一个是全球转悠,第二,到我退下来的时候,可以交出一个谁都能带着向前走的平安。我建成一个航空母舰以后,我把平台和机制搭好后,把它交出去,它可以向前走。所以,宣传个人虽是常人之心,但我不愿意过多去宣传个人态度,我觉得这才是对公司真正的负责任。” 马明哲在采访中如是说。

“普陀山住持戒忍大师是我的好朋友。一次一起品茗谈天,他讲了一个成语的新解:做人要知足常乐。但什么是知足?一般人的理解,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是宽慰自己接受现实的一种说法。这种想法太局限了。戒忍大师说:人的一生,像我们在沙滩上走,每走一步都留下足迹,记录我们踏踏实实地走过的历史。

回头看看这些足迹,是对是错,或辉煌或平凡,我们没有虚度光阴,就问心无愧,不要埋怨、惋惜、后悔,重要的是向前看,看到未来的前途和希望,这样才会感到快乐和满足。这才是知足常乐。在我看来,这就是成功的人生。”

“失败乃成功之母。对于我个人来说,个人教训每天都有,因为每样工作经过时间的考验,都不是尽善尽美的。在我看来,没有绝对的好,也没有绝对的坏,没有永远的好,也没有永远的坏。我们要懂得从好的东西中取其所长,更上台阶。从不好的经历中汲取教训,要不断地向前看。”

或许正是因为这样的心态,经过是非不断的2008年,平安经历了风波,同时也收获了教训和经验。2009年,马明哲,这个执着的创始人和他的团队,如同20年一路走来,仍将满怀信心,向前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