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雅各汉书 理雅各:最先译“四书五经”

理雅各(James Legge,1815年-1897年)是近代英国著名汉学家,是第一个系统研究、翻译中国古代经典的人。从1861年到1886年的25年间,他将《四书》、《五经》等中国主要典籍全部译出,共计28卷。理雅各的多卷本《中国经典》、《法显行传》、《中国的宗教:儒教、道教与基督教的对比》、《中国编年史》等著作在西方汉学界占有重要地位。他是与法国学者顾赛芬、德国学者卫礼贤并称汉籍欧译三位大师。

传教之余翻译中国经典

理雅各,1815年出生于英国苏格兰阿伯丁郡的杭特利城,他从小就学习刻苦,考入阿伯丁英王学院,19岁的时候以全校第一名的好成绩毕业。1839年7月,他带了新婚夫人玛丽从英国乘船前往东方传教,于1840年1月抵达南洋马六甲,担任英华书院校长。鸦片战争结束后,理雅各于1843年将英华书院迁到香港。

理雅各不是一位固执守旧的传教士。在传教和教学的过程中,理雅各认识到了学习中国文化的重要性,他很推崇孔子,说:“孔子是古代著作、事迹的保存者,中国黄金时代箴言的诠注者和解释者。过去,他是中国人中的中国人,现在正如所有人相信的那样,他应以最崇高的身份,代表人类最美好的理想。

”他还告诫其他传教士:“只有透彻地掌握中国的经典书籍,亲自考察中国圣贤所建立的道德、社会和政治生活,我们才能对得起自己的职业和地位。”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理雅各开始系统地研究和翻译中国古代的经典著作。

理雅各开始翻译中国典籍时曾一度为出版经费问题发愁。后来,香港怡和洋行老板查顿的侄子约瑟·贾丁对理雅各说:“如果您已经译好了著作,那么出版的钱由我来付。我们的钱是在中国赚的,我们乐意帮助您出版关于中国典籍的译作。”

1861年,理雅各翻译的《中国经典》第一卷出版,内容包括《论语》、《大学》和《中庸》。书稿出版后,英国商人颠地答应理雅各,在华的每个传教士,不论是属于天主教的还是属于基督教(新教)的,每人只需出一半的价钱就可购买一部,其余的钱全部由颠地来付。在颠地的带动下,其他一些在华外商此后也赞助过理雅各译著的出版。

得王韬倾力相助翻译工作得心应手

在理雅各向翻译中国经典著作的过程中,中国启蒙思想家王韬发挥了很大作用,功不可没。在王韬等人的辅助下,理雅各陆续翻译了《论语》、《大学》、《中庸》、《孟子》、《春秋》、《礼记》、《书经》、《孝经》、《易经》、《诗经》、《道德经》、《庄子》等中国的经典著作,历时25年。

王韬是江苏吴县(今苏州)人,原名利宾,字兰卿。他出身于塾师家庭,22岁以前一直在家乡接受传统文化教育,“毕读群经,旁涉诸史”。18岁他没考中秀才,次年再试不中,遂放弃科举,致力于经世致用之学。

1849年,王韬的父亲去世了,为了维持生计,他受雇于英国传教士麦都思所办的墨海书馆,协助翻译宗教和科学书籍,并帮助编辑中文杂志《六合丛谈》等。

上海墨海书馆是外国人在中国创办的第一所现代化的印刷出版机构,在印刷《圣经》之外,墨海书馆出版了许多介绍西方科技文化的书籍,为西学传入中国做出了重要贡献。王韬受雇于墨海书馆13年,期间他广泛接触西学,思想受到了很大影响,并于1854年受洗入教。

1862年,因上书太平天国,王韬遭到了清廷的通缉,只得离开墨海书馆,在英国人的帮助下逃亡香港。到香港后,他很快就与英国著名传教士理雅各有了交往。王韬和理雅各两人都是优秀学者,他们惺惺相惜,互相引为知己。

王韬后来说:“获识先生(指理雅各)于患难中,辱以文章学问相契。”王韬所说“辱以文章学问相契”指的就是两人合作翻译中国经典的工作。对于理雅各的翻译工作,王韬这样记述:“(理雅各)注全力于十三经,贯穿考核,讨流溯源,别具见解,不随凡俗。

其言经也,不主一家,不专一说,博采旁涉,务亟其通,大抵取材于孔、郑,而折衷于程朱,于汉宋之学,两无所偏袒,译有四子书,尚书两种。书出,西儒见之,咸叹其详明该洽,奉为南针。”

将儒家经典译成英文绝非易事。因中国儒家早期经典(如《论语》、《孟子》等),后世注疏汗牛充栋,非学问渊博之士不能正确把握。王韬恰是一位学问渊博之人,有了他做助手,理雅各才能高质量地将中国传统经典著作陆续译出。

理雅各没有忘记王韬对他的帮助,他在《中国经典》第三卷的前言中写道:“译者亦不能不感谢而且承认苏州学者王韬之贡献。余所遇之中国学者,殆以彼为最博通中国典籍者。彼于1862年岁暮抵港,于精心所集之巨量藏书特加赞赏,不时取用,并以满怀热忱,进行工作,随处为余解释或论辩。彼不持助余工作,且于工作辛劳之际,并为余带来乐趣也。”

1867年初,理雅各因事回国,翻译中国经典的工作暂时中断了一段时间,年底,他来信邀王韬去英国,继续助其翻译中国经典。王韬夙有漫游世界之心,得此机会自然不愿放过,遂于1867年12月15日乘船离开香港,前往欧洲。

这次长途旅行大大开阔了王韬的眼界,对其日后成为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影响很大。王韬自己记述,到了伦敦和巴黎之后,“始知海外之盛”。他称赞“法京巴黎,为欧洲一大都会,其人物之殷阗,宫室之壮丽,居住之繁华,园林之美胜,甲于一时,殆无与俪。”

1872年3月,王韬随理雅各回到香港,结束了旅居英国的岁月。1873年,理雅各回国主持牛津大学汉学讲座,与王韬的合作生涯亦随之结束。

疾呼反对

英国对中国输出鸦片

1876年,因在翻译中国经典及汉学研究方面的突出成就,理雅各获法兰西学院儒莲汉籍国际翻译奖。

回到了英国后,理雅各仍时刻关心着中国。在1878年伦敦举行的一次禁止鸦片贸易大会上,理雅各出席大会,并大声疾呼,反对英国将鸦片输出到中国。他认为,向中国输出鸦片是一种罪恶的交易,不但使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受害,而且也不利于中英两国正常的贸易发展。在演讲中,他还引述了自己与中国驻英公使郭嵩焘的一段对话。

郭嵩焘问理雅各:“亲爱的博士,您虽然出生在英国,但几乎是同我一样的中国人。因此,请您告诉我,中、英两国比较,您看哪个国家更优秀?”

理雅各说:“请阁下不要生我的气,不论怎么说,我还是把英国放在首位。”

郭嵩焘说:“是的,我明白,如果您是把两国的工业力量、铁路、海军进行比较的话。但是,我是要您从道德的观念上出发,来把两国人民做一比较。”

理雅各说:“阁下,从这个观点来看,我也只能把优势让给英国。”

听了理雅各的回答之后,郭嵩焘顿时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在他豪华的中国式书房内踱来踱去,猛力伸展双臂,然后又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几乎要砸坏那张椅子。理雅各从未见到他发那么大的脾气。过了一会,郭嵩焘又站了起来,对理雅各说:“那么,博士先生,为什么,为什么贵国要强迫我们中国接受贵国送来的鸦片呢?”理雅各顿时目瞪口呆,无言以对。

理雅各引述了这段对话后说:“当我听了郭嵩焘这番话,我只好保持沉默,因为我被驳倒了。现在,面对这个问题,你们会问,那么,你的意见是什么呢?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我的兄弟们,关于这个问题,我只有用先知的话作为回答,那就是:停止作恶,学习行善。”

理雅各以著名汉学家的身份呼吁英国停止向中国输出鸦片,由此可见他对中国的一片深情。1897年11月29日,理雅各在讲课时突然中风倒地,溘然长逝,终年82岁。学生们把他最后写在黑板上的字拍下来,作为纪念。理雅各葬在了牛津,花岗岩做成的墓碑上写着:“赴华传教士与牛津大学首任汉学教授”。英国学术界为理雅各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后来,世界各地的汉学家到牛津访问总要到他的墓地上去献花,凭吊。(图片为资料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