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雅各尚书 利玛窦、理雅各及《四书》的西译(上)

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东学也逐渐流入西方。最初这种运输途径主要是东来的传教士,其中著名的有利玛窦、马礼逊、卫方济、理雅各。

一般来说,我们把西译的中国典籍的源头定为利玛窦对中国文化历史的介绍和《四书》的初译。虽然,这之前,利氏的朋友罗明坚曾经将《大学》翻译成了拉丁文,在罗马发表,但其影响有限。

记得十多年前在沪读书时,听过一门选修课《传教士与近代中国》。其中印象最深的是这么一段故事。早期西方传教士来华传教,遇到了十分强大的抵抗,所以利玛窦来时,手法已是十分的巧妙。利氏初到广东,下船时的装扮是袒露肩膀,剃个光头,广东人以为是西来的僧徒,将他带到佛教寺庙,进得庙来,他只是摇头,不肯下拜,他说我是儒生呀!

于是被领到学馆,拜师读儒家经典,不到一二年,通四书五经,于是入朝京师。后来才知道,这是张尔岐《蒿庵闲话》上的一则。这个变形的史实,很能反映前期传教士东来之艰辛和煞费苦心。

利玛窦不仅身着儒服,而且在儒家理论与布教不相矛盾时采用儒学观点,他说:“中国人中的其它任何教理都不如他的儒教更接近基督真宗。”法国学者安田朴说:利玛窦“很懂得把孔圣人的思想用于我们的观点……同样,他接受着先以一名‘西儒’的面目出现,并阐明了欧洲文化的全部世俗内容。

”利氏的研究者保罗·鲁尔认为,利玛窦与儒教的结合并非始终只是一种策略,到后来“逐渐变成了一种真挚的文化联系”。为帮助本国政府了解中国,他把考察中国社会,特别是研究儒家经典的情况介绍给本国和欧洲其他国家。为了方便来华传教士阅读《四书》,利氏于1594年(万历二十二年)将之译为拉丁文,这是儒家经典最早译成西文的本子之一。

20世纪前各国传教士和汉学家的译介努力

这之后,随着传教的继续和欧洲对中国的关注,儒家经典的西译越来越多。1626年,法国传教士金尼阁将“五经”译成拉丁文。1662年,殷铎泽和郭纳爵将所译《大学》拉丁文本在江西刊印,书名为《中国的智慧》,附序言和孔子传。

随后,殷铎泽又将《中庸》译成拉丁文,1667年、1669年分别刻于广州及印度果阿,并于1672年出版了巴黎本。1687年柏应理等四名传教士奉路易十四敕令合编《中国之哲人孔子》的拉丁文本在巴黎出版,中文标题为《西文四书直解》。此书系为辩护“礼仪问题”而作,对欧洲影响颇大,掀起了一股“中国热”。

“四书”的翻译还可以列出不少,如:比利时传教士卫方济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及《孝经》《三字经》译为拉丁文,书名为《中国六大经典》,1711年在区拉加大学图书馆印行。这一时期,还有其他一些人翻译《四书》:蒋友仁译《孟子》(未成);《北京耶稣会士中国纪要》第一卷无名氏所译《大学》《中庸》等;白乃心所著之意大利文《中国杂记》书末附《中庸》译文及《孔子传》等。

值得一提的是,18世纪30年代,法国出版了一本《中华帝国全志》,编者是杜赫德,巴黎耶稣会士,他虽然从来没有到过中国,但他采用中国寄来的各式各样的报道。该书分述中国的历史、地理、政教、风俗,还收录了五经、四书、戏曲、小说的节译本。

此书在欧洲传播极广,1736年英国出版了布鲁克斯的节译本,通称瓦茨本并成为畅销书。凯夫在《君子杂志》上1736年8月刊登推介文章,并分期刊发总称为“中国故事”的译文,据说文坛领袖约翰生曾参与其中,审校译稿,甚至是直接参与了翻译。凯夫后来出版了一个全译本。杜赫德的《中华帝国通志》在欧洲的传播产生了轰动效应,衍生了很多的故事,如伏尔泰的《中国孤儿》。

第一个《四书》英译本由大卫·科利完成,1828年在马六甲出版。但此本流传不广。首部权威的《四书》英译本,1861年由英国伦敦会传教士理雅各完成。德国直到1798年才开始翻译《论语》。民国初年,卫礼贤将《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译为德文。

俄国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陆续出现《论语》《孟子》等儒家典籍的俄文译本。有俄国汉学鼻祖之称的传教士比丘林曾翻译《四书》,并称《四书》“包括着关于道德和治国的最纯正的概念”。

曾任沙俄驻北京总领事的著名汉学家波波夫于1904年将《孟子》译成俄文,附注释和介绍。19世纪末20世纪初,还有不少《四书》译本出现,如法国神甫顾赛芬译有《四书》,意大利罗光主教译有《论语》《大学》《中庸》,吴宗文译《孟子》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