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振堂将军的子女 知道吗——董振堂将军对红军的重大贡献(图)

从1932年7月到1934年9月,作为红一方面军的主作战军,董振堂先后和军团政委萧劲光、朱瑞率领第5军团与第1、3军团协同作战,参加了南雄、水口战役,安乐、宜黄战役,建(宁)黎(川)泰(宁)战役,金(溪)资(溪)战役和第四、第五次反“围剿”的几乎所有的战斗,保卫了中央根据地。

尤其是在第五次反“围剿”中,董振堂的第5军团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直到红军长征的前夕,还在兴国一带设防,抵御国民党的进攻,保卫中央红军在根据地集结,准备战略转移。

1934年10月,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遭到“左”倾路线的排挤,被贬到第5军团任参谋长。董振堂仍然象往常一样,非常尊重自己的老上级,常常习惯地称他为总参谋长。长征开始后,董振堂、李卓然(政委)、刘伯承率第5军团最后撤离的苏区,向湘西进发。

在长征路上,第1、3军团在前头突围开路,第8、9军团随后跟进,军委纵队(包括党中央和中央政府机关)居中,第5军团殿后掩护。虽说担任前锋的第1、3军团困难重重,但是担任后卫的第5军团也有千难万险,他们既要行军跟进,又要随时掩护作战,拦截国民党军的追击,保障军委纵队及全军的后方安全,这对于董振堂来说确实是一副千钧重担。

1934年11月底,红军向国民党军的第四道封锁线湘江突进。由于前面部队携带大批“坛坛罐罐”,行动迟缓,不能迅速过江,加重了第5军团的掩护任务。根据中央“掩护部队应不顾一切阻止及部分的扑灭尾追之敌”(见《军史》504页)的命令,董振堂率部与国民党“追剿”军展开激烈残酷的血战。

当时第5军团仅有两个战斗师,即第13师和第34师,兵力约6000人。当他们掩护红军主力和军委纵队渡过湘江后,第34师已被敌军重重包围。最后,第34师一个整师--师长阵树湘、师政委程翠林及以下3000名红军战士全部阵亡。董振堂的第5军团以惨重的损失为红军渡湘江作出了英勇悲壮的贡献。

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重新确立了毛泽东的军事领导地位。从此,中央红军四渡赤水、二占遵义、南渡乌江、威逼贵阳,随后巧渡金沙江。常见的史料上所说的这个“巧渡”,是从战略的角度来评价毛泽东战略战术的巧妙或灵巧。

其实真正的渡金沙江并非那么轻巧。1935年4月底,中央红军趁滇北敌军防守空虚,决定兵分三路,从三个渡口--林彪的第1军团从上游龙街,彭德怀的第3军团从下游的洪门渡,董振堂的第5军团掩护军委纵队从中间的皎平渡--同时过江。

按照这个部署,本来第5军团在江南岸的石板河一带掩护三天便可撤防,可是渡江行动开始后,第1军团找不到渡船,搭了半截的浮桥又被江水冲垮,第3军团仅找到一只渡船,又无法架浮桥,于是中革军委命令第1军团沿江而下,第3军团沿江而上,改从皎平渡渡江。

而皎平渡仅有6只小木船,全军几万人马需9天才能渡完。因此,军委不得不一再命令第5军团延长撤防日期。董振堂率部在防御阵地由3天3夜、6天6夜一直坚守了9天9夜。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记载:“5月6日,追敌先头部队1个师进到团街附近地区,担任后卫的红5军团广大指战员,在军团长董振堂的指挥下,利用有利地形,节节抗击,并连续3次打退敌人的进攻,圆满地完成了保障红军主力渡江的任务”(见538页)。由此看来,如果没有董振堂第5军团的掩护,红军渡金沙江肯定是另一番景象。

1935年6月,第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7月,第一方面军取消各军团番号改为军。从此第5军团为第5军,董振堂继任军长(在此后较长一段时间里,仍习惯称为军团和军团长)。8月,第5军编入左路军并作为前锋部队北上探路,进入松潘草地。

当即将走出草地时,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行为发展到巅峰,强令第5军从草地返回,南下“创建川康根据地”,董振堂又二次穿过草地,经受了更多的艰难困苦。此时,毛泽东率领原第一方面军的第1、3军团组成陕甘支队继续北上,不久到达吴起镇。

而第5军被迫留在川康边区。那首“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的歌,正是董振堂及原第一方面军的红军战士,盼望追随毛泽东北上的心声。可是,直到1936年7月,董振堂才奉命率部继续北上,第三次进入草地,再次经受了草地行军的艰苦考验。

在滞留于川康边区将近一年的时间里,在张国焘错误路线统治下,董振堂对红军的贡献在于,他坚持听从也留在四方面军的朱德总司令和刘伯承总参谋长的意见,从整个红军的大局出发,在自己的权限之内与张国焘路线进行了有节制的斗争,并且加强部队的教育,与四方面军保持友好协作关系,避免了红军矛盾的扩大,从而维护了红军的团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