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振堂革命军事委员会 红军时期的三个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

2017-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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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国民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将工作中心转向农村,广泛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进行武装斗争,陆续创建了十余块农村革命根据地,并在根据地内建立起党.政.军等领导机构

国民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将工作中心转向农村,广泛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进行武装斗争,陆续创建了十余块农村革命根据地,并在根据地内建立起党、政、军等领导机构。而在川陕革命根据地、西北革命根据地和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其最高军事领导机关都称之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

川陕革命根据地的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 (1932年11月19日一1935年6月29日)

1932年10月,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第四次反"围剿"失利,红四方面军根据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黄柴畈紧急会议的决定,撤离根据地,向西越过平汉铁路(今北京一汉口),经鄂西北、豫西南,翻越秦岭山脉,转战到陕南地区。

11月19日,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召开会议,决定将鄂豫皖革命军事委员会改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张国焘任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任副主席,曾中生任参谋长(12月中旬任职)。

就在红四方面军艰苦转战途中,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从中共陕南地下党组织提供的情报中获悉:四川军阀混战正酣,川北通江、南江、巴中一带兵力空虚,红军回旋区域广阔;此地背靠巴山天险,俯视川东盆地,进可攻,退可守;河川纵横,林深草茂,物产丰饶;川北一带有我党领导的游击战和农民运动,群众基础比较好。

于是,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指示红四方面军迅速南下翻越大巴山,进军川北地区。 12月23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在通江县苦草坝(今永安镇)召开人川后第一次高级干部会议,决定在川陕边界创建根据地,并发布了《人川十大纲领》,号召四川人民与红四方面军一起共同组织四少11全省人民政府。

12月29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进驻通江城天主堂(今通江剧场),颁布了《关于土地问题的布告》,号召人民群众起来"反对军阀地主豪绅的剥削与掠夺,废除苛捐杂税;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贫苦农民,彻底改革封建土地占有制度;参加红军,建立工农民主政府"。

而后,红四方面军经过两个多月的浴血奋战,到1933年2月,开辟了以通江、南江、巴中为中心,拥有五县一市、总面积1。4万平方公里的川陕革命根据地,构成了"扬子江南北两岸和中国南北两部间苏维埃革命发展的桥梁"。

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也由此成为川陕边革命根据地最高军事领导机关,统一指挥红四方面军与川陕地方武装(《苏维埃组织法及各种委员会的工作概要说明》)。 1933年2月底,国民党四川军阀田颂尧纠集6万余人,向川陕革命根据地发起"三路围攻"。

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首先与驻陕南的国民党军杨虎城部达成互不侵犯的协议。接着,领导红四方面军采取"收紧阵地,诱敌深入,中央突破,两翼迂回"的作战方针,于4月29日主动撤往红四方面军和川陕省苏维埃政府的后勤基地得汉城,先后组织了空山坝反击战等战役,毙、伤、俘川军1。

5万余人。至6月中旬,取得反"三路围攻"作战的重大胜利,使根据地的面积扩大了一倍。接着,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在长赤县木门场(今旺苍县东凡乡)主持召开军事会议,总结了反"三路围攻"取得胜利的经验,决定将红四方面军四个师扩编为四个军(红四、红九、红三十、红三十一军);同时,还作出了加强部队政治工作、大力开展军事训练和恢复彭杨军事政治学校等重要决定。

随着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日渐巩固,7月上旬,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在巴中县设立了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总指挥徐向前,副总指挥王树声,政委陈昌浩,参谋长倪志亮)和总政治部(兼西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张琴秋,副主任傅钟、曾传六)。

8月10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又发布了《川陕省军区指挥部条例(草案)》、《西北军区赤卫军条例(草案)》,提出大力加强地方武装建设,保卫根据地。

而在根据地的蓬勃发展中,张国焘竟公开罗织罪名,撤销了曾中生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职务(此后长期被软禁),任命倪志亮、黄正平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参谋处主任。 8月至10月,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组织红四方面军先后进行了仪(陇)南(部)、营(山)渠(县)、宣(汉)达(县)三次进攻战役,歼敌2万余人,攻占了仪陇、万源等5座县城。

至此,川陕革命根据地与川东游击区连成一片,成为当时全国第二大苏区。

其地东起城口,西抵嘉陵,南接营(山)渠(县),北定陕南(镇巴、西乡、宁强),苏维埃区域达23个县4。2万平方公里,人口约600万,红四方面军也发展到五个军8万余人。10月,蒋介石委任刘湘为四川"剿匪"总司令,纠集20余万人,对川陕革命根据地发动了"六路围攻",妄图在"三个月内全部肃清"根据地内的红军。

为了反击敌人的"围攻",保卫红色政权,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和西北军区政治部陆续发布《与"围剿赤军"作战要诀》(1933年10月)、《为宣布刘湘等军阀十大罪状事》(1934年1月)等,号召根据地人民团结一致,消灭刘湘,并制定了"积极防御、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作战方针,于1934年6月21日主动放弃通江城,迁往洪口场指挥作战。

随后,红四方面军经过历时10个月的艰苦作战,歼敌8万余人,彻底粉碎了敌人"六路围攻",不仅收复了根据地原有的大部地区,还攻克了间中和苍溪两城。 "六路围攻"被粉碎后,蒋介石不甘心失败,又开始策划"川陕会剿"。

10月26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为彻底消灭刘湘,冲破"川陕会剿"告全体指挥员、战斗员书》,号召部队深人政治动员,加紧军事训练,迅速充实战斗实力,进一步发动群众,为粉碎敌人新的"会剿"做好一切准备。

11月中上旬,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持红四方面军在通江县毛裕镇、巴中县清江渡先后召开政治工作会议和军事会议,总结了反"六路围攻"作战和地方工作的经验教训,决定主动出击,"依托老区。

发展新区",粉碎敌人的"会剿"计划。1935年1月22日,长征途中的中共中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电令红四方面军"实行向嘉陵江以西进攻",策应中央红军作战。接电后,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立即在广元县旺苍坝(今旺苍县)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迅速打造船只,解决渡江工具;收缩东线部队,主动出击陕南,调动敌人北移,创造渡江条件。

3月29日一4月21日,红四方面军发起了强渡嘉陵江战役,歼灭川军近万人,占领嘉陵江以西大片地区。

而后,张国焘下令部队放弃川陕革命根据地,西进夺取茂县、理番(今理县)、松潘等地。6月18日与中央红军会师于川西北惫功(今小金县)。6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愚功县两河口召开常委会议,决定统一中央红军、红四方面军的领导,张国焘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任军委委员。至此,原川陕革命根据地的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历史结束。

西北革命根据地的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 (1935年2月7日一12月25日)

1934年10月,蒋介石集中陕、甘、宁、晋、绥、豫等省国民党军5万余人,向陕甘边和陕北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二次"围剿",妄图扼杀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为了共同抗敌,粉碎敌人的军事"围剿",1935年2月5日,根据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驻西北巡视员黄翰(原名张子华)的建议,中共陕甘边特委和陕北特委在赤源县(今属子长县)周家硷召开联席会议,会议分析了两大根据地的形势,决定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和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

2月7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在赤源县冯家稍嫣村正式成立,谢子长、刘志丹、杨森、杨琪、张秀山、张达志、高岗等任军委委员,谢子长任主席,刘志丹、高岗任副主席(2月21日谢子长逝世后,刘志丹继任主席),朱子休任参谋长,白坚任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统一指挥西北红军(由陕甘边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和陕北红二十七军第八十四师组成)。

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后,立即发布了刘志丹起草的《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粉碎敌人第二次"围剿"动员令》。

5月4日,根据联席会议决定,在秀延县(今属子长县)玉家湾成立了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前敌总指挥部(刘志丹兼任总指挥,高岗兼任政委,白坚兼任政治部主任)。随后,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指挥西北红军主力,经过两个多月的浴血拼杀,歼灭国民党军及反动民团5000余人,解放了安定(今子长县)、延长等6座县城,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使陕甘边和陕北革命根据地首次实现统一,形成了东起黄河岸、南至金锁关、西到永宁山、北抵长城边,面积3万平方公里,人口90多万的西北革命根据地,西北红军主力发展到4800余人。

7月3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等领导机关迁驻延川县永坪镇。 7月底,蒋介石又调集约巧万兵力向陕北地区发动了第三次"围剿"。

为保卫根据地,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制定了"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方针,指挥西北红军在绥德县定仙嫣、吴堡县慕家原歼灭国民党军一个多团,俘敌1800余人,迫使进人陕北的晋绥军主力退回山西。

西北革命根据地成为全国硕果仅存的根据地,为即将到来的各路红军大会合提供了落脚点。 9月16日,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出发长征的红二十五军与刘志丹率领的西北红军在永坪镇会师。

次日,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和北方局派驻西北代表团(负责人朱理治、聂洪钧)主持召开了中共西北工委和鄂豫陕省委联席会议。由于受"左"倾思想的影响,会议负责人执行了"左"倾"肃反"政策,改组了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将原军委主要领导全部撤职,任命聂洪钧兼军委主席,戴季英(红二十五军参谋长)任参谋长,范子文(陕北省苏维埃政府秘书长)任秘书长,统一指挥红十五军团(由红二十五军和西北红军合编而成,军团长徐海东,政委程子华,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刘志丹,政治部主任高岗)。

永坪镇会师后,蒋介石惊恐不已,立即成立了"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并亲自兼任总司令,"进剿"西北革命根据地。为了粉碎敌人的进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立即主持召开军事会议,制订了反击敌人的作战计划。

接着,指挥红十五军团在甘泉县劳山、榆林桥连续重创国民党东北军,毙、俘敌师长何立中以下6000余人,扭转了西北战场的局势,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张学良从"剿共"转向"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10月5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等机关进驻子长县瓦窑堡。 随着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12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召开会议,决定撤销原以聂洪钧为主席的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西北办事处(主任周恩来,副主任刘志丹)。至此,原西北革命根据地的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历史结束。

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 (1935年11月3日一1936年12月7日)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完成战略转移到达陕北,而由张国熹控制的红四方面军却南下川康边,走上了分裂的道路。为了争取张国焘北上,11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甘泉县下寺湾召开常委会议,决定党中央对外称"中共西北中央局"。

同时,会议根据党中央负责人张闻天的提议,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及后方办事处,毛泽东、彭德怀、周恩来、王稼祥、聂洪钧、林彪、徐海东、程子华、郭洪涛任委员(1936年4月10日,叶剑英、聂荣臻、刘志丹被增补为委员),毛泽东任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任副主席,叶剑英任参谋长,聂洪钧、张云逸任副参谋长,王稼祥任总政治部主任,叶季壮任供给部部长兼政委,杨立三、李文楷分任兵站部部长和政委,戴季英、黎林分任动员武装部部长和政委。

其职责是全权决定战斗指挥问题,统一指挥红一方面军(下辖林彪、聂荣臻的红一军团和徐海东、程子。此后,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替代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但在实际工作中,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上依然存在,两个军委名称经常混用)。

11月5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后方办事处成立,周恩来兼任主任,聂洪钧兼任副主任,张云逸兼任参谋长,钟赤兵任政治部主任。11月7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进驻子长县瓦窑堡镇下河滩。

中央红军与西北红军会师,国民党"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立即调整部署,集中5个师的兵力,向陕甘地区发动了新的进攻,企图乘我军立足未稳之际,围歼中共中央机关及红军于洛水以西、葫芦河以北地区。

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全面分析了敌情,认为不打破敌人的"围剿",就无法巩固现有的根据地,党中央也无法在陕甘地区立足。为此,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制定了"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战术,指挥红军主力在富县直罗镇地区利用有利地形,歼灭国民党军一个师又一个团,毙俘敌师长牛元峰以下6000余人,彻底粉碎了敌人对陕北地区发动的第三次"围剿",为党中央将革命大本营设在西北举行了奠基礼。

当红军与国民党军在陕甘地区进行斗争时,日本帝国主义也加紧了对华北地区的侵略,中日民族矛盾迅速加剧,11月28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联合发表《抗日救国宣言》,明确提出:"不论任何政治派别、任何武装、任何社会团体、任何个人类别,只要他们愿意抗日反蒋者,我们不但同意同他们订立抗日反蒋的作战协定,而且愿意更进一步地同他们组织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

该宣言的发表,促成了中共政策的重大转变。1936年1月15日,为了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打通抗日路线,扩大红军,巩固陕甘革命根据地,西北革命军事委员签发了《关于红军东进抗日及讨伐卖国贼阎锡山的命令》,并将红军改编为"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

2月20日,毛泽东亲自指挥红军进行东征战役,转战山西50余县,歼敌1。

7万余人,扩大红军8000余名(在山西中阳县三交镇战斗中,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红二十八军军长刘志丹壮烈牺牲)。5月5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红军回师陕北。

然而,蒋介石却不顾民族矛盾加剧,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继续调集军队,进攻陕甘革命根据地。为应对严峻的局势,扩大根据地和抗日红军,争取实现与东北军、西北军共同抗日,并打通与苏联、蒙古的联系,策应红二、红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北上,5月18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发布西征战役命令,决定向敌人力量薄弱的陕(西)、甘(肃)、宁(夏)三省边界地区发动进攻。

5月28日,彭德怀率部发起西征战役。经过两个多月的作战,歼敌2000余人,解放了定边、盐池等4座县城,开辟了纵横400余里的新区,陕甘革命根据地发展成为陕甘宁革命根据地,为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创造了条件。

同时,宣传了我党的统战政策,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6月21日,鉴于国民党军和反动民团奔袭瓦窑堡,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随中共中央机关转移到志丹县(原保安县)。随后,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了关于筹款的训令,指出:对于地主,只要他不反对抗日红军,应避免用没收办法,而以捐募的方法使其尽量拿出金钱、粮食和物品。

在苏维埃法律范围内,给商人以适当保护。向富商作深入的救国宣传,进行募捐运动,筹得抗日经费。

该训令的发表,标志着我党的土地政策开始向民族革命战争方向转变。 红一、二、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后,党中央决定扩大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12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志丹县召开会议,决定将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与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合二为一,成立扩大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由毛泽东、周恩来、张国蠢、朱德、彭德怀、项英、任弼时、贺龙、林彪、王稼祥、陈毅、萧克、徐向前、陈昌浩、刘伯承、关向应、董振堂、叶剑英、徐海东、聂荣臻、郭洪涛、张云逸、王维舟23人任委员(是时,项英和陈毅正在南方领导艰苦的游击战,徐向前、陈昌浩和董振堂正在河西走廊组织悲壮的西征),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蠢、彭德怀、任弼时、贺龙等7人组成军委主席团(实际为军委常委),毛泽东任主席,周恩来、张国焘任副主席。

此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名称不再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