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信泉林彪事件 林彪卫士长:“林彪事件”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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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事件”真相
历史人文
我是黑龙江省林甸县人,1948年入伍的。原来在第四野战军警卫团。南下后于1954年从广州军区警备团三连副指导员岗位抽到林彪身边当警卫班长。中间有几进几出,但林彪看我老实,从不参与林家政治上的事,什么事情也不多问,便一定要调我到他身边去,而且处处不为难我、相信我,在这一点上说我是他的“亲信”也未尝不可。
在林彪身边工作是很辛苦的,不论白天、黑夜,林彪、叶群叫干什么,我都是随叫随到,生怕出什么差错,累得要死,不敢叫一声苦。我身高一米六八,瘦得体重还不到一百斤。林彪是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副主席、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管的事越来越多。
“林办”人员不够时还要我兼做秘书工作。后来我到中央警卫局当参谋后,林彪非要我去不可,并说:“李文普不来我不睡觉。”这样,我才又回到林彪身边。叶群是“林办”主任,我是“林办”反叶派,她有时对我不满意,但林彪不让我走,她也没有办法。
在“林办”我主要是管林彪的安全和衣、食、住、行,较多的是林彪的饮食起居、参加会议上天安门,外出活动及疗养治病等事项,有人叫贴身警卫、叫卫士长,过去也叫副官,就是这个角色,终日不离林彪左右,应当说对林彪有所了解。
有时,林彪和叶群吵嘴打架(几乎年年都有),林彪生气,不愿见到叶群,就叫我转告叶群,不叫她,不准过去进他的房间,我也只好对叶群注意观察,提前通报。林彪气消了,叶群去和林彪谈事,我自然不敢参予。林立果、林立衡去林彪房间看望谈话都是自由随意的。
不管在苏州、在北戴河,林彪一家人的见面活动,我从不施加影响,也不去打听。林彪两部加密的红机子电话都是中办和军委总参通讯部门设置并管理的,根本不存在由我“监控”的问题。
我只是个普通警卫干部,林彪是党中央副主席,叶群是中央政治局委员,谁敢布置我监控林彪的电话?我不敢也无这个需要这样做。电话守机员对首长打长途电话有登记,那是通讯部门规定的制度,但根本不敢偷听通话内容。
林彪平型关战役之后,被国民党阎锡山军队士兵错当成日本人开枪误伤肺部,在苏联治疗过程中,医生使用药物过量,损伤了神经机能,形成了怕水、怕风、怕感冒、容易拉肚、出汗等一些后遗症。他又不大相信医生,喜欢自己翻看《本草纲目》等医药书籍,从中选药吃。
有时他很固执,要某种药吃,而医生又认为不合适或吃多了对他的健康不利,就想办法用代用品骗他哄他使用。如钙片他认为好,但医生又认为按他的身体状况吃多了并不好,没有办法,叶群、我和医生商量,在上海用淀粉加适当的粘合剂仿制成同样大小的“钙片” 给他服用。
在“林办”,有两位保健医生,一位是北京医院的蒋保生,一位是总后卫生部的王之敬。林彪不愿意找他们看病,他们都很难见到林彪。遇到服药或定期大体检,他们向叶群提出建议,因为林彪在生活上只相信我,所以叶群便叫我去劝说林彪采纳。一般我讲出来,他都不加拒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