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高棠的子女 张燮林追忆荣高棠同志:贴心的领导 可敬的师长

接到记者电话,张燮林十分震惊。作为新中国乒乓界元老的张燮林,至今仍然十分清晰地记得上世纪五十年代荣老与中国乒乓球队一同训练、生活的情景。应记者的要求,张指导重新翻开一页页尘封已久的记忆。

“管他张燮林还是张‘变’林,敢打敢拼就是好同志”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体育事业也是一样。为了备战1961年在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举行的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当时国家体委(现国家体育总局)副主任荣高棠同志亲自主持下,从全国各地选拔了108名优秀乒乓球运动员到北京集训,张燮林也在其中。高棠同志当时风趣地把这108名运动员称为“一百单八将”,正是这“一百单八将”,为中国乒乓球事业的长盛不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为了在世界大赛上展现中国人民的精神风貌,当时国家体委对第26届世乒赛十分重视,要求乒乓健儿们在比赛中力争好成绩,为国争光。张燮林回忆说:“当时的条件和现在没法比,但是为了国家荣誉,我们训练得非常刻苦。高棠同志当时作为国家体委主持工作的领导,对我们非常关心,每次训练、比赛必到现场亲自指挥。”

对于高棠同志深入细致的工作作风,张燮林至今记忆犹新,他回忆说:“高棠同志工作很讲究方法,总是把气氛调剂得非常好,大家在紧张的训练中总被他的幽默逗得发笑。”“我的名字叫张燮林,这个燮字很不好写,好多人都误写成了‘变’。

在一次会议上,高棠同志说:‘管他张燮林还是张变林,敢打敢拼就是好同志。’”结果在第26届世乒赛上,张燮林果然不负众望,在比赛中赢了当时正处在巅峰状态的日本全国冠军星野。赛后高棠同志风趣地说:“看,不仅张燮林厉害,张变林也能赢球。”

“球队没有树立好作风,责任在我”

当时中国乒乓球队经常出国参加比赛,接触国外事物的机会比较多,时间长了,有的人不知不觉地受到了影响,开始模仿外国运动员的穿着打扮。张燮林回忆说:“那是在1963年年中的时候,当时我们看到很多国外运动员在一些场合下穿尖头皮鞋、烫头发,觉得很时髦,于是我们也跟着穿尖头皮鞋,去理发店烫发。

”在一次体委机关会议上,乒乓球队受到体委领导的严厉批评。“我们当时知道错了,都很害怕,没想到高棠同志却把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回忆起那段紧张的经历,张燮林心中仍然感到一股温暖。

原来,就在那次体委会议上,作为体委副主任的荣高棠丝毫没有推卸责任,他流着泪说:“球队没有树立好作风,责任在我。”虽然事情已经过去40多年,但张燮林对当时的情景仍然记忆犹新,他说:“这件事要是放在现在不算什么,可是在那个年代,是绝对不允许穿‘奇装异服’的。作为一名领导主动承担责任,而不是推给别人,这种精神实在太宝贵了。”

“小张太累了,我给他拿包没什么”

在第27届世乒赛上,张燮林同时身兼男单、男双和混双三个项目的比赛,当时比赛为21分制,五局三胜,有时一天要打好几十局,强度非常大。

“有一天我总共打了30多局比赛。最后一场比赛我的对手是日本的世界冠军荻村伊智郎,他打球特别善于动脑,人称‘智多星’。这场球打得非常精彩,大家不光是比体力,而且比毅力、比智力。荻村的战术用得非常好,他知道我打削球,和我磨下去吃亏,就采取速战速决的打法,发完球就是一扳强攻,我要么救不到这个球,要么接过去他也打不到,看起来球不是很精彩,但比分咬得很紧,这场球我赢得十分艰苦。

打完后我已经筋疲力尽,眼睛虽然睁着,脚也在走,但周围的事情都记不得了。

”比赛结束后第二天,中国驻捷克大使的夫人问张燮林:“你打完球,我打你头你知道吗?”张燮林竟然没有一点印象。大使夫人又问:“是谁给你拿的包你知道吗?”张燮林依然毫不知情。后来大使夫人告诉张燮林,是荣高棠主任给张燮林提的包。

张燮林说:“我知道后特别感动,一位国家体委的负责人,中国乒乓球代表团的团长,这么无微不至地照顾运动员,让我不知说什么好。”然而高棠同志后来在谈到这件事情时只是微微一笑,说:“当时小张太累了,我给他拿包没什么。”

“要想带好队,就要以身作则”

从乒乓球运动员的岗位上退下来以后,张燮林长期担任中国乒乓球女队的总教练,培养出葛新爱、曹燕华、童玲、焦志敏、邓亚萍等众多世界级选手,为中国女子乒乓球长期称雄世界乒坛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谈到这一点时,张燮林说:“我做教练员能有今天的成就,高棠同志对我的影响功不可没。”

当年荣高棠作为国家体委副主任,主持体委工作,他不仅管理乒乓球队,其他运动队的情况也都要过问,从训练、比赛到队员的业余生活,高棠同志事必躬亲,从没显示出半点倦怠。“在高棠同志身上,我知道了什么叫以身作则。”张燮林说。

在运动队里,队员们早起出操非常重要,这样不仅可以活动筋骨,也可以让身体一整天都保持活跃的状态。但每个人都知道,在艰苦的训练之后,能睡个懒觉是所有人的愿望。“当时我们总是想办法,找借口不去出早操,但是高棠同志来了个新办法,我们只能乖乖地都起来。

”原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荣高棠同志并没有进行空洞的说教或下命令,而是自己每天早早地来到训练局,假借“吊嗓子”练声来召唤大家起床出操,而且多年不辍。“当时我们看体委领导都这么早来了,还唱着自编的‘京韵大鼓’来叫我们(荣高棠同志是京韵大鼓爱好者),谁还能不起来啊。”回想起这一幕,张燮林仍然感到很有趣,但他也从中学到了带好队伍的根本:以身作则。

不知不觉地,远在上海的张燮林在电话中已经与记者聊了半个多钟头,但是突然之间,他不再说话了,电话两边的人都意识到,高棠同志已经走了。“有些年没见了,但高棠同志的音容笑貌总出现在我的眼前……”张燮林的声音中流淌出无限的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