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颖超与荣高棠 邓颖超与红岩托儿所

    “丹坡”是华岗和谈宾若的女儿,因生在红岩,所以取名丹坡。

    “火车”是许涤新和方卓芬的儿子,因为他在几个月时嘴里老是发出呜呜的响声,就取名叫小火车。本来祝愿他将象火车一样飞跑,但由于自幼患脊椎骨结核,只好穿上石膏背心躺在床上。

托儿所的小伙伴每天轮流到“小火车”的床前陪他玩一会,有好玩的东西,孩子们从不跟“小火车”争。病重的小火车,需要服用浓度很高的鱼肝油,周恩来和邓颖超知道后就把友人送给他的两瓶高浓度鱼肝油给了小火车,并嘱咐方卓芬要好好照顾孩子……

    “乐妹”是顺着乐天叫的。小乐妹出生后,医院称孩子先天有病,活不过几天。管平带孩子出院回到红岩后,以为孩子要死,就弄个木盒子装着她放在一楼的救亡室桌子上。邓颖超从城里回来,一看到这样悲惨的情景,伸手往盒子里一摸,发现孩子尚未断气,还有余温,便立即请张晓梅同志找城内的一个儿科大夫。

经卢大夫一看,原来不是什么病,只是体温不够。于是教管平回家后在屋里生上火,用热水袋放在孩子四周。

这样一搞,乐妹就开始吃奶了。在检查中,卢大夫还发现乐妹的一双手的手腕都是断了的,肚脐也因消毒不好而生了蛆,卢大夫给肚脐消了毒,又将两只小手用硬纸做成夹板给夹上,这样慢慢才好起来。小乐妹死里回生,体弱多病,直到送进红岩托儿所。进托儿所不到三个月,不仅不生病了,还成为小胖子。长大后,她身体健康,始终念念不忘那一段,她常说,“要不是大乐妈,我早不知到哪里去了”。

    邓颖超就是这样无微不致地关心着红岩的孩子们。

    一九四四年底,延安的秧歌剧开始介绍到重庆。当时演出了几台秧歌剧,如《牛永贵受伤》、《夫妻识字》、《兄妹开荒》等,孩子们看了特别高兴,不自觉地就摹仿起来。

    《兄妹开荒》是由小乐天和小乐妹兄妹俩演的。哥哥用竹竿当锄头开荒,妹妹用竹竿当扁担挑饭。一个小毛巾就是头巾,一块大手绢就是围裙,小朋友用嘴给拉了过门,他们就扭起来。哥哥抡着锄头,边开荒边唱,一会又假装躺在地上睡觉。

妹妹挑着饭上山,一见哥哥睡觉,叫也叫不醒,她噘着小嘴叫“哥哥,快起来,吃饭了”。场外的孩子们看妹妹叫不醒哥哥,就说“乐妹你打他”。哥哥一起来,有的孩子甚至忘了一切跑上去给哥哥拍土。他们已经完全忘记了那是在演戏,大家七嘴八舌的,天真可爱,逗得场外的大人们哈哈大笑,引起远处的特务不时向这边张望。

    红岩托儿所,特别强调对孩子进行红色教育,培养他们对革命的信仰和无产阶级的感情,使孩子们从小就产生对党、对人民和领袖的热爱。

    一九四五年八月,毛主席从延安飞到重庆同国民党蒋介石谈判,当晚就下榻红岩村。晚上睡觉前,小乐天就问他妈妈:有人给他挂帐子吗?一句话让大人们在感动中切实体会到了托儿所教育的意义。

    红岩托儿所,是安静的、舒适的,红岩孩子们的生活是愉快而幸福的。但是,他们的命运是同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息息相关的,他们与先辈们一样经受着风险,历经着磨难。

    在十年动乱中,小乐天因染心脏病从兰州部队的农场复员,当时经常吐血,全身浮肿,经常住院,虽分配到北京印刷三厂,但已很难长时间坚持工作,由于患病初期得不到及时治疗,于一九七二年去世。

    他在去世前唯一的愿望是能见到父亲,但经多次请求,专案组都不同意父子见面,眼看就要停止呼吸,父亲再不来,就再也见不到了。医院非常同情他,用西洋参给他吊着一口气。管平实在没法子可想了,只好去找邓颖超。

邓颖超费了几番周折,荣高棠才于当晚被允许来医院。乐天见到父亲,很高兴,刚说到“你要好好的,我相信你的问题能够得到正确的结论。不要惦记我们,我也会好的。”荣高棠还没来得及说话,他已经咽气了,留下二老百感交加,心痛不已。

    邓颖超在逆境中伸出的援手,让红岩的孩子圆了最后的梦……

    岁月如梭,红岩托儿所的故事已经过去几十年了,红岩的孩子们没有辜负周恩来、邓颖超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他们的期望,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都干出了好的成绩。他们回想过去,无不感慨在红岩的日子,以及邓妈妈对自己视为己出的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