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志刚哥哥 上海博物馆馆长杨志刚:从“革命化”春节到博物馆里的春节

谈起春节记忆,上海博物馆馆长杨志刚印象最深的是我国春节习俗的变化。他经常想起上世纪70年代过春节的样子。那时,过春节常带一个定语——“革命化”的春节。

什么是“革命化”的春节?直到现在,杨志刚才慢慢意识到,革命化的春节意味着什么。那是一种非常简单的味道,尽可能不和日常生活造成太大区别。当时,他住在老南市区的一栋居民楼里,过年的习俗受到周围宁波人的一些影响。

比如,宁波人过年不是吃饺子,而是吃宁波汤团。先用磨子把糯米磨成水磨面粉,放在缸里,经过若干时间沉淀好,再捞起来做汤团皮。做馅料时,则是将芝麻捣碎,用猪油搅拌好,存放一段时日,就变成了“黑洋酥”馅料,和现在去店里买的“黑洋酥”汤圆类似。

杨志刚的祖籍是福建。1952年院系调整,厦门大学法律系并入华东政法学院,全家随父亲的工作调动搬来上海。回想起来,杨志刚忍不住笑着说,“我也是1952年的高校院系调整的"成果"。”不过,这一户福建人在春节并没有“特立独行”,而是同周围的人一样,自己动手做汤团吃,这也是当时难得的“年味”记忆。

在那个“革命化”的时代,“年味”也许就是买比较多的食物,亲戚朋友间互相有一些走动和请客,邻里之间要送一些瓜子、糖果等。小孩子会盼着过年穿新衣服,但在崇尚统一的着装年代,这些新衣服也没有那么多花样。

上海作家金宇澄曾说,上世纪六十年代,他家住在曹杨新村,母亲却还在穿旗袍,这让他很不好意思。这句话折射出当时的社会氛围,杨志刚对此也是感触颇深。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春节,上海城区内是不放鞭炮的,家家户户不贴春联,甚至连福字都看不到。

因为“革命”意味着破除“封资修”,贴春联、放鞭炮、喜庆仪式等都在禁止之列。人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亲朋好友间互赠些吃食,坐在一起聊聊天。回想起那时的景象,杨志刚最大的感受就是“克制”。没有好的物质条件,很多意识没有觉醒,大家都活得非常克制,过年也是在克制中度过。

这样的春节记忆一直持续到上世纪80年代。上世纪80年代中期,杨志刚回到老家福建过年,在乡村看到了一些和城市里不同的习俗。那里的人们在春节时延续了传统的祭祖仪式,让他深刻体会到什么叫“礼失求诸野”。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曾经“革命化”的程度更高,而“年味”也许在乡村里一直有所保留。

从那时起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春节也开始慢慢找回曾经的年味。有一段时间,各个媒体都在讨论年味,报纸上打出头条标题,花整版讨论“年味去哪了?”杨志刚认为,这是一种文化意识的苏醒。他坚信“年味”就在传统中,要到传统中寻找,传统活了,原先的东西就回来了。

到上海博物馆就职后,大年初一上午9点整,杨志刚必然会出现在上海博物馆,给新年的第一批观众“送红包”。说是“红包”,其实是一些文创小礼品。这是前任上海博物馆馆长陈燮君开创的惯例,如今已成上博的一个传统春节仪式。

今年是杨志刚第四次履行这个传统仪式,就像面对所有的传统仪式,他恭恭敬敬地站在门口,等待第一批观众到来,心里装着作为一个博物馆馆长的责任。这种带有仪式感的博物馆活动,也成为上海大都市中新的春节习俗。

当下,博物馆和民众生活越来越贴近,大家对博物馆越来越喜欢,每年参观人流越来越多。从元旦到春节前的这段时间由于天气较冷,以往都是相对的观展淡季,今年由于临展内容丰富,以及《国家宝藏》播出的带动等,在上博南北门都出现了排队现象。杨志刚隐隐感觉到春节客流压力,如何更好服务观众,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待,也让他觉得肩头责任更加重大。杨志刚期待,博物馆春节期间精心安排的各种活动,能为这座城市增添更多年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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