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朴代表作 王学典:庞朴与80年代传统文化的复兴
进入到1990年代以后,庞朴开始致力于解读中华文化密码、阐述中华智慧的研究,影响最大的当属《忧乐圆融——中国的人文精神》、《黄帝与混沌:中华文明的起源》及《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等文。庞朴认为中国人的"忧乐圆融"精神,有待于以历史时代和历史人物为实例,来给予生动的说明。
比如说,他从黄帝的传说开始,用黄帝的故事说混沌,用"伯乐相马"来谈认识论,从"庖丁解牛"谈实践论,通过一批出土文物(纺锤)来谈"玄",运用几个上古文字来说"无",如此种种,最后都归结到中国辩证思维。由此,庞朴归结出中国式的思维方式,最重要的就是"圆融",在《易经》中叫做"圆而神"。
儒家称之为中庸之道,中和之德;道家谓之得其环中,以应无穷。简化来说,就是中国人的思维世界是三分统一而不是二元对立,三分法是中国思想文化的特色,是中国思维方法的精髓。这就是庞朴诸多创见中影响最大的"一分为三"说。
读经就很好,没必要恢复古礼
从1990年代开始,尤其是近些年,当代大陆新儒家一直在通过各种方式发声,他们有的主张从恢复传统开始,把孔子诞辰定为教师节,有的从儒学乡建运动着手,而有的则希望建立儒教,甚至呼吁把儒教定为国教,也有强调和自由主义相结合的"中道自由主义"者。
2004年,当代大陆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蒋庆在贵州他所创办的阳明精舍邀请了康晓光、盛洪、梁治平、张祥龙、陈明等一些学者,举行了一次"儒学会讲",被称为"文化保守主义峰会"。
对于当代大陆新儒家的这些主张和努力,庞朴始终坚持三句话:文化上的保守主义、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和经济上的社会主义。他觉得儿童读经很好,也应该在教科书中增加更多古典的东西。对于试图恢复古礼的努力,庞朴则认为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
为什么不可能恢复传统的礼节和仪式呢?"现在的中国人,就是活了一百岁的老人,去恢复清朝的礼节和仪式,都搞不清楚,遑论去恢复汉唐的了。到底以什么为准呢?汉为准?唐为准?明为准?清为准?在祭孔上不是就发生了这样的笑话嘛。恢复到哪代?大清当然没有多少东西,但汉唐都一样吗?都不一样。现在管对襟的短褂叫唐装,其实那是清装,清代的马褂。"庞朴说。
庞朴虽然强调文化传统的民族特色,但也从来不会忘记时代节奏,"和尚是有统一服装的,但信佛教的老百姓是没有统一服装的。不可能说我从你的穿着上就能看出你是信佛教的人。女孩子喜欢穿裙子,让她们穿好了。怎么漂亮就怎么穿,她们爱美呀。你说这是西洋式的裙子,不行,不能穿,你非要她们穿很长很厚的裙子,把全身都包裹起来,这可是你自己找麻烦。"
而对于尝试建立儒教的努力,庞朴能够理解、同情和尊重。他始终坚持的是中国历史上有儒学,而没有儒教。他曾善意地提醒说,"如果要重建儒教,我个人的建议,就是希望你们像梁漱溟先生学习(乡村建设运动),要立足于民众幸福、社会改善、民族存亡和世界大同",要宽容,要和其他宗教平等。--澎湃新闻记者徐萧
作为一位卓有建树的学者和当之无愧的国学大师,庞朴先生在文献学、简帛学、中国哲学史、中国思想史、中国儒学史乃至天文学史等领域均做出了杰出贡献。对这些贡献如何评估,我想,我们还是应该留给相关领域里的专家去做,留给学术史家们去做。
这里,为我们所关心的,是这样一个问题:传统文化复兴迄今已走过了三十多年的行程,而20世纪80年代则是这一复兴历程的起点。我们的问题是:传统文化为何能在以"反传统"为主流的20世纪80年代迈出复兴的关键一步?而庞朴在这一步迈出的过程中起到了怎样特殊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这就把我们带回了时间隧道之中,带回了上个世纪的80年代。
"80年代"在"反传统"的路上走得比文革还远
在这里,首先要对"80年代"这个概念作个说明和解释。"80年代"作为一个时间概念其实早已被符号化了,就像"五四"被符号化了一样。换句话说,如同"五四"并不是1919年5月4日这一天的专指一样,"80年代"也不是1980年至1989年这十年的特指。
被人们念念不忘的"80年代"实际上涵括"文革"结束至1989年这十多年的时间,指的是当代思想文化史上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对这个特殊时期,笔者认为用"后文革时代"来概况可能更为准确,更具有符号和思想史意义。
众所周知,贯穿"80年代"始终的主流思潮、主导观念是"新启蒙"或"反传统",而弘扬传统文化为何能与"反传统"的"新启蒙"同时出场?这一问题非常值得探究,因为这一问题如果得不到合理的解释,庞朴等人的贡献就得不到透彻的说明。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得先解决另一个问题:在"后文革时代",学界为何能继续延续"文革"的"反传统"做法,甚至在"反传统"的路上比"文革"走得还远?
我们知道,"文革"是以激烈的"反传统"开场的,这就是所谓的"破四旧立四新",所谓的"与传统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红卫兵"甚至跑到曲阜砸了"三孔",对孔子的仇恨于此可见一斑。当年对文物、文化遗迹、古代典籍的破坏,不亚于秦时的"焚书坑儒"。
一场实质是"政治大革命"的运动之所以被冠以"文化大革命"的名称,就在于这场运动发端于"文化"领域的"反传统"取向。而且这一"反传统"取向贯彻"文革"之始终,如同大家都清楚的,这场所谓的"文化大革命"最后又终结于由"批林批孔"所引发的"评法批儒"事件中。以反孔始,以批儒终,"反传统"就这样伴随着"文革"走过了十年的历程。
按照"物极必反"、"寒来暑往"的逻辑,"反传统"的"文革"在结束之后,迎来的应该是传统的复兴。但事实是,"文革"结束之后,迎来的却是一场更大规模的"反传统"和"新启蒙"风暴。这一现象是如何发生的呢?
现在看来,这一现象由以发生的思维机制在于:"文革"在思想文化领域里顽强"反传统"的同时,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却把自己完全"传统化"了、完全"封建化"了、完全"宗教化"了。政治上,高度集权、不容拂逆,连国家主席刘少奇都因发出了一点不同声音而得不到保护,毫无民主法治可言;经济上,一切官营官办,不仅"盐铁官营",连针头线脑也官营;文化上,"罢黜百家",毫无言论自由可言;社会生活上,全面体制化,"民间"已不复存在。
这种种现象,使得"文革"结束之后,人们接受了一个普遍结论:"文革"是一场"封建大复辟",是一场"封建蒙昧主义运动"。于是,在"文革"结束之后,出于对"文革"的痛恨和反省,人们毫不犹豫地举起了"反封建"的旗帜,展开了"清算封建主义"的批判运动。
在当时,"反封建"和"反文革"是一回事。如果事情仅止于此,也就和"传统文化"没有太大关系了。可是两大因素把"反封建"导向了"反传统"特别是"反传统文化"。
一是上层出于对舆论的把控引导,出于对愈演愈烈的"反封建"思潮的担忧,于是扭转了人们从批判封建主义的角度来清算"文革"的做法。人们当时担忧什么呢?因为当时理论界已经提出了"封建社会主义"的概念,所忧者是把"反封建主义"引向"反社会主义"。
但是,在当时一浪高过一浪的思想解放大潮中,你可以不允许人们"反封建",但无法阻止人们反思"文革"的发生。你不准他谈现实,他就谈历史;你不准他谈政治,他就谈文化,你不准谈封建,他就谈传统。
这样,从1984年起,人们不约而同地开始集中力量清算"传统"和"传统文化",而在当时的语境中,"反传统"实际就是"反封建"的别名。一场铺天盖地的"文化热"于是不期而至。人们这时认为,"文革"就是"封建思想"亦即"传统文化"的产物,"文革""是中国几千年累积下来的封建文化观念对现代化的拼死抗拒","今天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将从根本上铲掉‘文化大革命’的思想文化基础",这场反思是"思想文化领域……对‘文化大革命’的彻底否定"。
"传统"、"传统文化"和儒家思想就这样作为"封建"的替身和"文革"的影子被推向批判和否定的前台。
当然,我们绝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反传统"完全是政治主导的结果,更不能因此说,"文革"和"传统"没有任何关系。事实上,"文革"和"传统"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从"反文革"走向"反传统",绝非偶然。如同前面所说,"文革"的总体倾向是"反传统",但是,"文革"并非笼统地反一切"传统",为"文革"所反的"传统",仅仅是正统的"传统",主流的"传统"。
换言之,"文革"矛头所向的"传统",主要是"儒学"、"儒家"和所谓的"孔孟之道"。
法家的传统、江湖民间的传统,则为"文革"所欣赏、所继承、所光大。"文革"后期的"评法批儒"是这一点的明证。在"评法批儒"时期,"四人帮"公开明确以"法家"和"法家"继承人自居,说明"文革"并不笼统地"反传统"!
"文革"最响亮的口号是"造反有理",而"造反有理"的另一面是"替天行道",是"杀去东京,夺了鸟位",而"造反有理"和"替天行道",则是典型的陈胜吴广、"绿林赤眉"的传统,是江湖民间的边缘传统,是反秩序反权威乃至反社会的传统。
而法家的传统和民间的传统有一个共同点:都主张杀戮、暴力,反对"温文尔雅",反对"温良恭谦让",都放弃了"仁爱"等儒家的基本价值,都走向最极端的黑暗政治。
所以,"文革"结束之后,当整个社会走向秩序重建,走向"人权"、"人道"之后,人们当然也会从"文革"与"法家学说"的联系、与民间传统特别是农民起义的传统的联系来反思"文革";从"反文革"走向"反传统",也就不是偶然的了。
总之,"传统文化"特别是其中的"儒家学说",在受到"文革"的疯狂打压之后,又在"文革"之后的十几年间,继续承受"反传统"思潮、"全盘西化"思潮的挤压和冲击。在此期间,"狂人"的崛起,《河殇》的热播,"走向未来"丛书的流行,"新启蒙"丛书的畅销,共同把"反传统"思潮推向顶点。
而就是在这一背景下,以庞朴、李泽厚和汤一介先生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的"弘扬派"隆重登场,并在"滔滔者天下皆是"的"反传统"的80年代赢得了一席之地,从而为后二十年传统文化的复兴奠定了最初的起点,更为今天国学复兴大潮和儒学的重新正统化与主流化,立下了汗马之功。
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传统文化"的"弘扬派"为什么能与"反传统"的"新启蒙"派在"文革"之后的"80年代"同时出场?这也是本文"启蒙的悖论"所指涉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