绯叶剑心 毛泽东临终之际 紧握叶剑英手放心不下一件事
本文摘自:《中老年时报》2014年10月17日第07版,作者:罗韬,原题为:《“言事两分”与“四人帮”的覆灭》
1974年6月1日,周恩来因癌症住入305医院,并进行第一次大手术;同月中旬,毛泽东的身体状况也出现明显问题,中央为他专门成立了医疗组。可以说,以这一个月为界,中共最高领导正式进入“最后过渡期”。
1974年的下半年,毛泽东发出了著名的“三项指示”,即在1974年8月发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的指示;11月发出的“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以及12月发出的“学习理论反修防修”的指示。
人事格局也是在1974年下半年逐渐敲定:王洪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掌握意识形态的解释权和掌控权;邓小平、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汪东兴等主导行政事务。在军事系统中,则又有自身的“言事分立”:叶剑英、邓小平、陈锡联等主导军事工作;张春桥兼任政治部主任,主导政治思想工作。
总体来看,毛泽东设计的权力格局可称为“言事两权分立”,即“办事权”与“发言权”两权相互牵掣,类似于军队的司令员、政委的两权制。这是毛泽东布下的“理想的过渡方案”。这一格局成为毛泽东身后权力消长的基础。
那么,毛泽东的“三项指示”与人事格局之间有什么关联呢?“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是给“事官系统”的权力目标,“学习理论反修防修”是给“言官系统”的权力目标,而“安定团结”,则是意在调和“事官系统”与“言官系统”,双方和衷共济,携手进入自己身后的新时期。
言事两分的形成
言事两权分立是如何形成的呢?
毛泽东历来十分重视权力的分割和制衡,他最早警惕的是政务系统权力过大。1952年底,毛泽东认为政务院犯了“分散主义”错误,撤销了政务院党组干事会,成立以高岗为首的计划委员会,独立于政务院之外,一时有“经济内阁”之称,用以分割政务院的权力。1954年,高岗倒台以后,政务院升格为国务院,计委归属国务院之下。
1958年“批判反冒进”期间,毛泽东再次批评国务院的“分散主义”,“把大权揽过去,让党委搞点小权。这样就没有集中了。集中只能集中于党委、政治局、常委、书记处。只能有一个核心”随后在八届五中全会期间,在书记处之下成立财经、政法、科学、文教等小组,1958年6月8日,毛泽东为此作出文字表述:“这些小组是党中央的,隶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
只有一个政治设计院,没有两个政治设计院,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都是一元化。
”周恩来为此曾提出辞职,其他副总理也很紧张,毛泽东为此说:“何必那么紧张。今后还是靠你们办事,此外没有人。”“办事”二字是金缄!国务院的定位从此明确,就是纯粹执行机构,无涉于国家大政方针。书记处既对国务院的“事权”有指导监督之权,又负有言权,即意识形态的掌控权。
到1966年的《五一六通知》下达,打倒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4个书记处成员,成立新的中央文革小组,书记处渐渐萎缩并消亡,以江青为核心的新的“中央文革小组”作用突显。但其实只继承了原中央书记处的“言权”。
到“九大”时,“中央文革”成员被纳入政治局,成员权力与功能未变。但由于林彪集团在政治局内所占的比重大,国务院各部委负责人也是部队干部居多,以至于“九大”前后形成了一个军政不分的局面。当时中共一度被苏联称为“军事官僚集团”,这一格局让毛泽东内心十分不安。
到“九一三事件”,林彪集团被清出中央机构,并通过1973年12月的八大军区司令员调动的机会,军队干部一律不再兼任省革委主任,军政混合的局面才告结束。综上所述,可以这样总结:“八大”是书记处指导国务院,但功能存在重叠,呈党政不分的特征。“九大”有“军事官僚集团”之虞,呈军政合一的特征。“十大”以后,由于“文革”成员只有言权,不具事权;而国务院的业务又相对独立,才逐步形成了“言事两权分立”的局面。
邓小平对言权的争夺
现在回到“三项指示”发布的时期。一方面毛泽东把国务院、军委的很大一部分“事权”交给了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华国锋、纪登奎等。另一方面,毛泽东在提出学习理论、反修防修时,点名要春桥、文元写文章。可见此二人在当时意识形态方面的地位与分量。
张春桥他们通过对列宁、毛泽东的思想解释,对当时经济工作作出系列批评和限制。言官对于事官的纠弹是十分严厉的。总的来说,由于意识形态解释权天然地高于行政事务执行权,所以言官系统有居高临下之威。
在周恩来主导行政事务时期,一般不会有太大的冲突。周恩来从延安整风开始,甚至更早,就以“事务主义”来批判自己,一直到1975年2月1 日,在他最后一次召集国务院各部委会议上仍自我检讨,要“把事务主义减少一点”。
但到了1975年邓小平主导行政事务,这种矛盾就来了。这位原总书记是要掌握发言权的!1月,邓小平被委以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就在这个月份,他就开始考虑组建国务院政研室,起用已冷藏多年的理论家胡乔木、吴冷西、胡绳等人,领导一个类似1960年代“反修文件起草小组”那样的组织,一是写一些有关国际国内的战略问题的文章,二是整理《毛选》第五卷,三是创办一份《理论战线》的杂志。
也就是说,要在国务院内部自组一个“言官系统”,与江青、张春桥等抢夺党内意识形态的解释权。
其实,毛泽东不愿意将意识形态解释权交给邓小平。还有两件事可以知道:一是当邓小平知道毛泽东“评《水浒》”语录后,“曾经向毛主席建议,印发政治局讨论一下吧?主席说,这是文艺问题,用不着讨论了。”(见邓力群《十二个春秋》,p20)而姚文元提出将“评《水浒》”语录印发政治局在京成员,组织或转载评论文章,这一次,毛批示:“同意。
”显然,毛泽东愿意也同意由姚文元来作出解释。另外,邓小平指示胡乔木所整理的毛泽东旧稿《论十大关系》,毛泽东始终没有批准公开发表。
而最使毛泽东不可忍受的是政研室的胡乔木、邓力群等为邓小平搞出了一个“以三项指示为纲”的口号。毛泽东意识到这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实质就是以“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为纲,最终必然导致否定“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可以容忍战术上的不同意见,但绝不容忍在纲领上出现异端。这就是邓小平1976年初被打倒的原因。
毛泽东对老事官的忧虑
毛泽东对于国务院系统与军队系统官员的“思想路线”历来是有忧虑的。对周恩来、叶剑英都有过“投降主义”(1973年)的批评,邓小平更有“刘邓路线”的“前科”,李先念也是“二月逆流”分子。就算对华国锋这位新事官,也批评他“你是满脑子农业,我是满脑子路线斗争”(1971年)。
毛泽东对言、事双方的长短是洞若观火的。他在1973年12月21日八大军区司令员调动会议上说:“常恨随、陆无武,绛、灌无文。”这是晋人评价汉初人物的一句老话,可惜随何、陆贾这样的文士不能打仗;周勃、灌婴这些武将不能文章。毛泽东引这句话,并非只是让军官们学文化那么简单,而是表达他对“言官中人缺乏办事能力,事官中人缺乏路线斗争觉悟”感到忧心。
泽东一度希望双方能互补共生,说要“安定团结”,就是努力缓和言、事双方的矛盾。1975年,他十分注意压抑江青过于咄咄逼人的气势, 并要开政治局会议批评她,迫江青作检讨,终于迫她说出:“对不起小平同志”的话。毛泽东是为身后江青的安危着想,缓解老事官对言官系统所积聚的怨望。
1976年初,周恩来逝世,加速了以新事官替代老事官的进度。毛泽东停止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停止叶剑英主持军委工作,改由陈锡联主持。而此时,李先念也提出请病假。表面看来,似乎是“言官”占了上风,新“事官”也逐渐到位。
其实,毛泽东心知,“老事官”的能量依然巨大。所以他就“批邓”“打招呼”有这样一段语录:“不要轻视老同志,我是最老的,老同志还有点用处。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不要动不动就‘滚’。有时他们犯错误,我们老同志就不犯错误?照样犯。要注意老中青三结合。”
毛泽东到了生命的尽头,本着“熬”的思路,他对“老同志”的处分是“温柔”的,叶剑英不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但保留党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二职,依然参加外事活动;李先念只是处于半休状态,但他们在1976年这个关键年份,对军队对政府仍然影响力不减。
到1976年9月8日,叶剑英看望弥留之际的毛泽东,他走近床前,毛忽然睁大眼睛,仿佛想同叶说话,但叶没察觉,缓缓走向房门,毛泽东又示意召叶回来,但已不能言语,只是握着他的手,口微微张合(见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p1785)。毛泽东不放心。他不放心什么?可以推断,自己身后最难保的是言官系统中人,他担心老同志让造反派“滚”。他在1974年3月给江青的信中就说:“我死了,看你怎么办?”
出人意表的新事官
毛泽东认为身后真正能够与言官们合作的,应该是纪登奎、华国锋、汪东兴这些“文革”中由省地干部提到中央来的新事官。此外,毛泽东在军队中也起用了一批上将、中将、少将级的人物如陈锡联、李德生、许世友、苏振华,以替代老一辈的元帅、大将级的老军官。他们都是“老、中、青三结合”的“中”。
但江青、张春桥与这些新事官的关系也不好,言、事矛盾一样尖锐。对其他新事官更是居高临下。据吴德回忆,有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讨论外交问题,“四人帮”对外交问题百般挑剔。纪登奎很反感,发言说外交的原则已经确定了,活动由周总理负责处理。纪登奎这样说,引起了“四人帮”极大不满,纪登奎和江青冲突了,散会后,江青和纪登奎一起走,江青余怒未息,批评纪登奎跟着周恩来跑。
1976年4月以后,邓小平撤职、叶剑英病假,李先念半休,在一线主持事务的,已经是以华国锋为首的新事官了。但毛泽东一定没有想到,最主动积极谋划“粉碎四人帮”的,正是他们。当毛一去世,事官系统中人,无论是得益于“文革”的新事官还是受过“文革”冲击的老事官,他们空前并且绝后地团结起来,一举结束“言官系统”,真可谓不费吹灰之力了。(据《南方周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