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力群是如何死的 陈伯达邓力群恩怨:陈视察专门问邓力群死了没

1969年6月,《红旗》杂志社的绝大多数人被下放到设在石家庄市远郊北高基村的"五七干校"。村边是几乎断流的滹沱河,河滩上有一个早已废弃的国营林场,十来间简易的砖房作了校部,可容百人的大棚则成为食堂兼会场。那片地方林场时期养过鸭子,村里人称之为鸭子房。大家分散住在农民家里,白天到河滩上平整土地,种植水稻,养猪种菜,开名目繁多的批斗会和学习会。

"五七干校"划分为若干组,军宣队把邓力群、胡绳和其他几个重点审查对象列为"另编组",编入另册的意思,干脏活儿和累活儿,劳动时间也比一般人更长。邓力群因过度劳累而极度消瘦,胸前两排肋骨凸出。因为《红旗》杂志直接和上层斗争关联,不断挖掘新的斗争对象,搞出新的"反革命分子"、"小爬虫"和"反革命小集团",邓力群成为"死老虎"。

"打倒邓力群"的口号逢会必喊,而批斗他的大会好长时间没有开过,只是不时看见军代表陪着外调人员同他谈话。

在"五七干校"的头两年,几乎没有听邓力群说过话,也没有人敢公开和他说话。陈伯达倒台后,邓力群被允许作揭发批判性质的发言,当然必须结合交代自己的问题。1972年1月上旬,邓力群在大会上讲了整整三个半天的时间。

邓力群和陈伯达共事多年,是陈伯达提名并动员邓力群到《红旗》杂志协助他工作的,但"文革"前陈已对邓多有不满,"文革"中更因邓在检查交代中涉及和陈有关的事而引起陈的反感。1970年陈伯达到"五七干校"视察时甚至问,邓力群死了没有?邓力群对此耿耿于怀,却不计个人恩怨,在揭发批判陈伯达的大会上非常坦白地说,过去对于陈伯达,在学问上是恭恭敬敬地把他当老师,在政治上没有怀疑过,在生活作风上有点意见,但比别人少。

接着从1956年起草党的八大政治报告、1958年人民公社化运动、1959年庐山会议、1962年的"反右倾"、1964年的"四清",就自己所经历和陈伯达有关的许多重大事件,什么时间,什么人参与其事,当时是如何考虑的,哪件事做对了而哪件事做得不好,哪些是陈伯达的责任而哪些不是,自己有什么错误和责任,来龙去脉讲得清清楚楚。

邓力群有惊人的记忆力,在说到《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修改时,他说陈伯达在孔子的名下加了"这个封建思想家",在孟子前面加了"另一个封建思想家",在"实现共产主义"的地方加了"各国人民要经过自己的手,来改造自己的国家"这样的意思。

记得如此准确清晰,让大家叹服不已。这是我们那个"五七干校"几年中最长的大会发言,邓力群像是在作报告,大家像是听故事,会场鸦雀无声。人们也由此知道了一些上层决策的情况。

陈伯达和林彪相继倒台后,干校气氛逐渐缓和,学员间开始有些静悄悄的交流。村边有一片树林,雨后邓力群常在那里捡蘑菇。我也喜欢捡蘑菇,有时候趁捡蘑菇的机会和他交谈几句,问过他一些我感到疑惑不解的问题。

有一天我问,运动以来这么多年,对这个人那个人揭发批判,军代表一再动员号召,怎么没听见你发言?他说,运动主要是审查批判我,我是领导,下面人犯的错误我都负有责任,应该是他们揭发批判我,我不能指摘他们。我还问到一些思想理论界和文化界被打倒的人,他从未说过哪个人坏或者政治上不好,只是说某人做过什么好事,写过什么好的文章,遭到麻烦是因为某件事做得不好,或者在性格和工作方法上有什么缺点,要言不烦,都很中肯。

我还问到关于《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问题。1967年5月经高层讨论审定、以《红旗》杂志编辑部和《人民日报》编辑部名义发表的重头批判文章《〈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以这本书在引列宁语录时省略了"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这样的话,作为刘少奇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铁证。

我对这一点有些怀疑,不相信刘少奇和邓力群他们是借此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同时我也不理解,引用列宁语录,何以把这样的话省略了。我问:怎么没有核查一下原文,把话引全呢?他说:是啊,最初发表的时候就是这样引用的,抗战时期这样做可以理解,1962年重新发表应该引全,我们实在是太疏忽了,谁也没有想到把这句话补上。

这是邓力群作为当事人对那桩历史公案的一个说明。

在"五七干校"那几年,虽然政治气氛恶劣,读书还是被默许的。这得益于陈伯达的宽容。陈伯达毕竟是读书人,在下放前的全体大会上说:下去可以带些书,农闲时读,读马列著作,读毛主席著作,读自然科学方面的书;还说晚上可以不安排活动。

大家带下去读的书,当然并不限于这些方面。邓力群带去几大纸箱书,1972年我获准回北京探亲,又让我从他被查抄存放在图书馆的书中挑选了两大纸箱由火车托运到石家庄,再用排子车拉到干校。邓力群在干校读了很多书,留下来的文字成果,是一本《学习〈论持久战〉哲学笔记》,1990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后来还出版了手稿线装本,书名改为《学习〈论持久战〉的哲学思想》,上下两卷。

邓对自己这本著作很看重。

邓力群很会干活儿,成为干校私做木工活儿的带头人。干校填平林场废弃的养鱼池种水稻,挖掉岸上许多粗细不等的柳树,提供了木工原料。邓力群手巧,制作了刨子和锯之类的工具,自己制作马扎,还做了一个放在桌上的精巧书架。

不少人起而仿效,最初的工具有些也是邓力群出借的。从此开会大多坐马扎而不再坐砖头和木头疙瘩,更能干的人甚至做成靠背马扎和躺椅,军代表屡禁不止。这当然是陈伯达、林彪倒台后的事。记得"文革"初期有大字报揭露邓力群"剥削阶级的闲情逸致",说他刻图章以自娱。

邓力群签名送过我一本1989年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又耳氏刻汉画》,辑有他在20世纪60年代初的肖形石刻26幅,刀法苍劲有力,形象古朴可爱。又耳者,邓也。

"五七干校"被称为"无期干校",我们在那里待了六年多时间,比正规大学学制还长。下放前陈伯达有明确指示,搞清楚问题和劳动锻炼后不回北京,到下面去做中学教员和小学教员。陈伯达倒台后姚文元接管《红旗》杂志,执行既定方针,要把这批人分散发落到各地基层,不许重操旧业,人们感到前途渺茫。

当时邓力群还没有"解放",自身难保,却给中组部写了一封信,说培养一个党的理论干部不容易,希望能继续发挥这些人的专长,《红旗》杂志过去工作中的错误是他的责任。这封信没有产生实际效果,但在那个非常岁月,心里还牵挂着这个群体的生存去向,表现了他对党的事业的高度责任感,以及一个领导者的担当和仗义。

在"五七干校"最后散伙的时候,邓力群已经被邓小平点名调去组建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他更是想方设法帮助不少人介绍和安置工作,包括错误结论还没有平反的人。

当时我的工作分配也遇到过麻烦,1975年辗转得到消息,说要把我发落回原籍。老婆孩子都在北京,生活很难安排,心里非常焦急。后来被分配到一机部,在那里听周子健部长说,是邓力群通过张楠,求他接纳我和另外一个同志的。

张楠是周中学时代的同学,著名电影演员张瑞芳的姐姐,担任过《红旗》杂志社办公室主任,我去时她已经调走了,彼此并不认识。这件事邓力群一直没有和我说起过。我心存感激,但并没有道谢。直到邓的晚年,才同他说起周子健跟我说的话。他听了只是漫不经意地说:"噢,是这么回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