束星北的学生 许良英:我所了解的束星北先生
同时,在对待财产和金钱问题上,他也不像王先生、竺校长那样超脱,而是比较看重的。有一件事给我印象很深。1940年3月他父亲病逝,他回家乡奔丧。 1941年夏他母亲又去世,他又回去奔丧,一直到1942年5月才回浙大。
他回浙大后告诉物理系师生:他原来不想回浙大教书,在奔丧后,把家里的财产都卖了,买了股票,想靠炒股票生活。不巧有大批(有2.5万人)在欧洲被驱逐的犹太人流亡到上海定居,他们会做生意,更会炒股票,束先生炒不过他们,结果全输了,不得不回学校。他说得很激动,并大骂犹太人(我对犹太人却一直有好感)。
他过分看重钱,也铸成了他一生的一个大错,这就是1944年春主动去军令部技术室工作,直至1945年9月抗战胜利后才回浙大。这个单位是军统特务机关,稍有开明思想的人是不屑一顾的。我原来以为是浙大电机系学生徐名冠(他是我浙大高工的同班同学,在浙大公开以军统特务的身份活动)介绍束先生去的。
读了《束星北档案》才知道,当初徐名冠只想找物理系的助教去,束先生知道后,主动说,如果给他每月1万元,他就愿意去(当时浙大教授每月只有二三千元)。
徐名冠喜出望外,据上级批准后,束先生不仅自己去,还带了两个助教去。这段经历,使他在1949年以后一直成为公安部准备镇压的对象。1951年全国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杭州市公安局就要逮捕他,交到杭州市学校党委会讨论,我坚决反对的理由是:束先生没有参加国民党和特务组织,他带去的两个助教都参加了军统,他的问题是思想认识问题,不属于政治上的反革命;而且他在科学上造诣很深,是国家难得的人才,应该受到重用。
会上其他同志都同意我的意见,于是束先生就被保了下来。可是1955年肃反运动时,他(在青岛)和我(在北京)都成了重点审查对象;1957年又都成为“极右分子”。
《束星北档案》之可贵与不足
《束星北档案》是一部令人心酸和令人深思的历史著作,它详尽地描绘了一个有很深造诣的科学家,在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历次政治运动中所遭受的各种打击、折磨和羞辱,所引用的材料全部出自官方的档案,本人的交代和检讨,以及他人的回忆。在标榜“以人为本”、要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回首这段血和泪写成的历史,意义深长。这部震撼心灵的《档案》,确是上乘之作,我们要感谢作者的尽力和良苦用心。
这本《档案》也有不足之处。首先是一些史实上的讹误。如把浙大的“理学院”都错成“理工学院”,把“五类分子”(即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右派分子)错成“四类分子”,把“二机部”错成“三机部”,把开设“军事物理”课的1939年错成1945年,把“贵州”错成“黔贵”,把“青年军”错成“义勇青年军”。
又如,1945年王淦昌先生在湄潭、遵义做关于原子弹的报告时,束先生还在重庆未回浙大,书中却说这个报告是束、王两人合作的;而且束先生并未在核物理上花过多少功夫。
其次,也是比较原则性的,作者对传主是仰视的,把他看得太高大了,难以平等地、客观地去观察、分析。如书中第三章标题竟是“天下第一才子”!在几千年人类文明史中,谁有资格戴上这顶桂冠?任何正常的人不可能如此评价束先生。自视很高的束先生,在逆境中出于逆反心理,可能会出现这种阿Q式的自我安慰的感觉,作者则应冷静对待,不可当真。
第三,书中回避了束先生与爱因斯坦的关系问题,应该说是作者的谨慎,值得称道。但作为《束星北档案》竟只字不提因束星北名义在报上公开发表并产生了不小影响的文章,总是一个缺憾。
束星北当过爱因斯坦的助手吗?
樊洪业用这个题目在2005年12月8日《南方周末》上发表一篇长文,里面引用了不少我的话。为了把问题讲得更准确,需要作一些回顾。
1979年3月9日《光明日报》刊出署名束星北的文章《在爱因斯坦身边工作的日子里》,说自己于1928年5月去拜访爱因斯坦,随后在他身边当了一年研究助手。我读后觉得有点奇怪,怎么束先生在浙大将近30年从不向物理系师生提起这一光荣历史?但我相信束先生为人耿直,不会说假话,也就信以为真了。
于是很高兴地给束先生写了一封信,并把自己经历了16个寒暑编译的三卷本《爱因斯坦文集》寄给他,诚恳地向他请教。想不到他回信冷冰冰的,只说一句,我把这几本书“束之高阁”,接着说他现在是真正佩服共产党了,因为知错能改,并附了一首表明心志的古诗。
这封信很使我纳闷,因为我所认识的物理学界前辈对《爱因斯坦文集》的出版都很重视,而当过爱因斯坦助手的束先生为什么对它没有一点兴趣?那里我工作很紧张,没有心思去深究。现在明白了,他感兴趣的是自己虚构的爱因斯坦,对真实的爱因斯坦则敬而远之。
1982年,束先生通过周志成和幼女束美新一再邀请我去青岛聚谈,说他有很多心理话要向我倾诉。他还建议我要研究社会史,着重研究能让后人深刻接受的历史教训。我准备待书稿《20世纪科学技术简史》完成后,于1984年去看望先生。孰料先生竟于1983年10月30日猝然病逝。
1987~1988年间,辽宁作家协会专业剧作家张大凯多次来访。他为束星北先生传奇式的一生所感动,写了一部电视剧,曾在青岛住了半年以上,进行过大量采访,并查阅过全部档案。1988年7月他给我看了束先生于1954年和1964年填写的两份履历表,表中都未提到1928年当过爱因斯坦助手之事,我就开始怀疑这件事的真实性。
我打电话问王淦昌先生,他说从未听束先生向他谈起与爱因斯坦的关系。1989年我为《浙江大学在遵义》一书撰写《束星北先生传略》时,就没有写上这段光荣历史。
但估计束先生既然在德国“游历”了几个月,去看望爱因斯坦还是可能的,于是想当然地写上“在柏林时,曾慕名拜访爱因斯坦”。1997年才知道,连这一点也不符事实。
为了核实历史真相,我查阅手头所有的爱因斯坦传和有关史料,都与《光明日报》这篇文章不符。我断定此文是虚构的,完全不可信。一向以正直耿介著称的束先生为什么会在1979年要伪造这段历史?我从张大凯诉述的束先生1957年以后的遭遇找出了答案。
1958年他被戴上两顶帽子:极右分子和历史反革命分子,并被判处管制3年(到1965年才解除管制,1974年才摘掉这两顶帽子),每月只发生活费20元,而全家十口,生活之窘迫已难以忍受;加上无尽止的精神折磨,人格和尊严被无情摧残,过的完全是非人的生活。
更有甚者,他的大儿子原在空军当军官,因受他牵连被遣送回家,心里窝了一肚子火,希望他尽早检讨过关,可他秉性倔强,不肯检讨认错,儿子无以容忍,经常训他,他竟不吭一声。
一个刚直耿介、极其自傲的人竟能忍受儿子的训斥,实在无法想像,惟一的解释是,在政治、经济、思想、社会和家庭内外的恐怖的“改造”压力下,他被压垮了,心灵不得不被强大的外力所扭曲。1979年《光明日报》上的文章显然就是心灵被扭曲后的可悲的产物。
20世纪60年代,束星北这个桀骜不驯的彪形大汉终于被改造成一个附首贴耳的可怜虫,这段心灵被完全扭曲的悲剧,《档案》一书描绘得有声有色、淋漓尽致。 “文革”时他说的和写的全是红卫兵的假大空语言;对打扫厕所竟非常“热爱”,要包下全校的打扫厕所工作;“文革”后他所器重的一个研究生说了一句“不妨让卡特(当时的美国总统)帮忙改革”,就拧着他的胳膊提到所长办公室,要开除这个思想糟糕的学生,更荒唐的是,“文革”时他竟主动参加批判爱因斯坦的运动(见樊洪业文章中所引的竺可桢日记);可是“文革”过后,他又杜撰当过爱因斯坦助手的神话。
心灵被扭曲了,原来的是非标准都会颠倒过来。特别是1957年开始,说真话的倒霉,说假话的得势,被“改造”成功的束先生自然会“觉悟”到,你们都大说假话,我为什么不可以?1979年2月,北京举行了隆重的纪念爱因斯坦诞辰100周年大会(这项活动是我于1977年倡议的),会上唱主角的是他并不服气的周培源(周先生1974年向我透露过对束先生的不满),他心里一定有气,要设法宣泄。
正是这两个因素促成他于1979年3月虚构了1928年的那个神话。
1992年束先生家乡江苏邗江县政协为纪念他逝世十周年要出一个文集,我写了一篇《忆束师星北先生》。我还告诉他们:1979年《光明日报》上那篇文章漏洞百出,显然不可信,建议文集不要收。如一定要收,希望把我的意见也一道刊出,以供研究参考。我写了8条意见,内容如下:
1.1927年7月至1928年9月间的经历,束先生在1954年(肃反、反右以前,当时他是山东省政协委员)填的表上是这样写的:“流浪在欧洲大陆,经过日本、朝鲜、满洲里到莫斯科、华沙、柏林、哈奴佛及汉堡等地,后在德国混了一阵。
”1964年是这样写的:“欧洲及德国哈奴佛工业大学(游历)”。 1965年6月10日束先生填的《职工登记表》上是这样写的:“德国柏林、哈奴佛,波兰华沙,苏联莫斯科等处(无固定工作)”。
1983年11月束先生在中共青岛市委统战部第五届山东省政协委员提名登记表上也写:“在欧洲德国哈奴佛工业大学游历及工作。”值得注意的是,这是在《光明日报》文章发表后4年填的。如果他确在柏林大学当过爱因斯坦的助教,他没有理由在4个履历表上都不填写,而只写上哈奴佛工业大学。
2.《光明日报》文章开头说:“1928年,我在美国甘萨斯大学毕业了。”而束先生自己1954年2月17日填的简历则是:“1924.9~1925.6 之江大学(一年级)”,“1925.6~1926.1齐鲁大学(二年级)”,“1926.
9~1927.1美甘萨斯拜克大学(三年级)”, “1927.10~1928.6旧金山和加州大学,与蒋希曾办报”。可见他到德国时大学并未毕业。根据他填的表,他是1930年1月毕业于爱丁堡大学的。
3.该文说束先生1928年5月见到爱因斯坦,在他身边“工作了一年”。可是他自己1954年、1964年、1965年和1983年填的4份登记表都说他是1928年10月就去爱丁堡大学读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