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则徐 : 太悲哀的毕福剑事件

毕福剑饭桌视频传上网络之后,引起了一阵舆论波澜,根源是他对已故毛老先生的批评话语。有媒体称之为“不雅视频”,我以为莫名其妙,不知道这些媒体所谓“不雅”的定义是什么。

当然,不同立场可以就毕福剑的话语有不同观点,比如崇拜已故毛老先生的人可以认为其大逆不道,应该批倒批臭再踏上一只脚,但我想,视频跟“不雅”总沾不上,只应该属于是否、对错的范畴。

不过,即使讨论毕福剑话语的是否、对错,实在也是意义不大。一个人的话语如果切割其某时某地的片段,那是很容易误导人的,未必就反映了这个人总体的、一贯的思想立场。一个很善的人,一切割,可能成了一个很恶的人。一个很恶的人,一切割,可能成了一个很善的人。一个谎话连篇的人,一切割,成了满嘴真话的人。一个向来诚实的人,一切割,成了满嘴谎话的人。

比如仅就毕福剑所服务的央视来说,其中一些被树立以关心民众、敢说真话的好汉或女汉子,其实不过就是经过切割而形成的形象,他(她)们向来的言行可能完全相反。这还是从公开的言论而言,如果从私下的言论切割,那就更是会乾坤颠倒。所以,被切割者并非就一定是他自身,如果说他有罪孽,实际上罪孽是在切割者身上。如果说毕福剑有什么罪孽,这罪孽并非在毕福剑,而在于拍摄并将视频传送到网络上的那个人。

拍摄酒桌上的毕福剑并把视频上传的那个人到底是谁,网络上有猜测、传言,但现在毕竟还不能确证。假设这是一个孩童,甚至是年龄略长了的幼稚青年,我以为可以原谅,尽管这种做法实在害人不浅。但如果是一个有经历的成年人,那就只能认为他是躲在酒店包房阴暗角落里,做了一件很下作的事情。

为什么呢?既然有经历,就应该懂得毕福剑是国家电视台的主持人,将他被切割了的话语传播出来,可能严重伤害他的个人利益。这是从高处说,从低处说,首先,既然一起喝酒,那就是朋友,即使酒肉朋友也应该互相爱护;其次,即使连酒肉朋友也不愿意承认,但毕福剑总还是一个人,要尊重他私下活动时候的权利,这是人与人之间最起码的互相尊重。

(《窃听风云2》电影剧照)

中国有揭隐私、告密的传统,皇朝时期以明、清两朝最盛,到当代则更形恶化。当代曾有一个鼓励普遍“揭发”的阶段,朋友、同事之间要互相揭发,夫妻、父母子女之间也要互相揭发,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因而形成的风气之盛更是透入骨髓。

正因为如此,“文革”后并不绝迹,在一些人来说,揭隐私、告密属于了本能。三十年前曾见过一对小夫妻离婚,互相都跑到对方的单位去告密,揭发对方曾经在家里说过单位领导、同事什么坏话,说过什么“反动”话,等等,最终两个人离婚后也都不能在单位有面子地继续呆下去了,一个只好辞职,一个只好想办法调换单位。

也曾见过一个大学教师,给我感觉实在鬼祟,凭经验忠告做系领导的朋友,此人会告密,不可使用,朋友不信,认为此人只是迂腐且呆,是个老实人而已,结果数年后为了职称矛盾,这个教师竟然翻出多年工作手册把所有同事都给告了,他详细记录了在某日某时某场合,某人说了什么“反动”话,有什么人在场,等等,把一个系上上下下搅得恐慌不堪,当然,引起民愤的这个教师也被大家齐心挤出了单位。

揭隐私的危害就不用说了,告密的危害在于,即使所告为事实,并非伪造,但这一事实并非等于全部事实。抓住一根鸡毛,可以被误解为是凤凰,盯住屁股则凤凰可以说成是鸡。更要紧在于,人的言行并非是一贯、统一的,尤其在私下交往或一个相对封闭的场合时,任何人说话都不会讲究严谨、完整,甚至很多人本来就是矛盾地生存着,告密风气会逼迫人们时刻要伪装自己,或者不得不要设法消除自己的矛盾性格,然而这是千分之九百九十九的人无法做到的,试图做到只能是准备成为精神病或去自杀,因此,当要防备随时、随处不在的告密,除了恐惧就不会有其它。

于是,在这个社会里,恐惧就会无时无处不在。

就进行政治批评的话语而言,诚然每个公民都有进行自由批评的理论权利,但是,现实的生态并非如此。现代中国现实的政治批评生态有其一系列的规则,这些规则通常是经验把握的,或者可以称之为潜规则。比如一个小范围的封闭会议,言论有被记录和不被记录之分,当没有进行记录时候往往不讲究话语的精致性,“现在开始记录啦”,话语就开始讲究精致性,因为记录可能超出这个范围而被范围之外的人看到。

比如有家庭、朋友等私下批评,跟单位、会议等场合进行批评的差别。

比如有日常口语、书面语言和正式发表在媒体的话语区别。比如有会议内和会议外的话语区别。比如有局限于一定范围内,跟要向上汇报、向下传达的区别。比如有法定保密跟非法定保密的区别。等等。这些规则在整个国家运行着,权力的最高层有其规则,普通百姓有其规则。无论是泄密,还是告密,都是对规则的破坏。

揭隐私、告密风气除了破坏规则外,更是破坏了社会交往中的“礼”。礼是区别人前、人后的道德原则。比如民国时候,农民可以一边种地一边聊天说“蒋光头”如何如何,但不等于农民到了县长面前就称“蒋总统”,而认为农民虚伪、不道德,恰恰相反,农民种地聊天时称“蒋光头”,到县长面前则称“蒋总统”,是符合于礼的。比如革命党人背后称“孙大炮”,但到了孙文跟前就称“中山先生”,这也是礼。

反过来,县长要揣着明白装糊涂,明知道农民叫“蒋光头”,但不能去把农民拉到县衙,训斥他们为什么不叫“蒋总统”,这是县长要遵守的礼。孙文也不能见到追随者就恼怒:“你背后竟然骂我‘孙大炮’?”揭隐私、告密等于跑来一个第三者,比如有个人指着农民对县长说:“他昨天种地时骂‘蒋光头’。

”或者有个第三者跟孙文耳语:“这个党人前几天跟人喝酒时,不叫你‘中山先生’,叫你‘孙大炮’。”当礼破坏,人与人的交往就必然要非常化了。

(漫画:因深陷视频风波,老毕节目停播4天。CFP供图)

毕福剑饭桌视屏传上网络,具有以往揭隐私、告密风气的特征,然而其社会恐惧性远不至此,它也许预示着一轮日行严重的使用新技术的揭隐私、告密浪潮将会来到。

还是三十年前时候,我就知道了有四个青年要出国苦于没钱,就办个饭店,使用秘密录像手段抓食客把柄,然后迫使他们不断来公款消费,赚够钱后一起出国读书去了。那时候我没有在意,觉得这种事情反正跟我无关。当二十年前市场上刚出现录音笔时候,我一个下属忽然悄悄跟我演示他买的一支录音笔,由于我从事侦查工作时,曾经为了解决几个特殊案件而申请使用过秘密侦查手段,所以特别敏感,当即令我大惊,严厉训斥他不可以玩弄这种玩意。

他说某某实在是太坏了,老是人前一套、人后一套,得给他录下来。

我跟他说,某某确实不好,但不能因为他不好,你就做下作的事情,男人做事情要正大光明,要像个男人。从那时,我就有一个忧虑,感觉这种本应该属于记者、秘密侦查、特工等特殊职业使用的工具,将会成为民间社会的灾难。

后来,随着时间推移,我越来越听到了一些官场、商场使用技术手段互相对付的故事,但由于不可能跟我发生关系,就只是感叹世道而已。前几年跟一个朋友聊天,忽然发现他在使用录音笔录音,心里不禁打了一个寒颤。我想,这种东西终于直接跟我发生关系了。不过,由于跟这个朋友一直聊的是学问方面的事情,所以,我并没有恐惧感。然而,有一次一帮朋友吃饭说笑,我发现一个退休官员竟然一直在录音,这实在太出乎我的意料了。

原本我心里的概念,是认为喜欢这样应该是赶时髦的年轻人,但退休官员竟然会有这样癖好,当时就感觉酒杯里都是苍蝇,再也无法喝下。这时候,莫名的恐惧从内心升起,无法抹去。从此,跟朋友聊天特别是有陌生朋友在场的聊天,总有一种恐惧,要考虑是否会有录音甚至录像,因为,有或者没有,内心将是有或者没有自由。

这是太悲哀的事情。当在一个连基本的礼也败坏,人与人的尊重淡薄,揭隐私、告密的风气吹拂的时代,技术的进步却可能提供无处不在的支持时,其强大的能力就令个人太渺小了。社会进步所艰难争取到了的一点自由,可能将被不断新出的技术挤压,成为坟头随风飘去的一张薄薄黄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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