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才千回忆录 徐向前元帅回忆录 《历史的回顾》隆重出版
一九三五年九月中旬,左路军和右路军余部奉张国焘的命令,分别从阿坝和包座、班佑地区南下,向大金川流域的马塘、松冈、党坝一带集结。我和陈昌浩率右路的四军、三十军及红军大学部分人员,回头再次穿越草地。
浩渺沉寂的大草原,黄草漫漫,寒气凛冽,弥漫着深秋的肃杀气氛。红军第一次过草地时留下的行军、宿营痕迹,还很清楚。有些用树枝搭成的“人”字棚里,堆着些无法掩埋的红军尸体。衣衫单薄的我军指战员,顶风雨,履泥沼,熬饥寒,再次同草地的恶劣自然条件搏斗,又有一批同志献出了宝贵生命。回顾几个月来一、四方面军合而后分的情景,展望未来的前途,令人百感交集,心事重重,抑郁不已。一路上,我话都懒得说。
我军抵毛儿盖略事休息后,旋即沿着黑水、芦花以西的羊肠山路,向党坝、松冈开进。时值苹果、核桃、柿子的收获时节,部队沿途找藏民购买或交换,弄来充饥果腹。月底,我们在大金川北端的党坝同左路军会合。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王树声等,已来到这里。朱总司令面色黧黑,目光炯炯,步履稳健,见到我们有说有笑,一如往常,似乎天塌下来,也没放在心上一样。
十月五日,张国焘在卓木碉(脚木足)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刘伯承、王树声、周纯全、李卓然、罗炳辉、余天云等军以上干部,大约四五十人。会址在一座喇嘛寺庙里。就在这个会上,张国焘公然宣布另立中央,打出了分裂主义的旗帜。
会议由张国焘主持。他的发言,蛊惑人心,欺骗性很大。大意是:中央没有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实行战略退却,是“政治路线的错误”,而不单是军事路线问题。一、四方面军的会合,终止了这种退却,但中央拒不承认自己的错误,反而无端指责四方面军。
南下是终止退却的战略反攻,是进攻路线,而中央领导人被敌人的飞机、大炮“吓破了胆”,对革命前途“丧失信心”,继续其北上的“右倾逃跑主义路线”,直至发展到“私自率一、三军团秘密出走”,这是“分裂红军的最大罪恶行为”。
他攻击中央领导人是什么“吹牛皮的大家”,“‘左’倾空谈主义”,还说他们有篮球打、有馆子进、有捷报看、有香烟抽、有人伺候才来参加革命;一旦革命困难,就要“悲观”、“逃跑”等等。他宣布中央已经“威信扫地”,“失去领导全党的资格”,提倡仿效列宁和第二国际决裂的办法,组成新的“临时中央”,要大家表态。
另立“中央”的事,来得这么突然,人们都傻了眼。就连南下以来,一路上尽说中央如何如何的陈昌浩,似乎也无思想准备,没有立即表态支持张国焘。会场的气氛既紧张又沉闷,谁都不想开头一“炮”。张国焘于是先指定一方面军的一位军的干部发言。这位同志长征途中,一直对中央领导有意见,列举了一些具体事例,讲得很激动。四方面军的同志闻所未闻,不禁为之哗然。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责备和埋怨中央的气氛,达到了高潮。
张国焘得意扬扬,要朱德同志表态。
朱总的发言心平气和,语重心长。他说:大敌当前,要讲团结嘛!天下红军是一家。中国工农红军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是个整体。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朱毛”,在一起好多年,全国和全世界都闻名。要我这个“朱”去反“毛”,我可做不到呀!不论发生多大的事,都是红军内部的问题,大家要冷静,要找出解决办法来,可不能叫蒋介石看我们的热闹!
张国焘又让刘伯承表态。
刘讲了一通革命形势相当困难的话,弦外之音是要讲团结,不能搞分裂。张国焘为此怀恨在心。不久,便将刘的参谋长职务免去,调他去红军大学工作。
张国焘见朱德、刘伯承都不支持他,脸色阴沉,但不便发作。接着,就宣布了“临时中央”的名单,以多数通过的名义,形成了“决议”。还宣布开除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的党籍。“临时中央”主席,自然由他担任。这样,张国焘的反党行为,就发展到了高峰。
【精彩书摘•之二】
接应红二、六军团北上
我们原来不准备在这带立脚,只想筹足必要的粮物,即刻北上。三月初,三十军刚占道孚,总部即指定由李先念、何长工、李天焕、曾日三等同志,组成粮食委员会,负责全力筹集粮食和牛羊肉(制肉干)。要求达到供平均每人十五天需用的数量,以备北上。然而,那时策应二、六军团北进的任务,提上了日程,使我们不得不改变原计划,在道孚、炉霍、甘孜地区,停留下来。
二、六军团转战在川黔滇边,同党中央失去了电台联系。中央对二、六军团的指示,便由四方面军电台转发。朱总司令是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主席,极为关心二、六军团的命运。鉴于二、六军团已转战到滇西北地区,拟北进与四方面军会合,朱总司令提议,四方面军暂住现地休整补充,接应二、六军团北上,大家都同意。
不知怎么搞的,张浩来电,反对这个计划,说:“二、六军团在云贵之间创立根据地,是完全正确的。”“将二、六军团引入西康的计划,坚决不能同意。
”并说:四方面军既已失去北出陕甘的机会,应争取先机南出,切勿失去南下机会。那时,中央红军主力已东渡黄河,向山西地区转战。形势错综复杂,方针变来变去,我们感到迷惑不解。多亏朱总司令决心不变,坚持四方面军仍在现地休整训练,待与二、六军团会合后,共同北上。
同时,红军总部和方面军总部还向中央建议,陕北为红军活动的重要地区,东征红军不宜孤军突出,脱离根据地,宜早日回到陕北为好。后来,我看了文件才知道,红一方面军东征的目的,是要从绥远方向打通与苏联的联系,推动抗日局面的发展。
这个期间,我们对部队进行了整编。整编后,共五个军四万余人。编制序列如下:
方面军总部: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副总指挥王树声,参谋长李特,政治部主任李卓然,副主任傅钟、曾传六,供给部部长兼政委倪志亮。
四军:军长陈再道,政治委员王宏坤,参谋长张才千,政治部主任刘志坚。辖十师(师长余家寿,政委叶道志)、十一师(师长周世元,政委陈锡联)、十二师(师长张贤约,政委胡奇才)、独立师(师长张德友,政委高厚友)。各师均直辖营,不设团部。
五军:军长董振堂,政治委员黄超,副军长罗南辉,参谋长李屏仁,政治部主任杨克明。辖十三师(师长李连祥,政委朱金畅)、十五师(师长郭锡山,政委谢良)。该军系一九三六年一月间由五军团与三十三军合编而成。
九军:军长孙玉清,政治委员陈海松,参谋长陈伯稚,政治部主任曾日三。辖二十五师(师长王海清,政委盛修铎)、二十六师(师长刘理运,政委杨朝礼)、二十七师(师长陈家柱,政委李德明,参谋长姜振汉)、教导师(师长张道容,政委易汉文)。各师均直辖营,不设团部。
三十军:军长程世才,政治委员李先念,参谋长黄鹄显,政治部主任李天焕。辖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政委郑维山,参谋长熊德成,政治部主任徐太先)、八十九师(师长邵烈坤,政委张文德,参谋长刘雄武,政治部主任裴寿月)。每师三个团。九十师暂缺。
三十一军:军长王树声兼,政治委员周纯全,参谋长李聚奎,政治部主任王新亭。辖九十一师(师长徐深吉,政委桂干生)、九十三师(师长柴洪儒,政委叶成焕)。每师三个团。九十二师暂缺。
三十二军:军长罗炳辉,政治委员李干辉。辖第九十四师、九十六师。
直辖骑兵师:师长许世友,全师二百余人。
抗日救国军:总指挥王维舟。辖第一路(司令李中芳)、第二路(司令李彩云)、第三路(司令柴中孔)、第六路(司令马良俊)。
红军大学:校长刘伯承,政治委员何畏,政治部主任张际春,参谋长张宗逊。
共产主义学校:校长刘希平。
部队整编后,主要是进行训练和开展地方工作。根据北上的敌情和地形条件,着重突出打骑兵、打堡垒、夜间战斗、江河战斗等战术训练。刘伯承同志主持红大的教学,亲自给干部讲打骑兵的战术问题,还编写了专门教材。我听过他讲课,深入浅出,比喻生动,富有哲理性,让人感到津津有味,听了还想听。
在地方工作方面,军队派出一批党政干部协助地方人员建党建政,建立藏民地方武装,建立百姓联合会、青年队、姊妹团等群众组织,并积极帮助群众发展生产。
由于当地的经济、文化条件十分落后,藏民对卫生知识简直一无所知。妇女生下孩子,用酥油擦一擦就算了事。大人、小孩患病,听天由命,连“偏方”治疗都不懂。人畜不分,性病流行。因而人口的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大力开展群众性的清洁卫生工作,帮助群众治疗各种疾病,也是我军的一项重要工作内容。
为策应二、六军团北上,四月中旬,我们派出四军及三十二军一部,由道孚南下,阻止李抱冰部堵截。十六日占东俄洛,十九日逼近雅江,守敌两个团逃窜,三十二军在追击中歼敌一部,占领雅江,继占西俄洛,将康定之敌阻于雅江以东。
二、六军团正从丽江一带向川康边的中甸、稻城方向进军,我们预计再有四十天左右,两军即可胜利会师。方面军总部进行了动员和布置,要求各部队大力开展迎接二、六军团的组织准备工作。我在动员会上说:红军是一家人,我们和中央红军与二方面军的关系,好比老四与老大、老二之间的兄弟关系。
上次我们和老大的关系没搞好,要接受教训。“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吵架归吵架,团结归团结,不能分家。现在老二就要上来,再搞不好关系,是说不过去的。每个部队都有自己的长处、短处,方针是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加强团结,一致对敌。
五月间,红一方面军结束东征,回到陕北,开始西征。二十五日,中央来电,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提出了四、二方面军迅速北进的战略方针。
【精彩书摘•之三】
第十四章 血战河西走廊
党中央为统一军事指挥,团结对敌,确定由毛泽东、彭德怀、王稼祥、朱德、张国焘、陈昌浩六人组成军委主席团(周恩来因准备与蒋介石谈判,暂不参加)。并规定三个方面军的行动,统由朱德、张国焘分别以总司令、总政委的名义,依照中央与军委的决定组织指挥。《十月份作战纲领》的各项任务,亦由“朱张两总及各方面军首长以个别命令行之”。中央这种顾全大局、不咎既往的做法,使大家很兴奋。张国焘舒展眉梢,显得轻松了许多。
《十月份作战纲领》给四方面军规定的任务,十分明确。一是南向西兰通道地区,形成扇形运动防御,拒阻南敌的进攻。二是迅速完成造船任务,以三个军渡河攻宁。据此,方面军总部确定了如下的部署:由三十军开至靖远的大芦子一带秘密造船,侦察渡河点,准备渡河事宜;以四军、五军、三十一军,沿会宁、界石铺、华家岭、马营、通渭、宁远镇、葛家岔、静宁等地,梯次配置,抗击胡宗南、毛炳文、王均、关麟征等敌的进攻;以九军置于会宁至靖远之间,作预备队。
如三十军渡河成功,九军即迅速跟进;如渡河不成而南敌突击,则以四、五两军牵制敌之侧翼,而以三十一军、九军反击南敌,为三十军渡河争取时间。部署既定,由朱、张向军委报告。造船任务紧急,我们向三十军政委李先念作了专门布置。我记得那天他急着要赶回部队去,我们留他吃饭,他都没有吃。
我们有支百十来人的船工队,是造船的基干力量。先念当过木匠,指导造船有办法。他们在距离靖远约四十里地的大芦子附近,找了片柳树林,隐蔽赶造船只。为支持四方面军造船,中央特令一方面军火速搜集木板、石灰、桐油、铁钉、棉花等材料,送往三十军。先念他们计划,至十一月十号前,力争造船四五十只。
渡河点选在靖远以南。靖远是个县城,有邓宝珊部一团人驻守。为隐蔽战役企图,我们没有派部队攻打,只是严密封锁和监视。靖远以南地区黄河水面较开阔,水流相对稳些;沿岸多梨木、柳木林丛,遮天蔽日,正是我军隐蔽集结和进行偷渡的好地方。
我们指定,三十军八十八师二六三团为渡河前卫团。该团为全军能攻善守的著名团队之一,曾在川陕根据地反六路围攻中,荣获“钢军”称号。强渡嘉陵江战役时,担任渡江前卫团,出色完成了抢渡任务。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及二六三团团长熊友庆,接受西渡黄河的任务后,积极侦察敌情,勘察渡河点,组织部队投入紧张的强渡江河训练中去。
十月十六日,蒋介石下达“进剿”令。十八日,敌西北“绥靖”主任兼第三路总司令朱绍良,发布《剿匪计划纲要》,内称:“本路军以歼灭会宁、静宁、通渭附近朱徐等股匪之主力之目的,以第一军及三十七军由东西方向夹击,而以第三军由南向北进击,求匪于该地而歼灭之。”二十一日,敌总攻开始。次日,蒋介石飞抵西安坐镇,逼令东北军、西北军参战。敌人仰仗优势兵力和步步为营的战术,向我并进猛扑,攻势十分凌厉。
顶住南敌的进攻,是渡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的先决条件。我四军、五军、三十一军部队,于界石铺、马营、华家岭、宁远镇、葛家岔一线,坚守防御,顽强抗击。那带地势空旷,丘陵起伏,利于敌人飞机、炮火发扬威力,而不便我军隐蔽集结,机动制敌。激战两天,敌我双方均遭受较大伤亡。我五军副军长罗南辉,不幸在华家岭壮烈牺牲。我们硬顶下去,代价太大,不是办法,遂令部队边打边撤,逐步向后收缩,拟在会宁一带诱歼敌人。
这时,中央令朱德、张国焘赴打拉池,会见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商讨宁夏战役部署。同时指出:三十军渡河以备足十只船为宜,原定二十日渡河,是否推迟数日,依具体情况而定。二十日,朱、张率红军总部及红军大学一部人员,离会宁去打拉池。
行前交代,前线作战事宜,由我和陈昌浩负责,按《十月份作战纲领》的要求,机断处置。二十二日,我们率方面军总部离开会宁,抵甘沟驿指挥作战。我们计划以九军一部及三十一军、四军、五军全部,在会宁附近迎头痛击前进之敌。
但是,扼守会宁的五军,注意防空不够,遭敌机猛烈轰炸,伤亡八百余人,损失兵力达四分之一;在敌三十七军的猛烈攻击下,二十三日被迫放弃会宁。如敌继续沿靖、会大道突进,我渡河计划将遭破坏。幸亏敌人摸不清虚实,未敢贸然突击。我们火速从左右两翼抽调四个团的兵力,会同五军扼守会宁城北的二十里铺、三十里铺阵地,填补了缺口,继续阻敌。
战局的发展,使我军渡河问题,刻不容缓。这时,三十军已造船十六只,还从就近搜集了部分船只,争取渡河,有了可能。根据南敌大力压迫的情况,中央电令四方面军应以两个军渡河,控制河西沿岸;以三个军拒阻南敌。朱德、张国焘在打拉池会见彭德怀后,亦完全同意彭德怀提出的宁夏战役计划要旨,电令三十军首先渡河,九军跟进;如渡河不成,南敌突进,则以九军配合南线部队击敌。
二十三日,我们令三十军渡河。同时,向军委及红军总部建议,为打开河西战局,四方面军至少应以三个军以上的主力渡河,南拒兰州北进之敌,北进一条山及五佛寺,西控永登、红城子一带,以便有力策应一方面军的渡河行动。
拒阻南敌的任务,请从兄弟部队中抽一部力量,协助四方面军完成。当晩,我渡河前卫团进行偷渡,因河道未侦察清楚,船行至河中心,遇浅滩受阻,未能成功。次日,由三十军军长程世才、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带人另寻渡河点,准备从河包口(虎豹口)继续偷渡。
二十四日夜半,我二六三团的勇士们,驶木船,战恶浪,一举突破黄河天险,在河包口渡河成功。次日晩,三十军全部渡河,势如破竹,摧毁马家军防线,控制了纵横上百里的沿江地带。消息传来,令人欣慰,令人振奋,令人鼓舞!
根据三十军已渡河成功的局势,朱德、张国焘、彭德怀于打拉池部署了下一步的作战行动。指出:“控制西兰大路十月份在我手中之任务已大体完成,三十军渡河成功,开辟了执行新任务的第一步胜利。”要求四方面军迅速以主力渡河,抢占一条山、五佛寺、永登、红城堡、古浪一带地区,重点在控制五佛寺渡河点在我手中,和对由兰州北进敌为有力之拒止。
留出一部机动部队,于一条山、五佛寺之线,以便将来适时协助一方面军在中卫、灵武段渡河。
河右岸郭城驿前线部队,尽量迟滞和吸引会宁方向之敌。该掩护部队将来如必须渡河时,其一部可于掩护任务完成后,在靖远下游到五佛寺段渡河。并向军委建议:一方面军将来主要在金积、灵武、中宁、中卫段渡河,必要时亦可从五佛寺渡河;现应速集结同心城地区,准备渡河技术,十一月十日前,完成一切准备工作。
据此,我们令九军向河边开进,接三十军后渡河。从会宁前线抽五军下来,以一部监视靖远守敌,一部休整待命。拒阻南敌的任务,由四军、三十一军负责。方面军总部随三十军、九军渡河,指挥作战。
同日,中央军委根据三十军渡河成功的情况,作出了先击破南敌、后全力北向的部署。要求:第一,四方面军应即以九军以外的一个军,随三十军渡河,两军迅速占领黄河弯曲处西岸大卢塘、眼井堡、大营盘、大塘驿地区之枢纽地带及向中卫方向延伸,侦察定远营与中卫情形,准备第二步以一个军袭取战略要地定远营。
第二,四方面军除渡河之两个军外,尚余以九军为中心的三个军,与二方面军一部共同阻击南敌。若干天内,逐渐集结于打拉池地区,对敌则坚壁清野,诱其深入;对我则构筑阵地,鼓舞士气,待敌前进时消灭其三四个团,以阻止南敌的进攻。
第三,一方面军之主力,于四方面军两个军控制河西地带后开始行动,以突然手段占领金积、灵武地带。徐、陈拨造船技术队二分之一或更多些附属之,迅速造船渡河。第四,在南敌因受严重打击而停止攻势后,第九军从中宁渡河。此时整个战局进入以北面为重点的第二步,而以四方面军之两个军与二方面军全部防御南敌。
这样,九军虽已开抵河边,但不得不待命行动。部署变来变去,我们很着急,只好令机关人员先过一部分。二十六日一时半,中央军委又电令九军过河:“三十军、九军过河后,可以三十军占领永登,九军必须强占红水以北之枢纽地带,并准备袭取战略要地定远营,此是极重要一着。
”当时,敌机白天轮番前来轰炸扫射,封锁河面,给我军造成很大困难。部队渡河,主要在黄昏后至日出前。滔滔黄河,奔腾咆哮,小船驶渡,颠簸飘摇,往返一次,至少需要一个多小时。
至二十八日拂晓,我三十军、九军及方面军指挥部,渡河完毕。为加强河西力量,打开战局,二十九日,中央军委同意三十一军渡河,军长肖克、政治委员周纯全率部队向河边急进。但因彭德怀建议留该军在河东作战,三十日军委又改变命令,着已经开到河边的三十一军折向麻春堡开进。
当天,南线敌关麟征师向靖远突进,负责监视靖远守敌及看守渡口的五军,无法向打拉池靠拢,遂奉朱德、张国焘的命令,全部撤至河西的三角城地区,看守船只,休整待命。
至此,河东河西两岸的红军,被敌割断。东岸红军向打拉池、海原地区集中,诱敌深入,待机歼敌。西岸红军(三十军、九军、五军及四方面军总部)北进一条山地带,开始了孤军奋战的艰难征程。
渡河后的我军,共二万一千八百人。首要目标是横扫沿岸守敌马步青部,控制一条山、五佛寺等战役枢纽地段,打开北进宁夏的门户。下一步,向宁南进击,乘胜取中卫和定远营,并策应一方面军西渡。
部队在“打通国际路线”、“配合一方面军夺取宁夏”的口号鼓舞下,不顾疲劳,英勇进击。十月二十七日,我前卫军三十军于吴家川、尾泉等地,先后击破敌骑五师马禄第一旅和祁明山第三旅的阻击,继而占领一条山大部村寨,将韩起禄第二旅一团人,包围在一条山西北的堡寨里。
月底,九军亦进占一条山南的锁罕堡、打拉牌一线,将马禄旅六百余人围在锁罕堡以北的堡寨里。五军驻三角城,掩护后方,看守船只。方面军总指挥部进驻赵家水。接着,三十军又一举攻克重要渡口五佛寺,消灭马鸿逵部一团人。河西部队初战的胜利,为宁夏战役创造了有利条件。我们派人积极侦察中卫的情况及去定远营的路线,准备实现下一步的战役企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