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关田新作品 读朱关田的新作《唐代书法家年谱》有感

当一个书家在书法领域,获得不小成就,且被社会公认后,他的目光总会自觉地转向对整体书法艺术的学问上,这是一个更深层次的探求,得益的自然是通过对学问的研究,构建一种理论框架,借以在认识书法艺术的奥秘上,有一种深邃的目光,使之更加理性与通透,其实,这不光是书法,在其它领域也是一样,是一种必备的品质。

摆在我案头,由启功先生题署的《唐代书法家年谱》一书,就是其中一个典范。作者朱关田,大名鼎鼎,全国书协副主席、浙江省书协主席。可是,人们也许被他的书法名气所掩盖,却不知他还是一位书法艺术的学问家。他先前出的《唐代书法考评》、《颜真卿传》、《隋唐书法史》一卷及众多的书法论著,奠定了他在书法学术上的成就,而紧随其后的这本《唐代书法家年谱》一书,不但填补了此项研究的空白,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对全唐书法的著名人物作了一次全景式的透视,其意义非同小可。

纵观这本约50余万字的全书,我们无法知晓朱关田为此耗费的时间与精力,却可从中看出朱关田对唐代书法艺术有着一种难解难分的情缘。朱关田因何独独青睐于唐代的书法艺术,肯一再下功夫钻研,以至到了孜孜兀兀的地步?说来不言自明。

在中国的书法史上,唐代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不但名人辈出,流派纷呈,使书法艺术达到了空前的辉煌,且诗人评说,书家的高论,甚至皇帝亲自顾问书法,推崇书家蔚然成风。这种积极的社会风尚,培养造就了一大批书法名家,推动了唐代书法艺术的蓬勃发展,可以说,唐代的这种书法氛围,是其它朝代所没有的。

因此,要研究中国的书法史,唐代是一座无法绕过的丰碑。从某种意义上说,研究了唐代的书法史,等于研究了半部中国书法史,这就是朱关田乐此不疲地要把研究重心放在唐代的真实原因。

《唐朝书法年谱》通过对唐代三十六位书家的生平编年,包括交往、职守以及家世、书迹的考略,几乎对整个唐代书法的流变过程,作了详尽的交待,从而清楚地了解到,唐代书法艺术发展的来胧去脉,尤其对一些重要书家,通过对编年史的翔实考证,可以纠正一些错误的传说,起到去伪存菁,防止讹传的作用。

在卷一中记述了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的年谱,卷二中的薛曜、薛稷事迹的年谱介绍,使我们对初唐这一时期的书家人物,有了系统、全面的见识,知道了褚遂良书风的形成是颇受当时秘书省书手的影响,唐太宗称褚遂良“学问稍长、性亦坚正”,而欧阳询因状貌丑陋,屡遭嘲谑,在他八十岁时,仍为朝廷某些官员叽讽,然,叽讽者却为御史所劾、遭贬官之累,足见当时朝廷对书家的重视与偏爱。

像颜真卿、柳公权一类的大书法家,朱关田更是倾注笔墨,予以重点考略,不但将他们的年谱、从出生到谢世这一漫长的人生岁月,遂一记录,绝无疏漏之隙,此外,还将他们的书迹,作了细微的考略,使读者知道,颜真卿书法体貌的孕育、一方面来自颜代的家学渊源,另一方面,也深受母族殷氏的滋乳,上举诸论,都是首次发现,对丰富、研究唐代书法史、无疑是一重大贡献。

当然,此书对以往书家错误传说的纠正,也是功不可抹。如书家张旭,史料记载最早称张旭为张颠是杜甫,理由是杜甫在《饮中八仙歌》一诗中有“脱帽露顶王公前”一说。然,朱关田依据翔实史料考证,认为,杜甫除了“脱帽露顶王台前”一句外,另无一言涉及张旭之颠状,而早在杜诗前,书论家窦臮的《述书赋》及高适、李欣的诗中,早已论及张旭的颠状,故称杜甫最早的说法是不确切的,是不符合史料的。

有关这样的纠错,在《唐代书法家年谱》一书的卷一到卷八中,多处可看到。

考证古人年谱,是一件极其繁琐而又累人的工作,且不说史料的收集,需经年累月,面对浩卷万迭,倘无“板凳甘坐十年冷”的治学精神,也休想在如山的古书中,寻找出有价值的史料,若要发现和论证一些新的观点,就更难了,非得埋首于古纸堆中,作孜孜矻矻、深思细察不可,如稍欠恒心,往往难以终卷,若旧学浅显,虽有所遇,亦无从辨识,而心存功利者,稍有得失,便会轻易放弃。

好在朱关田生性宽博温厚,恂达儒雅,他有古典文学的深厚基础,又受故乡绍兴的人文影响,年少时,就立志做个学问家,后考上浙江美术学院,专攻山水画与书法,深得潘天寿、陆维钊、沙孟海等教授亲授,得益匪浅。他对书法艺术的忠贞不一,积极探索,在前人书法大家那里,吸取精华、为我所用,又加上刻苦与天赋,终于脱颖而出,后又研读于书法研究生班,使他的书法与理论同时进入一个更高的境界,日后终成书法大家,这是朱关田长期奋斗的结果,当然,也是朱关田写出《唐代书法家年谱》等大作的必然结果。

作为著名书法家,他是当之无愧的,作为一名研究中国书法史的学者,他正在出科研成果。虽然,公务繁忙,分散了他的许多精力,但他的目标始终如一,这就是梦寐以求的出一部《隋唐五代书法史》的全书。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朱关田对隋唐研究的不断深入,朱关田的这一愿望必将实现。当有朝一日时在新华书店出版发行十卷本的《隋唐五代书法史》一书时,我们再向朱关田庆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