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君彦女儿 章含之洪君彦离婚为何要“走后门儿”

1959年世界经济教研室成立后,由校领导任命我担任世界经济教研室主任。27岁就当上教研室主任,在论资排辈的年代,这种情况很少见。于是到“文革”来临我就遭殃了。有大字报揭发说:陆平重用洪君彦。陆平提拔我当教研室主任时,有人反对。

他们认为我年纪太轻,不适合担任正职,可安排副职,正职先空缺。但陆平坚持说年龄不是问题,只要有学问就可以当教研室主任。那时造反派给我罗列的罪名一大堆。例如:我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又当上了小领导,理所当然地被划为混进党内的“走资派”。

我当时是教美国经济的,我曾经在课堂上讲:美国的生产力发达,生活水平高,80%至90%的家庭拥有汽车……这些论点被说成是“否定马克思的无产阶级贫困化理论,美化美帝国主义”。

我被定性为不折不扣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还有人无中生有地说我同意储安平“党天下”的言论,给我扣上一顶“漏网右派”的帽子。把这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加在我身上,我的处境可想而知。

后来,经济系一名教师当上了系里“新北大公社”的红卫兵头头。他为了煽动学生批斗我,竟颠倒黑白在大字报上揭发我拥有股票、房产,一口咬定我本人就是资本家,是钻进教师队伍的阶级异己分子。1949年解放那年我才17岁,我怎么可能是资本家?这条新加的罪名太荒诞无稽了,我忆起:1953年我入党时曾向党交心,忠诚老实地彻底交代我的出身和家庭情况。

我说过:我幼年时我爸买了一栋花园洋房,地契上署的名字是“四知堂”,表明他的房子属于妻子和三个儿子名下。

这名教师完全知道,我家住进花园洋房时我仅仅是个10岁的孩童,我算哪门子的资本家?这名教师不仅抛出我的档案,甚至利用我对党的忠诚,捕风捉影来罗织罪名。我觉得太冤枉,实在不能接受。

我含着泪对他说:“资产阶级家庭出身与本人是资本家完全是两回事,有本质的区别。”当时资本家在批斗中被活活打死的事例时有耳闻。我要求他把我定性为资本家这个错误更正过来。他根本不予考虑,态度十分恶劣。他嘴上叼支香烟,洋洋得意地对我说:“是不是资本家,将来会查清楚的,现在不能更正。”加上这条罪名,我就更加遭罪了。

当时的我,从早到晚活在恐惧中:白天被关在小屋里写检查,或者被押到校园去拔草,任由到北大串联的一批又一批红卫兵围斗。红卫兵以“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反动血统论批斗我,吆喝我跪在石子地上,他们一边向我吐口水,一边高举紧握的拳头喊口号,并不断用皮带抽打我。

特别是当北大红卫兵向不明真相的外地红卫兵指出我就是资本家时,立即激起“革命小将”的怒火。此时耳光、拳头像下冰雹似的袭来,口号喊得震天响。这样一天下来我真是被折磨得不成人样了。晚上我拖着疲惫不堪、伤痕累累的身躯回到宿舍,等候第二天的批斗。如此日复一日,在一轮又一轮的批斗中我受尽摧残和凌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