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电影史:韩国电影明星制
从某种意义上说,韩国默片从来没有“沉默”过,因为电影放映时,有“辩士byunsa (电影的叙述者)”在一旁解说。几年前,笔者有幸参加当时还健在的辩士申出(Shin Chool)的一次公演,现场放映的是经典默片《检事和女先生A Public Prosecutor and a Teacher》(1948,尹大龙Yoon Dae-ryong)。
韩国第一部有声片出现于1935年,而《检事和女先生》则制作于1948年,可见进入有声片时代后,默片和有声片仍然相安共存了好几年。
影片放映时,辩士申出不仅担当电影的解说,还声演了所有角色,他的魅力表演左右着一部电影的意义,同时也主导了现场气氛,不时把观众情绪引向高潮。
电影发展初期,辩士的存在无疑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但随着有声片的兴起,辩士也渐渐退出了公众的视线。在日本和韩国,辩士这一特殊职业持续了很长时间。J.L安德森(J. L. Anderson)说过,默片时代的日本,观赏电影不是一种独立诞生的新娱乐,只是“讲故事传统”的延续。日本的辩士(日文:かつべん)”,在解说电影时,会加入很多文学部分或者绘画部分的描述,特别是和文乐、歌舞伎相近的传统有声表演。
辩士在韩国电影中占据重要位置的理由,可根据安德森的分析加以说明。比如18世纪以来一直流传于民间“潘索里Pansori(清唱)”,即由手持扇子的唱者随着鼓手的敲打节奏,用唱、说以及肢体语言来讲故事,是一种原始的演出形式。和辩士解说结合在一起的默片,也是一种具有视觉效果的演出形式。两者之间具有相似性。当时,有人气的辩士,大多是凌驾于导演和演员之上的明星。
他们不仅收入丰厚,而且通过他们对电影的诠释,可直接影响到观众对于作品的理解。偶尔,他们也会通过即兴解说发泄内心的愤怒和对于日本殖民统治的不满。最著名的例子是罗云奎的《阿里郎》。片中没有明确交代主人公为什么会精神错乱,为什么会回到家乡。
影片放映时,一旦监视现场的日本警官没有出现,辩士成东镐会加说独立运动这个段子“这个年轻学生是在参加独立运动时被官府拷打致疯的……”,顿时现场一片哗然,电影当即停映,群情激愤,全体起立高唱“阿里郎”。
外国电影中也有辩士,《宾虚Ben-Hur》(1925,弗雷德·尼勃罗Fred Niblo)放映时,曾引发大骚动。银幕出现犹太人反抗罗马人统治一幕时,辩士一时兴起,大声叫喊,现场观众们的情绪也被调动起来,显得异常兴奋,致使连续几天的放映都爆满。据说这个消息传到了日本当局,一度引起他们的恐慌。
韩国电影史上,第一位公认的明星可以追溯到《月下的盟誓》的李月华,但是所谓“明星制(star system)”这一体系,即通过有组织的方式消费明星,则是从1950年代后半期才开始出现。朝鲜战争后,韩国着手经济恢复和重建过程,韩国电影产业在短时期内回到原来的轨道,明星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现代化的进程中,女性们开始进入公共空间,连日挤满影院,明星对她们来说,可以让她们暂时忘记穷乏和困难的现实,也成为她们重新构筑自我的最佳对象。
因此,不仅是李敏、崔戊龙(Choi Moo-ryong)、金振奎(Kim Jin-kyu)等男明星,崔银姬、赵美铃(Cho Mi-ryung)和金芝美等女明星,也成为女性观众羡望的对象。当时《主妇生活》、《女性生活》等女性杂志中,明星动向占据了相当大的篇幅。这个例子说明,早期的“明星制”已利用明星在做电影市场营销,并知道把目标锁定为女性,因为她们是电影的主要消费群体。
但是最重要的是,明星成为大众的“偶像”契机,始于1960年代中期的青春片热潮。解放前后出生的年轻一代,接受美国式教育,并成为第一代受惠者,他们很乐意把申星一(Shin Seong-il)和严莺兰(Um Aing-ran)这一对银幕情侣,视作自己的偶像,模仿他们在银幕上的举手投足。
特别是银幕上的申星一,一个野心勃勃的年轻人,为了向上爬而不择手段,最后遭受挫折,这一扭曲的形象让人印象深刻,因而人气极度攀升。
区域分销商对于他主演的电影,采取预售的方式。为了满足分销商的需求,他甚至同一时间出现在12部电影中。仅1967年,他就主演了65部电影,这个数字相当于那一年电影制作总量的三分之一,是一个至今无法逾越的纪录。偏重明星现象,也产生了副作用,1960年后半期,是被称为“女演员三驾马车”的南贞姙(Nam Jung-im)、文姬(Moon Hee)、和尹靜姬(Yoon Jung-hee)引领的时代。
这一时期也被赞誉为韩国电影的黄金时代,明星们同时出演几部作品的现象非常普遍,有时为了争夺明星,还会闹出暴力争斗。当时,没有演员经纪公司,演员管理相当混乱,制作部长们为减少主要演员的日程安排必须东奔西走,他们把赚钱希望都寄托在这三位女星身上。
这一时期,明星们同时出演几部作品的现象之所以盛行,与其说是为了赚钱,不如说是女明星无力反抗流氓地痞出身的制作部长的演出胁迫。三位女明星活跃在银幕的7~8年间,拍摄了300多部电影,数量实在惊人。所谓的“明星”,也有其无异于常人的被剥削的一面。
1990年开始,“企划电影”正式复兴,明星再次成为企划体系的中心。明星不再是票房成功的保证,也不能左右影片质量,但是明星阵容,仍然是投资者是否投资电影的关键因素。2000年以后,东南亚劲吹“韩流(hallyu/Korean wave)”热风,韩国明星地位水涨船高。
这些韩流明星不仅在国内受到欢迎,在东南亚各地,如日本、中国、中国台湾等,也是家喻户晓。这一明星制的变化在《外出April Snow》(2005,许秦豪Hur Jin-ho)的试映会上,显得尤为突出。
当时有200多名日本记者参加试映会,这在过去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韩流明星裴勇俊(Bae Yong-joon),在日本市场聚敛了超人气,并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新气象。《外出》在韩国公映时票房惨败,但是通过销售海外版权,已经收回投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