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永庆王文祥 王文祥谈父亲王永庆:娶三房逼走母亲 撮合自己与女秘书
王永庆以间接方式影响幼时的王文祥
我9岁时妈妈带我离开台湾去了美国。妈妈离开是因为知道爸爸有了三房。
我妈妈是1946年嫁给爸爸的。在台塑还没创办之前,我爸爸做过米、砖头、木材生意,带过很多工人回家吃饭。我爸爸觉得,用心待人就要请人到家里吃饭,让自己的太太煮菜。那时候还没有冰箱,我妈妈一天要跑三四次菜市场招呼客人,一天要煮好多份饭。
他们一起创办的台塑,辛辛苦苦熬了很多年。妈妈虽然是个家庭主妇,但她有一种特别的智慧:她特别会看人。爸爸常常带一些生意伙伴和新任主管回家吃饭,晚上爸爸就会问妈妈的意见,觉得这些人怎么样,是否可靠。
妈妈小时候家里很穷,外公有很多小孩,因为养活不起,就把我妈妈送给别人做了养女。她十几岁就到日本官员的家里做秘书和管家。她对数字很敏感,很小就学会了管钱和处理家庭事务。我上小学时,妈妈一直辅导我做功课。妈妈上学不多,我大姐、大哥上小学的时候,妈妈还到外面补习,然后再教小孩子。
因此妈妈尤其不能接受爸爸有了三房,心里面对他非常失望。同时,她又觉得男人还是应该专心做事,倘若家里不和,爸爸可能会更辛苦,因此妈妈毅然选择离开。爸爸其实不希望妈妈离开,一直坚持让她回去,但妈妈不肯。因此到美国之后,我们在生活费用方面被限制得很紧张,我们在美国买的第一套房子都是拿我大姐和二姐结婚收到的红包做的抵押。
爸爸给三姐雪红零用钱都要报账,但他会给我钱,而且不用报账,他比较重男轻女。不过,他对女孩子要求比较低,对男孩子的要求就很高。
那段时间妈妈过得很节俭、很辛苦,她懂得忍耐。她不会讲英文,就只能待在家里,出门要跟人比手划脚。后来我们发现,家后面的一条街上住着一个台湾家庭,那家的主人是位牧师,牧师的妈妈虽然比我妈妈大十岁,但她们成了朋友,那家人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
你可能觉得我爸爸限制我们的生活费用有点不尽情理,可你要了解一点,我爸爸是一个非常节俭的人,他对自己也是这样子,不是他特别要对我妈妈这样。
我那时候还小,但也觉得爸爸有别的女人是很不健康的事,很不理解他为什么还要在外面有别的女人。可是在那个年代的台湾,这种事情是很正常的,我爸爸生意上往来的朋友也几乎都有几房太太。这种情况直到上世纪80年代后才逐渐减少。
我一直觉得爸爸和祖母是非常信任和欣赏妈妈的。爸爸赚了钱之后投资,买金块给祖母,祖母把这些东西都给我妈妈保管。我妈妈进门之后就很照顾我祖母。妈妈离开台湾的时候,祖母已经八十几岁了,还三次到美国来要请妈妈回去,我妈妈仍然不肯。
因为很早就离开台湾,我从小的成长环境并不复杂。我妈妈是个很温和的人,非常疼爱和关心我。我们出国后,家里基本上只有妈妈、三姐雪红和我三个人。因为妈妈待人热情周到,王文渊、王文潮到台北读书的几年里,都是我妈妈照顾,我们在台湾的亲戚来美国时都是住在我们家里。
在哥哥姐姐中,我与三姐最亲。我们年龄最相近,常常会在一起。我们俩都喜欢旅游,有一次我们攒了一些钱,就带着妈妈一起去欧洲,住那种最便宜的经济旅店,没有独立卫生间,可是我们玩得很开心。
后来雪红回台湾做事,1988年我也回到台湾的工厂,妈妈才放心回到台湾。那之后也是我们住在一起。但我妈妈的财务状况好起来是在1991年之后,因为那时候我二姐雪龄创办的大众电脑上市了。后来雪红的宏达也做起来了,妈妈的日子就又好了一些。
妈妈是连接我们几个兄弟姐妹情感的纽带。她还在的时候,我们兄弟姐妹会常常聚在一起。现在我们规定一年聚两次,一次是在妈妈的生日,我们会到爸爸妈妈合葬的墓地去祭扫,另一次是圣诞节。
王永庆让自己女秘书做王文祥女朋友
其实,到了美国之后,我见爸爸的机会也不少。1983年,他在美国买下一家公司,就是我现在管理的JM公司。在这之前他常常到美国,之后来得就更加频繁了,一年间会有很多次。我三姐也常常跟爸爸通信、写传真。
爸爸只有两个儿子,大哥文洋比我年长14岁。爸爸要求儿子们必须都到工厂基层锻炼,因为我们是做生产企业的,如果自己不亲自下去做事,就不会懂得工人的心态,工厂的管理你不亲自去摸索,你不会了解的。我大学一毕业就到工厂做了一年多的三轮班。虽然大家都知道我的身份,但爸爸严格地教导我,要比别人多做一些。别人上班8小时,我要工作10个小时,别人做5天半,我要做6天,甚至要帮忙打扫厕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