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克松女儿 冀朝铸章含之与尼克松女儿回顾尼克松访华
央视2003年12月22日播出《回顾尼克松访华 展望中美关系未来》,以下是节目实录:
今年是尼克松访华30周年,尼克松之女朱莉·尼克松·艾森豪威尔再次来到北京,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举办一个纪念尼克松访华30周年的展览。
在展览现场,本栏目组请来了朱莉女士和亲历过尼克松1972年访华的一批历史见证人,其中有当年任翻译的冀朝铸和章含之、拍摄尼克松访华纪录片的李华、钓鱼台当时的服务员刘馥敏、为尼克松访华团表演芭蕾舞的宋琛琛,同时也请来了一些与尼克松有关以及直接从中美交往中受益的中美友好人士。一场穿越历史时空的对话,使人们回想起了尼克松那次改变中美关系进程的破冰之旅,毛泽东、周恩来、尼克松等历史伟人的风采于谈笑间再现。
朱莉回忆起父亲1972年中国之旅一系列不平常的表现,叙述中饱含了对作为历史伟人的父亲的无比崇敬,谈笑间流露出对中美友好和平的美好憧憬。知名外交家冀朝铸和章含之作为当年的翻译,他们亲身经历了那次伟大历史事件的全过程,30年后与尼克松的后代及其他历史见证人再来回顾那段重要的历史时,告诉人们的不仅仅是许多鲜为人知的趣闻逸事,更显示出他们对参与重大历史事件而发自内心的自豪感。
李华、刘馥敏、宋琛琛等当年普通的工作人员,虽然他们只目睹了当年尼克松访华的一些历史片段,但那些片段已成为他们人生中最珍贵的记忆之一,现在再来拾起那些历史瞬间时,他们如数家珍,向人们展示出了他们人生中的闪光点。
中关系大门重新开启以后,给中美两国的人民带来了什么呢?老一代海归派周德慈动情诉说他们一家人悲欢离合的感人故事,新一代海归派张朝阳生动讲述他的留学和创业历程;美国甘维珍公司董事长甘维珍叙述她来中国的创业经历,美国《读者文摘》CEO唐瑞德述说他与中国人交往的亲身感受。
《回顾尼克松访华30周年,展望中美关系美好未来》对话全文
嘉宾:朱莉·尼克松·艾森豪威尔、冀朝铸、章含之
(上集)
顾宜凡(以下简称“顾”):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现在就在尼克松访华回顾展的现场--中国历史博物馆。坐在我身边的就是朱莉·尼克松·艾森豪威尔女士。朱莉,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
朱莉·尼克松·艾森豪威尔(以下简称“朱莉”):感谢你们的邀请,多谢!
顾:这位是冀朝铸大使。这位就是章含之女士。尼克松总统访华前,在1972年2月的国会演讲中说:“中国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国家,中华民族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民族,不应该被排斥在国际大家庭之外。”他当时有没有对你谈到一些关于中国的事情?
朱莉:很高兴到这里来,这次回顾展令人兴奋的一点就是:它展现了我父亲观点的变化过程,他对中国的看法以及对世界上其它国家看法的改变。他在1967年为《读者文摘》写的一篇文章中谈到:继续孤立世界上最有智慧和能力的十亿中国人,将是外交政策上的灾难。
所以早在1967年,即我父亲历史性访华的五年前,他就考虑到中国和美国必须找到共同点。他决定实现这一愿望,所以在宣誓就职的第十二天,他把基辛格叫到办公室说:“我要去中国!”那就是开端。
顾:冀大使,接待尼克松总统之前,外交部做了哪些准备工作?
冀朝铸(以下简称“冀”):说到迎接尼克松总统的准备工作,实际上是从基辛格的一系列访问就开始了。从基辛格第一次访华开始,一个特殊的接待班子就组成了。他们接到中央领导的指示:从现在起,你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做好迎接尼克松的准备。比如:在尼克松到达之前,我们住进了钓鱼台国宾馆,我们阅读研究关于美国的方方面面的书籍和文章。
朱莉:上面写的都是好话吧?
冀:那当然了。我、章含之还有其他同志们,对将要发生的事情感到无比兴奋,而我个人的心情就更不用说了。因为我在美国长大,我九岁时就随家人去了美国,那时是作为二战难民,为躲避日本侵略而逃到美国去的。我在美国长大成人后才回到了中国,所以被称为“假洋鬼子”。朱莉,你能来与我们一起庆祝尼克松访华三十周年,可想我是多么高兴。那次访问不仅改变了中国历史进程,也帮助改变了世界。
顾:我注意到在尼克松总统的代表团飞机中有一架带有泛美航空的标志,那肯定不是空军一号?那是什么?
朱莉:我想那是备用飞机,是用来装载备用的物品和随行人员的,我父亲乘坐的是空军一号,机身上印有美国国徽标志。我想大家可能不知道,我父亲去世后,就是这架空军一号将他的遗体送往加利弗尼亚去的。
顾:我这里有一本当时香港出版的关于“尼克松北京7日游”的杂志,详细记载了当时访问的日程。当时是2月21日11:25到的北京,尼克松总统是先到上海才到北京的,是吧?当时最先见到尼克松总统和夫人的是哪一位?这里面有一幅照片。
冀:这是你。
顾:章含之女士,这张照片是在尼克松总统在从上海飞往北京的飞机上照的吗?
朱莉:让我来讲一讲这段故事好吗?
顾:好! 请。
朱莉:这个故事能够以小见大,说明父亲对那次访问的用心。他对如何从细节上表示对中国人民的尊重,非常重视和仔细。他的专机先在上海降落,然后换上中国领航员。我认为空军一号完全可以自行从上海飞到北京,并不需要中国领航员,但是他这样做是为了表示一种理念:即这次访问是我们两国的一次合作,表明两国人民将共同向前看,所以他将中国领航员带上了空军一号。好像你也挤上去了,是吧?你在上边。
章含之(以下简称“章”):好像是吧。这张照片证明我在上面。
朱莉:另一件有趣的事情是:这是美国总统最后一次出国访问途中没有乘坐空军一号。我父亲建议从北京到杭州,他乘坐中国的飞机。我不相信在他之后,还曾有过任何一个美国总统再乘坐过外国的飞机。我父亲那样做是为了表明:既然我是中国人民的客人,我也自然应该是中国飞机上的乘客。
顾:从大的方面讲是划历史意义的,这小的方面也是创造了历史的。从此再没有一位美国总统访华时坐中国的飞机。
章:俄国的螺旋桨飞机,那架专机是周总理的专机,的确对美国总统来说要有好大的决心,而且对中美关系寄予这样大的期望,才能够决定上一架中国的专机。这架专机是俄国制造的螺旋桨飞机,也就是伊尔-18型飞机。当时尼克松总统访华之前来了一个先遣队,由黑格将军带领的先遣队,我是黑格将军的全程翻译,当时讨论了所有的细节。
在讨论专机的时候,我们觉得这是美方特别难得的一点。在这一点上我们双方达成一致:从北京到杭州,尼克松总统作为周总理的客人上了周恩来总理的专机,就是我刚才说的那架伊尔-18;从杭州到上海,周恩来总理作为尼克松总统的客人,坐空军一号。
这就显示了中美之间平等的关系,而且是一种互相友好的关系。到上海以后,空军一号给我们每人一张证书,表示我们曾经登上了空军一号。
顾:听说在尼克松总统下飞机之前,他问周总理有没有穿大衣,请讲讲这个细节。
朱莉:你可以想象得到,当一个国家的元首在一个受世界瞩目的出访过程中,细节是不可忽视的。例如:他即将见面的这位“对家”是否穿着大衣等,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在严寒中来迎接他的周恩来没有穿大衣的话,那么我父亲也打算将他的大衣留在飞机上,他要以处处平等的姿态走上中国的土地。智慧的周恩来似乎知道我父亲的心事,他穿着大衣。谢天谢地!我父亲也穿着大衣走出了飞机。
顾:章女士,你当时在场吗?
章:当时我们都在机场。二月份很冷,但是好多人都不觉得冷,紧张这个字也不完全准确,我们当时并不是紧张,而是满怀期待。所有在飞机场的人都意识到,我们在目击一桩震动世界的事情,期待着这件事情的发生。
朱莉:主持人,是不是可以请冀大使站到当年他在那历史性握手的时刻他所站的地方,在那两只手握在一起的时刻,是他做的翻译,能让大使站到那儿重演那一幕吗?
顾:这个建议太好了!可以吗,冀大使?
冀:谢谢!我很荣幸。首先我要声明当时我穿的不是西装,而是中山装,也就是所谓的毛式制服。现在是来不及换上当时的衣服了。我站在比较靠后的位置,不敢往前靠近。我一看到总统先生从弦梯往下走时,我快步跑上前,就在这个位置,既保持一定的距离,又不能隔得太远。当两位伟人走近时,我又向前凑了一小步,我担心哪怕是我漏掉了一个字,也会酿成大祸。所以我站的位置使我能够听清楚两位伟人开口所说的第一句话和每一句话。
朱莉:他们说的什么?
冀:我记得尼克松总统说:“我跨越了浩瀚太平洋的隔绝来与伟大的中国人民握手。”为什么尼克松总统如此强调握手呢?这要从二十年之前说起。那是在一次日内瓦会议上,那次会议的议程是关于和平解决朝鲜战争问题,与会的国家有中国、 美国、法国、英国、印度等。
会议期间 ,各国与会代表都互相握手,当周恩来总理向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伸出手时,杜勒斯转身而去。当时美国代表团的其他成员认为这是非常失礼的,尤其是代表团的副团长史密斯将军更为此失礼而不安。
他走到周总理身边,但是当时美国政府有明确规定,不准代表团中的任何成员与共产党人握手,但史密斯将军将会怎么做呢?恕我不敬,模仿一下当年的情景。假设我就是史密斯将军,我这样抓住周总理的小臂握了一握。
这是史密斯将军留下的历史闪光点。再回到1972年2月,在总统先生走下弦梯时,他的脚还未踏上中国的土地,手就先伸了过来,周总理的手也伸了过去,两只巨手热烈地握在了一起。对于我来说,是无比地荣耀和自豪,能站在这儿、在两位伟人首次会面的时刻为他们翻译。谢谢!
顾:冀大使,从那些照片上看,你当时站得笔直笔直的,是不是有点紧张?
冀:当然!我非常紧张。因为当时我意识到这一时刻将会改变中国的历史,乃至世界的历史。
顾:当天晚上,周恩来总理接见尼克松总统并举行了会谈,冀大使,你参加了那次会谈吗?是不是讨论了《中美上海公报》?
冀:《上海公报》是大原则,已经大体谈好了,谈了好多次了。
朱莉:谈了15小时,整整15小时面对面的谈判。虽然在这之前已经有了很多的谈判,但当时的那15小时至关重要,我认为《上海公报》之所以成为外交史上十分独特的外交文件,是因为它实现了在中美关系中“求同存异”的原则。
双方各自列举了自己的观点,美国方面提出了他们关于越南 、关于台湾、关于朝鲜的立场,这些立场与中方是截然相反的。在《公报》里中美双方各自申明了自己的立场,同时同意我们双方有共识,我们可以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进行合作。
章:应该是在1971年的10月份,基辛格来谈判的时候就已经定下来了。在1971年的7月份,基辛格秘密访华就打开了这扇大门,准备尼克松总统的访华。下一次10月的访华是一次工作访问,这次工作访问实际上决定了尼克松总统能不能如期顺利访华,也就是《上海公报》。
第二次交换意见是在黑格来的时候,跟周恩来总理之间进行谈判,在具体的(问题上)字斟句酌,周恩来对每一个字都很注意。当时我是他的翻译,每一个字我们双方都经过详细讨论,能不能用这个字。
因为当时双方的隔阂还非常大,每一个用字都很可能引起误解,其中特别是关于台湾问题。还有许多东西,要等尼克松总统来了以后再谈。后来尼克松总统来了以后,做长时间的关于《公报》的谈判,17个小时。
冀:当时关键的关键是如何讨论台湾问题。那个时候如何能够达成一个大家都同意的措词,不损害任何一方立场的一个说法,是关键的关键。关键的关键首先归功于尼克松总统和周恩来总理。但是具体的谈判,我看主要是基辛格博士和乔冠华。
他们谈到最后就达成了这么一个非常奇妙的措词:“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至于中国叫作什么我们就不说了,这个大家都没有疑义。中美双方领导高度的智慧,使得我们两个伟大的国家,能够克服这个困难走在一起,从此以后两国关系一直发展下去。
章:我记得后来毛主席特别表扬这句话。尼克松总统访华之后,毛主席找我们去开会,主席说最后这句大家同意了,关键还是基辛格想出来的。我还想加一点点,这个月的月初我在杭州,我去看了八角楼,感触很多。八角楼是《上海公报》最后达成协议的地方,大家都知道,后来出了一些曲折。
北京本来已经达成协议了,毛主席已经批准了。到杭州的时候,大家觉得已经很开心了,没有想到美方出了问题,美方提出了不同意见,美国国务院提出了不同意见。
当时乔冠华认为一切都解决了,没有想到基辛格提出来,说我们要重新再谈一些问题。大概有三个分歧的问题要重新谈。这时候离第二天去上海只有24小时了。这24小时我看实际上是《中美上海公报》真正的关键,双方都非常紧张,这24小时,对于双方政治的远见、智慧、谈判的技巧都是一个最大的考验,一个最大的挑战。
最后的谈判是在杭州宴会之后,在刘庄的八角楼里举行的。八角楼原来是干什么的?不是做谈判用的,它是个岗哨,它就在西湖边上,看湖面上的动作特别清楚。
本来是个站岗的地方,后来毛主席住在那里,觉得那个地方的景致很好,于是加上玻璃以后就变成一个休息室,没想到八角楼后来起了这么大的历史作用。当天晚上大约是从10点钟开始谈,那次出席谈判的是乔冠华和基辛格,尼克松和周总理一直没有睡觉,等着前方的消息。
那个谈判非常非常地激烈,几乎都是要谈不成了。中方当然也很不高兴,毛主席同意的东西,我们不好随便改。毛主席在北京没有睡觉,尼克松和周总理没有睡觉,在八角楼里是基辛格和乔冠华在谈判,谈到天亮4点,4点钟的时候双方达成了协议,大家都放心了。
顾:现在我们在座的对当时的事情有没有记忆?大部分可能当时非常小,有的还没有出生。张朝阳,你应该记得,当时你虽然小,你应该记得一些事情。
张朝阳(搜狐公司总裁兼CEO):那年我8岁,住在西安郊区一个小镇,那时的传播也不是特别发达,所以我们只能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因为当时没有电视,过后几天有新闻纪录片、新闻简报。以前对我们来讲是美帝国主义,现在突然美国的印象开始变得正面了一些。
我当时那么小,也没有想到当时在北京所发生的事件,对我们这代人未来有如此大的影响。因为我当时想很多哥哥、姐姐,很多大孩子都是毕业以后要上山下乡,我也想去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没有想到我一九八六年就去美国了。到现在不可想像,现在我们可以坐在中国在运营一个公司,而且这个公司在美国的股票市场上市,中国人可以来买美国的股票,这个历史变化太巨大了!我本人整个生活的几十年见证了这样的历史。
顾:唐瑞德先生,你在这个展览前的一段录像里说,你们《读者文摘》当时对推动尼克松访华所起的作用感到自豪。为什么呢?
唐瑞德(美国《读者文摘》总裁兼CEO):朱莉刚刚也提到了,尼克松在第一次总统竞选落选后,《读者文摘》的董事长非常担心这位美国社会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将会从此销声匿迹,所以他建议尼克松花点时间到世界各地转一转,去观察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
尼克松此次走访的成果之一,就是朱莉刚才提到的那篇于1967年发表在《读者文摘》上的文章。那篇文章鲜明地阐述了关于中国的重要性的思想,以及尽快让中国纳入国际大家庭的迫切性。
所以《读者文摘》与尼克松总统有着很深远的历史关系。当我们听说要在中国举办尼克松访华回顾展时,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巩固我们与尼克松家庭的关系,同时也让我们一起庆祝尼克松访华,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我要强调的是:这次我来到这里以后所看到的一切,让我更加坚信,我们《读者文摘》赞助这次活动,是一个正确的决定。
朱莉:我想起了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赛珍珠曾说过一句非常令人深思的话。你知道赛珍珠是在中国出生的,她写过有关中国的书。她说过:“千年以后再回顾美国历史,如果有一句话可以总结千年美国史的话,那句话就是:尼克松去了中国。”
顾:在创造历史的七天中有很多故事,当时你们是从那次宴会开始分了工,谁负责为尼克松翻译,是不是?
章:我们年纪虽然大了,但都忘不掉。当时我们三个人有分工,你是尼克松总统的翻译,我是尼克松夫人的翻译,唐闻生是会谈的翻译。那天我看了你们展览上的影片,人家说:"你怎么无处不在?"到处都是我,我说我是偷了所有的镜头,其实他们的工作最辛苦。
他们在会谈桌上,我当时的任务是陪同尼克松夫人参观访问。所以你想:像他们拍电视的,不会让他们在那里从头拍到底,人家秘密会谈,也不会让你记者在那里从头听到底。记者只能去拍养猪场、北京饭店、长城、故宫,那里都是我的地方。
后来尼克松总统到北京的第二次宴会前,半开玩笑地给周总理提了个意见,他当时说:我想跟我的夫人换个翻译。因为总统先生想要这样一个公众形象,他要跟一位女士在台上,而不是跟小冀。
他跟尼克松总统差不多高,而且并不是长得特别漂亮,后来小冀找我,说下一场是你的事,指的是北京的宴会。当时我说绝对不干,绝对不可以的。我当时因为参加外交部比较晚,他们当时在外交部已经很长时间了,我一九七一年才进外交部,进外交部以后虽然做了一些翻译,从来没看见过这个场面,尤其是媒体,突然一下子来了三百多个美国所谓的媒体。
什么是媒体?对中国人来说当时没有媒体的概念就觉得是一大片入侵者。来了以后一下就摆起这个阵势,灯光打起来,说老实话光这个灯光就把人吓得够呛。
现在我们中国的媒体,我看跟美国的媒体一样咄咄逼人,当时可没有这种阵势。我说我可受不了,这三百多个美国记者一排开,大家都抢镜头,我在台上吓都吓晕了;而且还有一条最重要的,我不敢跟他换,尼克松总统经常是临时讲话,不读稿子。
当时如果尼克松总统即兴讲话,我整个吓蒙了。翻译就是临场发挥的问题,临场的发挥只要慌了一个字,后头一句话都听不见了,一定要非常镇静。
在这种阵势下我肯定慌,尤其他即兴讲话我肯定慌。后来这个“官司”打到总理那里,周总理就笑,总理说:“你们两个人自己决定去吧。”最后我跟小冀达成了一个协议,我们俩人签的协议就是“北京协议”。我们俩定的协议是:他把北京的翻译工作做完。所以到了杭州第一次吃叫化鸡,就是我翻译的。我们合作得很好,我们也没吵架。
朱莉:我来讲点关于翻译的故事。他们非常聪明能干,还有一位当时的翻译唐闻生今天不在场,就在座的两位来说,确实做到了为他们的祖国尽职尽责。在访问结束时,我父亲特别赞扬了几位翻译。那天是章含之为我父亲做的翻译,你知道我父亲一句中文也不会,顶多会说一句“你好”,但他一句中文也听不懂,他站起来说:“感谢你们出色的翻译!”他对着章含之说她很出色,她的翻译我全听到了,一个字也没错过。
章:谢谢你父亲这样称赞!实际上我在告别晚宴上,犯了一个愚蠢的错误。
朱莉:他不可能知道,但他确信你一个字也没翻错,还有冀大使也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