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恒惕与毛泽东 与毛泽东私交甚厚的一代贤达——仇鳌
194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南海设家宴,为他亲邀至京的客人仇鳌洗尘。席间,宾主融洽,谈笑风生。毛泽东频频举杯,向这位童颜鹤发、精神矍烁的老人热情敬酒,并对特邀作陪的党内外友人章士钊、刘斐、林伯渠、李维汉、符定一说:“亦山(仇鳌)先生大家都很熟悉,不用我介绍。
早年我们在长沙闹革命,亦山先生赞助最力,对我们的革命是帮了大忙的,当时他给我们筹集到好几千块大洋,这笔钱很顶用,为我们党的事业出了很大的力气。对我们做了好事的朋友,我们是不应该忘记的。这件事,我不讲你们有的恐怕还不知道吧……”
毛泽东这里讲的是指1921年至1922年间仇鳌帮助他们在长沙创办自修大学的那段友谊。
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之后,毛泽东与何叔衡回到长沙,着手建立中共湖南地方组织。为了加强党团干部的理论学习,他们决定在长沙创办一所“自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学校。但是面临的困难很多,尤其是办学经费和学校地址难以解决,他们在商谈中,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仇鳌和船山学社。
仇鳌,字亦山,湖南汩罗人,早年留学日本,毕业于明治大学,积极参加反清活动,为同盟会创始人之一。曾襄助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人首倡辛亥革命,后又大力进行“倒袁”、护法活动。他无意仕途,只担任国民党湖南支部主要负责人及民政司长,然而由于他年长资深,知识渊博,思想开明,关心教育,奖掖后进,故威望甚高,深得社会各界的敬重。
船山学社位于长沙市东区,这所砖木结构的三进四合院,屋字宽敞,树木葱幽,是求学读书的好地方。当时船山学社的社长就是仇鳌。他主张“船山先生的民族思想亦须放大范围,于时代方有用处”,故每周定期讲演船山学术。何叔衡是该社的老社员,与仇鳌交往颇密。
毛泽东在第一师范读书期间,也曾多次昕过仇鳌的讲演,对他的学识极为心折。1920年,一位朝鲜抗日组织的负责人来长沙考察,毛泽东、何叔衡等人代表湖南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开会欢迎,也邀请了仇鳌参加,并请他讲话。
仇鳌在讲话中谈到:“我们不要讲狭隘的民族报复,要为世界所有被压迫民族谋解放。”毛泽东非常赞赏,说亦山先生的主张与他们研究会的宗旨是完全一致的,当即聘请仇鳌为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指导员。
1921年11月,毛泽东、何叔衡来到船山学社拜见仇鳌,提出要创立一所新型大学,“采古代书院与现代学校二者之长,取自动的方法,研究各种学术,以期发现真理,造就人才,使文化普及于平民,学术流传于社会。”仇鳌欣然同意,决定由船山学社承办,取名“湖南自修大学”。
仇鳌书了校名,毛泽东起草了创办宣言和组织条例。船山学社的部分房屋和每月400银元经费,划归自修大学。仇鳌被推选为校长,毛泽东任教务主任。从此,自修大学在仇鳌和船山学社的掩护下,成为中共湖南地方组织公开活动的场所,毛泽东也搬进了船山学社居住。
仇鳌担任校长只不过是挂名而已,学校的一切事务完全由毛泽东等人具体负责。学生大多是进步知识分子、青年工人和党团骨干。毛泽东本人和他的一些战友,也一边在自修大学学习,一边领导长沙等地的工人运动。晚上,他们常常去长沙文星桥五号的仇鳌寓所聚会,交流情况,研究工作。
仇鳌夫人出身农家,贤淑好客,每次总是热情招待。喝的茶是汩罗特色的姜盐芝麻豆子茶,这种茶咸甜香辣,去湿解乏,舒胃提神,毛泽东很喜欢,一次能喝五六碗。
喝的酒是仇鳖乡下亲友送来的自酿谷酒,谷酒醇正清香,绵厚柔和,不上头,不伤胃。毛泽东虽不好酒,但每次也能喝一两小杯。他曾对仇鳌说:“你们汩罗的姜盐茶可以治伤风感冒;汩罗的谷酒赛过‘白沙液’,应该取个名字。古代有名酒叫‘剑南春’,我看汨罗谷酒叫‘汩罗春’蛮合适。”
嗣后,自修大学又建立了图书馆,创办了理论刊物,还为工农干部增设了补习班,越办越兴旺。经费不足部分则由仇鳌以振兴社会文化的名义,向社会各界筹措。自修大学成了中共最早的党校,对于传播马克恩主义和提高干部理论水平,起了重大作用,但同时也引起了湖南军阀赵恒惕的不满。
仇鳌与赵一向政见不合,此时矛盾更加激化。1922年底,仇鳘辞去船山学社社长和自修大学校长之职,全部事务交给毛泽东等人,翌年便赴欧美考察。于是何叔衡接任船山学社社长,李达任自修大学校长,直到1923年11月,自修大学被赵恒惕封闭为止。
湖南起义的功臣
1925年仇鳌自欧美考察归来,毛泽东已经去了上海,直至全国解放的20余年间,二人虽无缘面晤,然而心神向往,偶亦有书信相通,交谊从未中断。毛泽东等共产党人的主张言行,于仇鳌影响很大。他的思想日趋进步,由同情革命,倾向革命而最终投身革命。
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时,仇鳘适在北京。他积极响应中共中央《为段琪瑞屠杀人民告全国民众书》的号召,发表《旅京湖南同乡会对三一八惨案宣言》,怒斥帝国主义及其中国走狗政府,表示要“誓死驱逐,不达目的,决不休止!”他主持召开了他的同乡、女师大学生杨德群烈士的追悼会,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他还主持编辑了《三一八惨案湘籍六烈士纪念册》。
是年冬,国民革命军北伐入湘,仇鳌主持《湖南民国日报》,聘请共产党人谢觉哉,龚饮冰主笔,宣传革命形势,鼓吹农民运动。1927年夏,湖南军阀何健发动“马日事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及国民党左派人士。仇鳌亦被列入“共党”名单,遭许克祥叛军搜捕,幸被邻居夤夜相救,方免于难。事后毛泽东曾托人致函慰问。
北伐期间,仇鳖任战地委员兼民政司长,以作后援。后又任国民党铨叙部次长。抗战期间,仇鳌任国民参议员,在湖南各地负责战区难民救济工作,兴办工厂和职业技术学校,使难民能自食其力,免遭冻饿。仇鳌还多次向八路军驻长沙办事处主任徐特立介绍家乡亲友和社会进步青年,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和抗日前线。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为了发动内战,消灭共产党,实行独裁统治,成立所谓“勘乱建国委员会”,聘请仇鳌为委员。仇鳌在大革命时期与蒋介石交往较密,但自“四一二”事变后,逐步认清其反革命面目,交往遂疏。对他消除异己、独裁专政,更坚决反对,乃毅然退还聘金和公费。后蒋又任命他为两湖监察使,仇鳌亦拒不赴任。他深知蒋家王朝已腐败透顶,民心丧失,便将国家及社会的一切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事业上。
1949年夏,毛泽东指挥中国人民解放军直驱江南,中共地下党组织与仇鳌取得联系,转达了毛泽东、林伯渠、李维汉、谢觉哉等老友的问候,希望他凭借自己的声望和影响,为解放事业作出贡献。仇鳌欣然应允。对白崇禧50万大军盘踞湖广,妄图负隅顽抗。
仇鳌以故旧兼长辈身份,劝他脱蒋独立,未能成功,后又劝他宣告隐退,使湖广人民免遭兵燹,亦未被采纳。仇鳌便与白决绝,全力襄助程潜高举起义大旗,谋求湖南和平解放。经商定,程总揽全局与军事,仇则负责政治、文教、工商及社会各界的联络。
7月,白崇禧沿湖桂线布防,决心作垂死挣扎。程潜为避免被胁持,间道走邵阳,留陈明仁署理省政,仇鳌留守长沙相助。26日,白崇禧驱车至仇鳌寓所,劝说道:“共军大部南来,长沙为我军必争之地,战祸难免,先生年高,尚居危城,令人放心不下。请即离长赴粤,另就高职,以防不测。我当派大员护送,确保旅途平安,不知先生意下如何?”
白见仇鳌不语,又说:“我固知先生与毛泽东等共党要人有故旧之谊,但现为国共两党争夺天下,先生乃党国元戎,安能置三民主义于不顾而就范于共产主义?愿先生三思!”
仇鳌愤然回答道:“三民主义早已茫然无存,你我共知。蒋介石统治中国20余年,现已成鱼烂之局;你要凭区区50万已溃之军,阻共南下,非但无益,徒害百姓,倒是你需要三思而行!我老了,个人安危早已置诸度外,只求有生之日,上应天时,下顺民心,则死无遗憾,别无他虑!”
白崇禧仍不死心,下午又送来金条若干作旅费,坚促仇鳌赴粤。仇鳌令侄子仇硕夫原封退回,以示决无去志。时值仇鳌71岁寿诞曾赋诗言志:
鸿洞风尘里,稀年又一周。
龙钟添暮景,鱼烂有深忧。
梦醒天难晓,鸡鸣雨未休。
老夫心力殚,拭目瞰神州。
这首诗表达了他对国事的忧虑和盼望解放的迫切心情。
天回地转客里明,万户千门旧帝京。
高阁红旗翻晓日,交衢小队舞新声。
黄袍梦醒销荧惑,紫盖人归识太平。
阅尽兴亡乔木在,冲塞古柏亦峥嵘。
很快,毛泽东即设家宴为仇鳌洗尘。也就有了本文开头记叙的那段话。
1950年2月,毛泽东请仇鳌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及参事室主任,老人又托辞老病以谢。毛泽东风趣地说,“你去挂个名嘛!人常说,国民党税多,共产党会多。你只开开会就行了,喜欢听就听,不喜欢听就起身走嘛!”
195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30周年前夕,仇鳌给毛泽东写了封洋洋数千言的长信,在历叙旧谊之后,复剀切陈词:
“将马恩列斯及你的著作深刻研究,大足以创造另一世界及另一国家之经济文化这是无可置疑的。惟党一接近实际政治,是易停滞与腐朽。从来讲主义、谈政治,在宣传的革命时期,属于破坏方面,无所顾忌,易于成功;而革命战争胜利后,迄至掌握政权,进入主义建设,千头万绪,学识不够,经验全无,不独难见成功,而且时有错误,遂不免自起怀疑,顿生停滞现象。
在此期间,最宜鼓起勇气,克服此种困难,使既定政策逐步实现。又,同志们在地下工作期间,正如孟子所谓‘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此皆能忍受。
一旦革命成功,上述各种情况忽然消逝,取昔日敌人之所有者而尽有之,精神与物质两方面皆达愉快,不免在有形无形之间,使革命的伟大前途,因腐蚀而发生障碍。
此则当前未可丝毫忽略之问题。好在你党有一革命武器,即批评与自我批评。但须时时把握这个武器,不仅自己党员,就是党外人士,亦应争取共同掌握,相互运用,则一切艰难皆可克服。”
建国伊始,仇鳌即能提出如此诚挚而中肯的意见,足见其胸中有真知灼见,韬略不凡。而且针砭时弊,箴言相规,真正做到了推心置腹,肝胆相照。无怪毛泽东看了信以后,回信给仇鳌说:“共产党就是需要你老这样的诤友。”
伉俪情深携手60载
1954年,各大区解散,仇鳌专任全国政协委员及民革中央委员,定居北京。老人平日书史自娱,喜吟诗作字,诗法少陵,字师平原,常与邵力子、章士钊、刘斐、陈叔通等老友交游,月必有会,会必有诗,叠韵唱和,兴会盎然。毛泽东每逢佳时令节,辄派人慰问,馈赠礼品。有时书柬相邀,小酌欢谈。每次相见,毛泽东总是出门迎接,亲为扶掖,关怀备至。
1956年,是仇鳌与夫人刘庄先女士结婚六十周年,仇鳌宴集京门好友与亲属于一堂,并与夫人合影,题诗四首,分赠亲友留念。其诗云=亲迎于归六十年,重偕花烛各华颠。未妨老去憎多病,自是人间一胜缘。亭亭红烛忆年时,生小憨痴不自持。一揭红绡各满室,任人索引步迟迟。古柏双栖老凤凰,齐眉因忆旧时装。何当锦幄重携手,黻珮盈盈返洞房。悠悠身世几风波,眼见河清欲放歌。窈窕河洲今再咏,比肩人羡晚登科。
六十年来,仇鳌夫妇历艰履辛,同甘共苦,鱼水情深,至老弥笃,在朋辈中传为佳话。后章士钊偶与毛泽东谈及此次盛事,毛泽东深情地说:“结婚六十年,中国俗称偕花烛,外国人称之为钻石婚,人间罕见,值得庆贺!仇老夫人贤淑厚道,佐夫教子,可钦可敬!当年她给我们喝的豆子茶和谷酒,味道好得很,我现在还记得哩!”随即叫人送上君山毛尖两盒,茅台老窖两瓶和高丽参两支,作为贺礼。
“文革”中饮恨长逝
1957年端阳节前,仇鳌忽然胸部剧痛,高烧不退,呼吸困难,饮食不进,生命危在旦夕。李维汉报告毛泽东,并说医院建议手术治疗。毛泽东沉吟良久不能决。他考虑到老人十年前因肺癌割去一肺,体质已亏,况又年届八十,恐难受破腔开刀之苦,故应持谨慎态度,以保守治疗为宜。而仇鳌却坚持说:“我病已至此,不开刀必死无疑,而开刀尚有万一希望,你们不妨一试。与其痛苦而死,不如死在手术台上为快也。”
毛泽东见他态度如此坚决,知无法劝阻,便叫李维汉与全国政协和中,央统战部负责,成立以北京胸腔医院院长黄家驷教授为首的手术小组,精心制定出手术方案。黄家驷医术精湛,曾为仇鳌割过肺,此次又由他谨慎操刀,开右胸腔,放出大量脓血,病即霍然而愈。手术后,毛泽东曾亲自前往医院看望老人,赠送燕窝、银耳等高级补品,并特批给每月300元生活补助费,再三,Ⅱ丁嘱老人自珍摄。
又一日,毛泽东偶过仇鳌寓所,遂命停车,人室省视老人。见老人已经康复,甚为欣慰,叙谈良久,然后叫随员为他和老人合影留念。毛泽东亲自从客厅搬出一张藤椅,扶老人端坐于上,自己立在老人身后。几天后,毛泽东亲笔题词,派人将照片送给老人。仇鳌视若珍宝,悬于客厅正中,每有客来,必详为介绍当时摄影情景,激动之情,溢于言表。
7月28日,白部撤至衡阳,长沙和平解放之障碍已除,程潜返回长沙,正共相庆幸之时,不料白崇禧恼羞成怒,派飞机轰炸长沙各处要地,并在仇鳌寓所投弹扫射,幸未命中。
8月2日,省城成立了仇鳌等人为首的长沙市各界“迎解”联合会。4日,程潜、陈明仁、唐生智、仇鳌4人领头,及湖南省国民党军政要人,联名发出通电,宣布起义。毛泽东和朱德总司令立即回电,称赞他们“义正词严,极为佩慰。
义声照著,全国欢迎,南望湘云,谨致祝贺。”我人民解放军进入长沙之日,全城百姓箪食壶浆,身歌锣鼓,夹道相迎。仇鳌在欢迎萧劲光将军的宴会上,捋须大笑说:“自辛亥革命以来,长沙多次易守,这次和平解放,不放一枪一炮,百姓安居乐业,实乃38年中绝无仅有之盛举!”
无意官场却诤言于毛泽东
3月底,毛泽东亲自电邀仇鳘与程潜、陈明仁、唐生智4人赴北平,参加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共商建国大策。时仇鳌已居故乡汩罗山村,他给毛泽东回电辞谢说:“亦山半肺残躯,老迈无为,愿居林泉,以度余年……”原来仇鳌于1947年患肺癌,经胸腔专家黄家驷教授亲自手术割去右肺后乃愈,尔后便自称“半肺老人”。电文中所述虽属实情,然亦有功成身退,淡泊自守之意。
10月,毛泽东又亲笔来函邀请:“纵先生无意职位,亦请来京欢叙。”并请湖南省军区派人去汩罗乡下寻访。情意拳拳,使仇鳌深为感动,不便再辞,乃携秘书陈曼若、奠钧一及侄子仇硕夫赴京。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及毛泽东秘书田家英在车站迎候,下榻于北京饭店中央招待所。时毛译东国事正忙,无暇立即晤面,便叫李维汉等陪同仇鳌参观游览。仇鳌目睹北京的深刻变化,抚今追昔,感慨万千,曾赋诗述怀:
仇鳌生性倜傥,豪放乐观毛泽东雍容大度,出语诙谐,二人虽年纪相差十多岁,而谈话契合,竟日不厌。毛泽东曾说,遇家乡人,讲家乡话,喝家乡酒,吃家乡菜,是生活中一大乐趣。
一日,仇鳌与章士钊、程潜、王季范,接到毛泽东的请柬,约到他家小酌,陪一位客人。他们问客人是谁,毛泽东说,你们都认识他,来了就知道了,不过事先可以给你们透一点风,他是你们的顶头上司。仇鳌等人以为不是朱总司令,就是刘少奇主席或周恩来总理。谁知来的竟是特赦不久的溥仪。
毛泽东把溥仪拉到自己身边坐下,说:“他是宣统皇帝嘛,我们曾经都是他的臣民,难道不是顶头上司?”他又将仇鳌等4位老人一一向搏仪作了介绍,每介绍一位,溥仪便站起来鞠躬致意。毛泽东说:“你不必客气,他们都是我的老朋友,常来常往的,不算客人,只有你才是真正的客人嘛!”
那天吃的是湖南家乡风味的菜,有辣椒、苦瓜、豆豉等。毛泽东给溥仪夹了一筷子青辣椒炒苦瓜,说:“湖南人最喜欢吃辣椒,叫做没得辣椒不吃饭,所以每个湖南人身上都有辣味。”他指着仇鳌、程潜说:“他们的辣昧最重,不安分守己地做了你的良民,起来造你的反,辛亥革命一闹,就把你这个皇帝老子撵下来了!”毛泽东一席风趣的话,逗得大家捧腹大笑。
“文革”初期,仇鳌还受到保护,但运动一发不可收拾,他也在劫难逃。这时,他已年登耄耋,身心交瘁,无异风中残烛,还被红卫兵勒令扫街,不久即病倒在床,以至不起。弥留前犹致书亲友:“我日益不支,自揣即死。浮云蔽日,不死何待!”这是老人的绝笔,也是他忧时愤世的心声。而毛泽东此时也无暇顾及老人了。1970年2月9日,一代贤达的仇鳌先生饮恨长逝,年九十有二。遗骨葬八宝山公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