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丹红上海 吴丹红:培养涉外律师应上升为“国家战略”
2月25日,为讨回“公道”,“浙台渔运”中国渔船的船东和船长将前往韩国济州海洋警署出席庭审,此前的1月17日,该船13名船员曾被韩国海警暴力殴打。但眼看庭审日期临近了,他们却因不清楚韩国的法律程序而倍感无助。无奈之下,他们只好去网上求援知情律师,结果也应者寥寥,很难找到熟悉韩国法律或者涉外海事诉讼程序的律师。这实际上凸显了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中国律师高端人才培养的缺失。
中国律师制度恢复二三十年来,人才培养基本上走的还是应试加门徒式教育。虽然,从律师资格考试到统一司法考试,律师的准入门槛越来越规范化,但这只是律师人才培养的基础。一般而言,获得律师资格的实习律师需要在律师事务所见习一年,才能获得律师执业资格,这通常还是传统的“师傅带徒弟”式的训练方式。
由于执业律师大多业务繁忙,而且彼此之间存在竞争,因此一些律师没有时间也没有耐心去辅导年轻律师,不少实习律师都是在充当执业律师“廉价劳动力”的过程中“自学成才”的。
加上一些小型的律师事务所根本没有人才提升计划,无论是从事诉讼还是非诉业务的律师,都鲜有能力开拓高端市场。据统计,全国15万律师中,精通外语并能从事涉外业务的律师只有两千人。
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的不断进步,给律师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发挥空间,而且分工也越来越细。在律师界,老一辈的“全能”律师也逐渐向年轻的专业化律师发展,诸如房地产、投融资、知识产权、国际贸易以及海事纠纷,都需要有更专业的律师参与。
尤其是加入WTO后,涉外贸易摩擦案件数量和金额都逐年递增,但懂外语、懂专业又能独立代理这种高端案件的律师凤毛麟角。有些本地律师至多只能配合国外律师从事案件前期基础调查工作,而难独当一面。国外的律师不仅收费高昂,而且在一些关键诉讼中沟通不畅,很难切实维护中国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容易造成不应有的损失。
律师自从定位为社会法律服务工作者面向社会后,律师业这些年的发展基本上是以市场为导向,司法行政部门管理有余而引导不多。律师业的低端市场其实已经趋向饱和,因为大部分律师都在从事一些常见的诉讼业务,有些案件技术含量不高,只是一些简单的脑力劳动。而高端业务却竞争不够,有些过于专业的领域甚至还形成了业务垄断,这大大提高了维权成本。这次济州岛渔船出事,难觅中国专业律师身影,就是一个无奈的例子。
律师其实是一个古老的行业,中国律师发展史还比较短暂,可能需要给予更多的时间,也需要逐渐摸索道路。在培养专业律师方面,单靠市场的急功近利难见成效。律师个人以及律师事务所都很难单独承担专业学习和深造的成本,在短期内也不容易形成规模效应。
因此,我认为,应当在国家战略层面上,将培养涉外和高端律师人才提上议事日程,可以通过设立专门的律师学院或高端人才进修班的形式进行专业培训,为法律建设储备实务人才。相信这些律师会在涉外案件中有用武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