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地摄影师自述爱上女杀手 回忆如电影情节(图)
国际在线专稿:霍威是一名英国战地摄影记者,在一次前往哥伦比亚的火车上,他遇见了年轻漂亮的玛丽琳。两人一见钟情,坠入爱河。但霍威却发现玛丽琳在生活中还扮演着另外一个角色——哥伦比亚右翼敢死队的杀手。他们的爱情故事后来被搬上好莱坞,霍威动情地讲述了那段被命运捉弄的罗曼史。
几个月前,我来到哥伦比亚学习如何成为一名出色的战地摄影师,不是通过上学或是在舒适的工作间拍摄图片,而是在这个盛产毒品又饱受战火洗礼的国度完成学业。
和平,在这个国家已经消失了很久。过去四十多年里,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哥伦比亚反政府组织,英文缩写是FARC。)始终在与哥政府军交战,他们通过绑架和勒索寻找资金来源,并从非法的可卡因交易中谋利。右翼敢死队又称作自卫武装,是为了对付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针对大地主和大毒枭实施的绑架而成立的。
在哥伦比亚联合自卫军(右翼准军事组织)的掩护下,这些私人武装或是准军事武装得到了政府和军队中高官的秘密支持,高官们通过这种方式镇压叛军。
冲突的根源是经济与社会地位不平等,大量工薪族生活窘困,少数富人阶层却拥有90%以上的土地和工商业。因此,我此行的目的就是接触这两个群体,并用摄影机记录他们的生活,尝试着剖析拉美地区四十年冲突的根源。
我首先来到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活动频繁的地区,经过耐心说服,我被允许进驻他们的营地,记录了他们的日常生活,并参与了一次与政府军的交战。之后,我认为是时候去寻找他们的宿敌——准军事武装了。
我前往普图马约,这里是厄瓜多尔与哥伦比亚南部交界的一处进行非法交易的场所,同时也是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和政府准军事武装之间经常发生冲突的地方。在路上,我和同行的一名乘客攀谈起来。她叫玛丽琳,是一个漂亮的哥伦比亚女孩。
她说她刚刚从一座大城市购物回来。我把我此行的目的告诉了玛丽琳,她说在准军事武装和正规军中都有自己的朋友,可以为我提供帮助。玛丽琳邀请我去她家暂住。她的家族拥有一家路边商店,还在城镇郊区开了一家酒吧。当时,我被玛丽琳深深地吸引了,但我从未想过我们的关系会发展到什么程度,更不知道我们的未来会是怎样。
我在玛丽琳家暂住了几周,走访了周边的乡村,并在可卡因种植区拍摄,也遇到了准军事武装。在阳光的午后,玛丽琳和我牵着手双双躺在吊床上,时而亲吻。最终,钱花光了,我也该回英国了。临别时,我向玛丽琳发誓一定会回来。玛丽琳也告诉我,我已经是她家族的一员了。
六个月后,我回到这里,决定充分了解这场冲突,并打算出一本书。我也去了普尔多阿斯,希望与玛丽琳和她的家人共度一段时光。但是我却听到了令人惊讶的消息:玛丽琳加入了哥伦比亚联合自卫军,还在附近的村庄参加了一次战斗。
战火中,她的一名女战友被杀,25名准军事武装成员和至少15名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成员死亡。交战结束后,村里人都纷纷逃难离开。玛丽琳的弟弟在一家可可种植园打工,随身带着手枪,晚上睡觉的时候就把枪藏在枕头下。在这个暴乱横行、人人自危的国度,生死只能听天由命。
我用了几个月的时间游历这个国家,完成我的摄影作品。我的作品获得了好评,还赢得国际摄影比赛的大奖。我又被推荐到伊拉克拍摄战争题材的纪录片。在巴格达的六个月,我整日与汽车炸弹袭击和恐怖爆炸为伴,这使得我越来越渴望重返哥伦比亚。
我搭了一辆破旧的出租车回到了玛丽琳的家,这时距离我们第一次见面已经过去了整整一年。我和朝思暮想的玛丽琳还有她四岁的女儿娜塔莉手牵手,沿着伸向远方的小路漫步。我们来到她家房子后面一条两岸绿树成荫的小溪边。我们相互挽着手臂,涉水而过,她的女儿在我们周围玩耍。
为了能更方便地在一起,我在当地找了一家旅店住下。当晚,我和玛丽琳共进晚餐。玛丽琳的家乡闷热潮湿,人感觉很不舒服,但是空调在这里却是异常奢侈的用品。第二天清晨,我们躺在床上,听着窗外小贩的叫卖声和来往车辆的轰鸣声。玛丽琳告诉我她有话对我说。
她向我坦白了一些事情,这些事使我听上去不寒而栗而又困惑重重。她说,在我去伊拉克的几个月里,作为哥伦比亚联合自卫军的一员,她加入了城市民兵部队并成为一名杀手。她目前的任务就是清除那些告密者和卖国贼。她说,她已经在这个地区至少消灭了10个目标。我点燃了一颗香烟,深深抽了一口。玛丽琳的眼睛穿过烟雾注视着我,期待我对她所说的一切做出回应。
奇怪的是,她的坦白并没有让我因恐惧而退缩。在哥伦比亚和伊拉克的这些日子,暴力事件时常在身边发生,使我已经对生死之事变得不那么敏感了。我还是惧怕死亡的,只是不那么容易被死亡震撼。遇难者和胜利者之间、叛军和难民之间的区别只是立场不同罢了。
尽管稍后会有些不同,但对于玛丽琳的那番坦白,我的第一反应是接受她的话,甚至还表现出些许赞同。我还为拥有玛丽琳这样的战地情人而暗自高兴,她简直是太酷了。
起初,她通常揣着一支手枪来到旅店房间找我,我对此也习以为常了。身边的女人是一名杀手,床头柜上放着一支手枪,我第一次感到自己与这场冲突零距离接触。
看着玛丽琳从腰间摘下枪,宽衣解带,睡在我怀里,我此时甚至无法将这个女人和我在当地停尸房里看到的那些头部中弹的冰冷的躯体联系起来。令人烦躁的热带气候,当地的甘蔗酒,纯度很高的可卡因,还有令人迷醉的妙龄女郎,一切幻想和现实在此刻都已经变得虚无缥缈,灰飞烟灭。我感到自己仿佛置身于昆汀·塔伦蒂诺的电影中。
冷酷初现 杀手女友自述杀人经过
一天早上,玛丽琳告诉我,前天晚上她说服一个朋友帮助她斩首并肢解了一名由她负责刺杀的女性。这里面并没有什么告密者,只是玛丽琳的一个女性朋友用金钱雇佣玛丽琳帮她杀死她男朋友的另一位女友。玛丽琳表情轻松的向我讲述着事情的经过,我却发觉了她的转变。就在此刻,我们之间的浪漫之光开始迅速暗淡下去。她似乎已经不再属于这场内战,而沦为一个“自由职业者”——一个地地道道的用摧残生命换取金钱的职业杀手。
过去一年里,我记录下了她和她的女儿在小河里游泳,在睡前给女儿讲故事的画面。现在,我记录的焦点已经完全转向她生活的另一面。我问玛丽琳能否针对她的生活以及她现在的处境接受我的采访。带着头罩挥舞着手枪的玛丽琳允许我将我们之间的对话拍摄下来。
我首先问她是怎样加入准军事组织的,以及为什么加入;怎样说服自己去执行第一次杀人行动,当时是什么感觉。面对我的问题,起初她有些犹豫,但最终还是讲述了自己的故事。
“第一次杀人时,我害怕、恐惧。本来我只是想试一试,看自己能不能做到。第一个被我杀死的那个人临死前向我跪地哀求,哭着说‘不要杀我,我还有孩子。’我也很难过,下不了手。但是如果我完不成这个任务,哥伦比亚联合自卫军的人就会杀了我。
事后,我的全身始终在发抖,吃饭没有胃口,也不想和任何人说话,脑海中经常浮现那个跪地哀求的场景。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已经慢慢忘掉了一切。我们的头儿经常说,‘不用担心,这只是第一次,下次就没问题了。’但我还是在发抖。”
“第二次就变得容易些了,正像他们所说的‘你只要杀了第一个,你就能杀死更多。’”
“你必须丢掉恐惧。现在我可以易如反掌地杀死目标。我感觉很正常。之前,我还有必须完成的任务,我是被派出去执行任务的。但是现在我离开了那个组织,我不再受任何人的约束,我可以靠杀人来赚钱。”
“是的(我杀死了我的一个朋友),因为他们威胁要杀了我。他们警告我要小心,因为他们为另一方卖命,并且和游击队有联系。所以这是你死我活的大事。我得到了(哥伦比亚联合自卫军的)许可。(哥伦比亚联合自卫军)通过调查发现我的朋友是为游击队工作的,所以我杀了他们。我其实也很痛苦,我还到墓地去守夜。但这就是你的生活,正如(哥伦比亚联合自卫军)学校里灌输的思想:先己后人。目前我已经杀了23个人。”
听着这个年轻女人充满智慧地讲述她的生活,我感到与她的距离是那么近。同时,一种难以置信的悲伤涌上心头。玛丽琳是当下局势的一个表现极端的牺牲品。对刺激的厌倦和追求使她和准军事武装建立了联系。后者给她洗脑,使她失去了对生命最起码的尊重。
但是她那些称不上借口的说词激怒了我。我告诉她,她所代表的一切都对这个国家有百害而无一利。作为一个局外人,我甚至无法简单地用生气、沮丧或批判去对她做出客观的评价。
我离开玛丽琳重返伊拉克,继而又去了阿富汗。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玛丽琳和我定期互发邮件。她总是问我在什么地方,让我不要忘记她。她说上次的采访对她触动很大,从来没有人和她谈论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她还说她想要一个新的开始,但是她知道哥伦比亚联合自卫军不会让其成员离开组织,至少不会活着离开。
平静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我开始担心可能会发生一些事情。于是我决定重返普尔多阿斯一探究竟。
经过了很长时间我才鼓起勇气去看看她和她的家族是否还住在那里。我想知道,玛丽琳是否离家寻找新的生活,抑或是她的处境让她身不由己。由于对她的事情有一些了解,我做好些许听到坏消息的准备。
她的家族见到我时并没有表示出过多惊讶。她的父亲眼里满含泪水,验证了我所有的担心和害怕——玛丽琳死了。那天夜里,25岁零两个月的玛丽琳在家中被绑架,她的头部被乱石击打,然后绑架者向她开了枪……
她六岁的女儿娜塔莉成了孤儿,玛丽琳的父母也失去了他们的第三个女儿,她的弟弟也因为过度悲伤茶饭不思。虽然玛丽琳在做杀手期间杀了许多人,但她并不是被为死者报仇的人所杀,而是被她自己的组织杀害的。
玛丽琳的新任男友是一名政府军士兵,他加入了准军事武装和正规军联合作战从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手中争夺普图马约可可种植园控制权的战斗。但随后准军事武装和正规军的关系出现僵化。与此同时,玛丽琳却继续向男友毫无保留地讲述着自己所做的事情,她的这一举动是致命的。
玛丽琳的死对我有一种特殊含义,因为我也了解她的一些往事。我们曾是朋友,是恋人。我此时的感受难以言表。
我应该为一个因滥杀无辜而遭到报应的年轻女子感到悲伤吗?对于我们之间的谈话,还有我收到的邮件,字里行间充满了感激之情,并表示她需要更多指点让她摆脱困境,我需要把这些事情告诉别人吗?我是否希望给她更多的帮助呢?也许有一天她的女儿问我她的妈妈为什么会死,或许她会发现在她熟睡的那天夜里所发生的可怕一幕,我应该为玛丽琳的父母和她可怜的女儿感到悲伤吗?我还能记得在我得知玛丽琳是一名杀手之前亲吻她的感觉吗?我是否应该去想象她被杀的场景呢?
事实上,我已经去思考,去想象,去感觉这些事情了。
我回到旅店,长舒了一口气,点燃一支烟,眼睛盯着天花板上的风扇发呆。旋转的扇叶仿佛搅动着我的思绪,那里面有我关于这场战争,关于玛丽琳和我的处境的回忆。
第二天一早,我和玛丽琳的母亲还有娜塔莉一起来到玛丽琳的墓前。她的棺木和她两个分别死于这场冲突和疾病的姐妹的棺木并排放在一起。我看到玛丽琳的母亲领着六岁的外孙女,凄凉地望着三个女儿的坟墓,我无法用语言描述当时的情景。
那天晚饭时,当地一名妇女向我讲述了更多关于玛丽琳的事情。她说,玛丽琳加入哥伦比亚联合自卫军的时间比我了解到的还要长。这个镇子的所有人都认为玛丽琳卷入了一场26名村民死亡的屠杀。遇难者被斩首,内脏被取出,然后被扔进河里。
我预订了下一班离开这里的飞机。
飞机逐渐被云层包裹,普尔多阿斯在我脚下渐渐消失。iPod里唱道:“这座城市令我们疯狂,我们必须逃亡。”
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我已经身在1万4千公里以外的阿富汗喀布尔,记录着另一场永无休止的冲突。此刻,我在想玛丽琳是否会以一种不同的方式结束。她真的是因为告密而被杀的吗?还是像邮件中所说的那样,她是因为真地想离开哥伦比亚联合自卫军,开始一段新生活而被杀的呢?
我宁愿相信是后者。我宁愿相信玛丽琳被她那颗善良的心唤醒。因为,我相信她的内心并不是一个冷酷无情的杀手。但是,谁又会相信我呢?(张云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