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育英之子 林育英:毛泽东一生中惟一为之执绋抬棺的人(组图)
林育英的儿媳项苏云,墙上油画为幼时的林汉雄和父亲林育英。记者 李佳
林育英的孙子林明。李佳 摄
林育英。李佳翻拍
汉口法租界公德里
林育英从事革命活动的地下联络点
湖北黄冈的林氏家族,出了3位在中国现代史上不同寻常的人物林育南、林育英(又名张浩)和林彪(原名林育蓉)。他们三人为堂兄弟,都在党内担任过要职,他们被并称为“林氏三兄弟”。
早在上世纪初期,织布、染布和卖布就是黄冈林家大湾的“支柱产业”,湾里大多数人家都与这条“产业链”有密切关系,譬如林彪家织布,林育英家染布,林育南家卖布。林育南因为家中的卖布生意做到了汉口,所以最早来到武汉读书,最早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思想学说。1920年,恽代英和林育南一起在林家大湾创办了一所传播进步思想的浚新小学。
记者:说到林育英,就绕不开“林氏三兄弟”中的林育南……
林明:对,我爷爷林育英就是在恽代英和林育南的引领下走上了革命道路的。当年恽代英在武汉创办了中国最早的马列主义小组之一“共存社”和“利群书社”,当“利群书社”出现经费困难时,爷爷还利用林家大湾的纺织资源,在武汉武昌太平试馆办了一个“利群毛巾厂”,为“利群书社”筹措经费。
他对外称老板,可跑堂、扫地、漂染毛巾、推销产品什么都干。“利群毛巾厂”后迁到武昌大堤口,成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的办公处和共产党的联络点,中共的许多革命家如恽代英、陈潭秋、萧楚女、项英等常来这里开会。
记者:林育英也是在武汉入的党?
林明:1922年1月,我爷爷林育英和恽代英、林育南等“共存社”成员集体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而前一年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算起来,我爷爷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工人党员之一。
记者:林育英在武汉搞工运,留下足迹的除了武昌利群毛巾厂,还有哪里?
林明:爷爷当时主要在武昌活动,还去过汉口,和武汉的渊源很深。1926年国民政府迁到武汉,武汉成为全国革命运动的中心,他任中共汉口市委书记,和我奶奶涂俊明将据点设在汉口中山大道三义里内黄石路口(注:现同丰里)。那年,奶奶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还有一个据点在汉口法租界,那是1927年之后的事。1927年5月,汪精卫在武汉开始“清共”,驱逐共产党员,党组织被迫转入地下。“7·15政变”后,汪精卫宣布与共产党决裂,并大肆屠杀共产党和革命群众。为了掩护地下斗争,爷爷在汉口法租界公德里14号租了一幢四层的楼房,一楼开设“义兴公”木器店,把变卖家具的收入作为党组织的活动经费。
那时他任中共硚口区委书记和武昌市委工委书记,公德里是地下党的联络地点,同志们来往一般都从后门进出。
1928年4月,爷爷离开武汉,到湖南、上海、东北等地继续开展工人运动。
为党和红军的团结
立下大功
1933年1月,赤色职工国际决定在苏联举行一次国际职工代表大会,要求中共中央派一名负责工人运动的领导人出席这次大会,并担任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中共中央决定派长期从事工人运动、当时在苏联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的林育英与会,并任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
1935年7月25日至8月20日,林育英出席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期间,他广交朋友,积极工作,并多次接触季米特洛夫、斯大林,共同讨论有关国际共运和中国革命问题。
林明:苏联之行后,爷爷带着共产国际的指示返回延安,负责把与共产国际联络的电台密码送回国,重新恢复中央红军和共产国际的联系。因为1934年中央红军离开中央苏区长征后,为了轻装上阵,丢掉了大功率电台和一切辎重,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络因此中断。
1935年,共产国际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决定派两位同志寻找失去联系的“中国共产党共产国际支部”一位是潘汉年,走水路,目的地是上海;一位就是林育英,经蒙古进入中国腹地。
他乔装成商人,历尽千辛万苦到达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恢复了中央红军和共产国际的联系,并向中共中央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起草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的内容。
根据林育英传达的共产国际七大的会议精神,中共中央召开了著名的“瓦窑堡会议”,林育英列席了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瓦窑堡会议”制定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有力地推动了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发展。这之后,林育英又以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的特殊身份,为党和红军的团结立下了大功。
项苏云:1940年张伯伯(林育英)在延安病重时,斯大林曾派飞机到延安来接他去苏联治病,当时正是苏德战争期间,“人家打仗,我去治病,不行!”他拒绝了苏联方面的好意。
毛主席、朱德等
为林育英抬棺
在林育英的革命生涯中,他曾三次受伤,两次被捕。1930年他被派往东北任满洲省委工委书记、省委党委,在满洲省委被日寇破坏后,他临危受命,重组满洲省委,并担任省委书记。1932年因叛徒告密,遭日军逮捕。日寇用尽酷刑拷打他,将他的手脚捆绑在老虎凳上,用棍子撬开他的嘴,往肚里灌水,灌满水后在他的肚子上踩杠,冷水和着血从鼻子、嘴里往外流。尽管后来被营救出狱,但身体受到了严重伤害。
项苏云:印象中,在延安时他身体已不太好。脑袋上绑着降血压的不锈钢钢盔,出门得靠人搀扶,但他还是坚持工作。张伯伯的伙食标准是中央领导人的小灶,定期有鸡和肉。但他经常把这很少的鸡和肉分给我们这些吃大灶的孩子,给我们增加一点营养。
最后一次去看张伯伯时,他的身体已经极度虚弱,他摸摸我的手,点点头,不说话。后来林汉雄告诉我,父亲去世时心室严重肥大,全身浮肿得皮肤和肉都脱开了。他去世后在延安中央党校的广场上召开了追悼会,我们坐在广场上,所有延安的中央领导都在场,场面隆重而沉痛。广场离他的墓地要走20多分钟,我看见毛泽东走在前头为他抬棺。
1942年林育英病逝时,毛主席为他题写了“忠心为国,虽死犹荣”的挽词。毛主席、朱德、任弼时、杨尚昆等中央领导人为林育英守灵、执绋,并抬着棺材,一步一步地攀上了桃花岭墓地长眠在这里的林育英,终于实现了遥望杨家岭,心向党中央的遗愿。下葬后,毛主席语重心长地说了一句:“让张浩同志天天监督我们。”
跟孩子讲道理
用50颗红枣服了众
1935年6月,中央红军长征到四川懋功以北的两河口,与张国焘领导的第四方面军会师。之后,统兵八万的张国焘持兵自重,在党的领导权和红军向何处去的问题上,与中央产生了严重分歧,并公然分裂党,率部南下川康,宣布另立“中央”。但一个人的一封电报最终让张国焘改变了主意,这个人就是林育英。
林育英与张国焘曾在武汉、上海等地一起组织领导过工人运动。在延安,他以兄弟相称,给张国焘发了一封电报,说明“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兄等对中央的原则争论,可提交国际解决”。张国焘读后怕背负“违背共产国际”的罪名,不敢一意孤行,只得同意北上。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林育英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委,在中央成立的以毛泽东为首的11人中央军事委员会中,排名第8位。在抗战前线,紧张的战事和大量的政治工作让他的脑病时常发作,甚至晕倒在工作岗位上。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特地向党中央报告了他的严重病情,并建议中央将他接回延安治疗。
1938年,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邓小平接任一二九师政委,林育英从抗战前线回到延安。他一边养病,一边办起了工人学校,为未来中国培训了数千名工人干部。
也在那一年,林育英的二儿子林汉南、小儿子林汉雄由八路军武汉办事处送到了延安,而项英的女儿项苏云也被八路军西安办事处送到了延安。一个革命家庭、几个红色后人,结下了跨越大半个世纪的缘分。
记者:您还记得第一次在延安见到张浩(林育英)时的情景吗?
项苏云:记得。1938年我第一次见到张伯伯,那年我7岁,就是他派警卫员接我去见我父亲,之后才有了我和父亲项英在一起的12天记忆。第一次见张伯伯时,我并不知道他叫张浩。但第一次见父亲和第一次见张伯伯的记忆是永远在一起的。
说起来很有缘分,我的婆婆涂俊明在我很小时,曾想领养我,因为她和张浩生育有一个女儿,1928年在武汉搞工运紧急撤离时,刚满月的女儿被国民党杀害。后来别人劝她,你自己搞革命又带着孩子,再收养一个,顾得过来么?这事才作罢。
记者:后来您和张浩是怎么熟识的?
项苏云:那是在他那儿过寒暑假的时候。在延安跟张伯伯生活在一起、有近距离接触的,除了他的三个儿子,再就是我了。当时我和林汉雄都在延安保小念小学。1939年中央组织部决定,对一些父母不在身边的干部子女,以及一些烈士的子女,在生活上给予照顾和管护。
1939年暑假的一天,带我的郭老师告诉我,有个叫张浩的人,派警卫员来接我回去。我说不认识,但孩子有一个心理,总是羡慕有家长的同学,非常愿意有人来接自己回延安过假期。于是我就跟着张伯伯的警卫员回去了。见了面我才知道这个见过一面的伯伯叫张浩。
当时警卫员接回去的不止我一个人,有张伯伯的两个儿子林汉南、林汉雄,刘少奇的女儿刘爱琴,方志敏的两个儿子,还有不少职工委员会派到前线去的干部的子女,一共13个孩子。在他家的窑洞,我们一起过了寒暑假两个假期。假期里,张伯伯把我们组织在一起,规定星期一至六的上午是学习时间,不能出去玩,要看书写作业,并由班长检查。每天下午休息,就可以出去玩,搞娱乐活动时,他还给我们发花生和红枣吃。
记得寒假时烧炭盆,张伯伯叫人在炉子上用锅煮红枣,分给孩子们吃。一次,方志敏的儿子方荣柏嘀咕:“张伯伯真小气,一晚上只给10个红枣吃”,这话被他听见了,他问:“那每人50个红枣够不够?”没想到第二天真煮了满满一大锅。分红枣时,我们都在旁边起哄,1颗、2颗……数到30颗时,方荣柏吃得吭哧吭哧,实在是吃不下了。张伯伯笑着问:“明天还是50个?”方荣柏不好意思地说:“还是10个吧。”
当时孩子间流行收集火柴头,把火柴头放进木桶里,用铅丝弹得砰砰作响。张伯伯拿这个跟一个爱尿床的孩子提“条件”:不尿床给你10个火柴头。第二天这个孩子果然不尿床了,第三天张伯伯又许诺奖励他20个火柴头……每次假期结束时,张伯伯一定要秘书领着我们跟周围老百姓挨家挨户告别和道歉:“对不起,我以后改正”,因为难免跟当地孩子吵架这就是他的教育方式,又爱护又教育不训斥,从小就教育我们军要爱民,民要拥军。
对于我来说,在张伯伯那儿,我得到了比我父亲还要多的爱护。
毛泽东的一生中,仅有一个人享受过他执绋抬棺的高规格礼遇。此人便是林育英。而林育英早期革命活动与武汉有很深的渊源。
4月27日下午,记者如约来到林育英的小儿子林汉雄位于北京市西城区的家中。走进一楼客厅,左侧墙上挂着一张林汉雄和妻子项苏云的大幅合照。在延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皖南事变中牺牲的新四军副军长项英烈士唯一的女儿项苏云,和林育英一家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在苏联学习时,她和一起留学的林汉雄结了婚,两人生育两儿两女。就林育英的革命生涯,记者采访了项苏云和其次子林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