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聚奎上将的子女 扮叫花子千里乞讨寻党的开国上将李聚奎
经朱德、周恩来拍板,李聚奎成为红一军团第1师师长。命令下来,林彪致电中央军委:让李聚奎当1师师长,充分反映了军委对红一军团的重视。
二、麾下的第1团屡建战功,团长杨得志归功李聚奎:“强将手下无弱兵!”
李聚奎刚刚上任,蒋介石即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
国共两军重燃战火,三甲嶂(又名山岬嶂)阵地防御战让李聚奎名垂军史,连国民党将领陈诚都对他刮目相看。
1934年2月,李聚奎指挥红1师第1团(团长杨得志),冒雨疾奔福建建宁西北的三甲嶂,先敌抢占制高点,苦战一昼夜,以1个团顶住了敌3个师(陈诚部)在飞机大炮掩护下的猛烈进攻,使阵地岿然不动。
战后,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为总政治部的《红星报》撰写了《把第1团顽强作战的精神发扬光大起来》的社论,号召学习红1团敢打敢拼的战斗作风。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长征,李聚奎被中央军委点将,由后卫变为前锋,出潇水、战湘江,抢渡乌江、攻占遵义城、四渡赤水河。
他组织部队强渡大渡河,为掩护中央和红军主力摆脱险境、打开北上通道建立了奇功。其中,抢渡乌江、强渡大渡河,使他名震全军。
1935年1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乌江西岸的时候,汹涌澎湃的乌江挡住了去路,前有敌军把守,后有数十万追兵紧逼,当此危急关头,李聚奎奉命指挥杨得志的红1团担任突破乌江、为全军开路的任务。
在既无工兵架桥,船只又全被敌人夺走的情况下,他命令杨得志用竹排渡江,并亲冒矢石,组织部队夺占敌阵,胜利完成了突破乌江的任务。
1935年5月,红军进至大渡河时,蒋介石调集大军围追堵截,妄图使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
在全军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李聚奎命令杨得志组织了由17勇士组成的渡河奋勇队。17勇士仅凭着一只小船,在火力掩护下,强渡成功,为全军夺占了生死攸关的渡河立足点。
对红1团在长征中完成中央军委赋予任务所立下的战功,毛泽东高度评价:“红1团在这次大转移中是立了功的,你们一直走在我的前面。”在总结长征历程时,周恩来盛赞:红1团是“天下第一团”。
对于盛誉,杨得志说:“强将手下无弱兵!都是李师长领导有方!”
三、率部西征马家军败返,毛泽东勉励:“你是虽败犹荣!
”
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会师,为加强两军联系和交流,李聚奎先后调任红四方面军红31军、红9军参谋长,对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搞分裂活动进行了坚决抵制。
由于张国焘错误领导,红四方面军一度南下,损兵折将后再度北上。北上途中,李聚奎指挥攻占通渭城,为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开辟通路。1936年10月,中央军委决定由红四方面军执行宁夏战役计划,执行建立河西根据地和“打通远方”(指苏联)的任务;11月中旬,中央军委决定,渡河部队组成西路军。
李聚奎率红9军(军长王树声)和红5军、红30军一起西渡黄河,遭遇到驻守甘肃、青海的马步青和马步芳以骑兵为主力的“马家军”3万余人和10万“民团”的疯狂围追堵截。
李聚奎参与指挥红9军攻占甘肃土城、永昌等战斗,予敌以重大杀伤。这些战斗对配合河东红军的战略行动,推动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起了重要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在甘肃黎元口反包围战斗中,他率部殊死抵抗,并协助王树声将官兵带出了绝境。
1937年1月,西路军全军覆没,在整个河西走廊,骄横凶悍的马家军骑兵撒开了一张张密密实实的大网,围追捕杀打散的红军,许多同志惨遭杀害。
李聚奎只剩下孤身一人,躲藏在荒无人烟的祁连山。作为西路军的高级指挥员,他心上就像压了座大山,透不过气。但他心中只有一个念头,找到党中央,东山再起。
他和老乡换了衣服,把空枪拆散,把一枚红星奖章藏起来,打扮成一个叫花子。白天藏匿于山沟、草丛,晚上沿着无人处潜行,累了就地一滚露宿荒野,饿了就着雪水吃口向百姓讨来的干粮。就这样,在近两个月的逃亡中,他带着一只干粮袋、一根讨饭棍、一个指北针,行乞千里,机智地躲过了敌人的三次搜捕,最后终于回到了红军的行列。
见到毛泽东,他欲哭无泪,毛泽东大手一摆:“你是虽败犹荣!”
1937年8月,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北上抗日,李聚奎出任129师386旅参谋长,是旅长陈赓的得意助手。
1938年3月,山西境内神头岭一战,是刘伯承、陈赓、李聚奎共同追求强势缩节、“以石投卵”的典型战例之一,而且,设伏地点就是李聚奎提出的。
战斗中,他们以一个营的兵力作钳制部队(辅助集团),奇袭日军的重要补给线——邯(郸)长(治)大道上兵站集结地黎城,吸引潞城日军越黎城、潞城间的神头岭前来支援;与此同时,他们却以三个团的兵力作主攻部队(主要集团),在神头岭三面设伏,对援敌形成较大数量优势(强势),而其中一个营埋伏在废弃工事内,距敌行进道路只有25米,攻击距离之近出乎想像(缩节)。
在我军对敌“以石投卵”式的攻击下,敌108师团、16师团各一部共1500人,在不意、不备中只支持了两个小时就全部被歼。刘伯承、陈赓、李聚奎这一强势缩节、“以石投卵”的歼灭战,被侵华日军称之为“支那第一流的游击战术。
”
神头岭战斗后,日军长驱直进的势头不减,很快进占临汾。一时间,从邯郸到长治及从长治到临汾的公路,成为侵华日军为南犯部队提供后方支援的重要交通线,运输十分繁忙。
根据掌握的敌情,129师首长决心以主力于东阳关与涉县之间的响堂铺,伏击敌往返的运输部队,断敌前方补给。李聚奎根据师首长指示,具体部署本旅任务:3月31日9时许,日军辎重部队汽车180辆及其掩护部队进入伏击圈,386旅和兄弟部队第769团痛歼日军少佐以下400余人,毁敌汽车180辆,缴获长短枪130余支、迫击炮4门,以及大量军用物资,以较小的代价换取了重大的胜利。
四、坚持岳北,围困沁源,党中央高度评价:“是太岳抗日根据地的一面旗帜。”
从1938年春到1939年春,李聚奎率领所属部队,从晋东南到冀南再到鲁西北,马不停蹄地奋战在抗日前线。
1941年春,华北敌后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时期:一方面,日寇集中主要兵力疯狂地向我根据地扫荡,所使用的兵力一次比一次大,所采取的形式不断变化,什么“分进合击”、“铁壁合围”、“梳篦战术”、“抉剔扫荡”等等,对我根据地实行“三光政策”,制造“无人区”,妄图彻底摧毁我太岳抗日根据地;另一方面,国民党反动派也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反共高潮,勾结日寇进攻我根据地,摧毁我抗日民主政府、人民团体,杀害我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作为他们投降的资本。
加以连年灾荒,粮食欠收,抗日根据地的面积日益缩小。这时,已调任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1纵队副司令员的李聚奎,成为决死队第1纵队司令员兼政委薄一波军事上的好帮手。
同年8月,决死队第1纵队改称太岳纵队兼太岳军区(司令员陈赓,政委薄一波)第1旅,李聚奎担任旅长兼太岳军区岳北军分区(也称第一军分区)司令员。在薄一波领导下,他领导岳北军分区军民进行了开辟太岳抗日根据地的斗争,组织部队和地方民兵开展游击战争。
为了克服经济困难,减轻人民负担,李聚奎领导军分区坚决执行精兵简政的原则,把分区机关多余的人员精简下去,这样既提高了机关的工作效率,充实了连队,又减轻了人民的负担。
他还同军分区政治部刘有光组织部队开展大生产运动,号召部队向陕甘宁边区军民学习,开荒、种粮、种菜、纺纱织布。
经过一年努力,有的部队的粮食能自给4个月,蔬菜充足,穿衣问题也得到解决,加上进行整风学习,调动了大家练兵的积极性。
1942年冬,日军为建立华北剿共“实验区”,分14路进攻太岳区,侵占岳北军分区中心沁源县城,妄图消灭军分区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
由于李聚奎部署军民进行了彻底的空室清野,日军得到的却是空无一人的一座空城。
敌占沁源后,一面分区清剿,一面安据点,修碉堡,筑公路,企图长期占领。根据太岳军区陈赓、薄一波首长的指示,李聚奎首先成立沁源围困指挥部,以第38团为主,还有第25团、54团、洪赵支队等为骨干。结合全县民兵和基干队,组成13个游击兵团,开展群众性的伏击战、麻雀战、冷枪战、地雷战,使敌人一举一动都遭到打击。
为孤立敌人,在军队和县委领导下,广泛开展了人民战争,实行空室清野,埋雷破路,把沁源城以及沁源到沁县的公路控制起来,使沁源敌人所需一切物资,既从内部找不到,也无法从外面运入。
1945年3月,我军对沁源城发动最后进攻,敌人的衣食、弹药、水源全断了来源,陷于绝境,最后被迫撤走。围困沁源的胜利,得到党中央的表扬,延安《解放日报》曾为此发表《向沁源军民致敬》的社论,称赞参战军民:“模范的沁源,坚强不屈的沁源,是太岳抗日根据地的一面旗帜。
”
五、从参谋岗位到后勤岗位再到石油工业部,处处留下闪光的足迹
1946年12月,为经营东北,李聚奎和一大批军政干部远赴东北。
1947年初,西满军区成立,李聚奎担任参谋长,协助司令员黄克诚、政委李富春工作,率部参加“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和东北民主联军发起的夏季、秋季攻势作战,“使西满军区在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那里挂了号”。
后来,成为共和国大将的黄克诚谈到李聚奎,曾经说过:他是位老同志,指挥打仗很有一套,是个称职的参谋长。
1948年4月,李聚奎担任东北军区后勤部参谋长兼西线后勤司令员、政委,在负责中长路以西部队的后勤保障中,他依靠地方政府筹集物资、合理组织储运,为我军“取之于敌的传统后勤保障,转向依赖于组织良好的后勤”打下坚实的基础。
同年11月,东北野战军大举入关,李聚奎组织后勤部门运粮运弹,为平津战役的后勤保障工作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1949年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李聚奎担任第四野战军司令部副参谋长。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时,他又调任东北军区后勤部部长,受命组建东北军区后勤部,重点担负战争后方勤务工作。
针对现代化战争的后勤保障特点,他积极调整了后勤组织和运输线的兵站,将作战物资沿兵站线梯次储备,这些做法得到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的支持,保证了作战物资源源不断运往前线,为抗美援朝战争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也为我军后勤保障方式向现代化后勤保障方式的转变作了贡献。
1951年10月,他荣获朝鲜政府颁发的自由独立一级勋章。
1952年9月,李聚奎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学院院长,筹备和创建我军第一所培养后勤专业干部的学府,并提出院校“以教学为中心”的办学思想,为我军后勤建设的现代化培养了一大批骨干和专门人才。
1955年李聚奎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7月,我国成立石油工业部,周恩来任命李聚奎为部长。在石油部工作期间,他坚决落实毛泽东亲自面授的用“革命加拚命”的精神抓石油工业的指示,在组建部机关的同时,带领干部、专家、工程技术人员奔赴大西北,风餐露宿,艰苦奋斗,创建了克拉玛依油田,并先后筹备、组建了松辽石油勘探局、华东石油勘探局和华北石油勘探处等,全面加强石油勘探和生产建设工作,为中国石油工业在更大规模上展开奠定了良好的工作基础。
1958年2月,李聚奎重回军队工作,担任总后勤部政委。
期间,他参与制定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方针尤其是后勤建设蓝图。在担任总后勤部政委后期,他在参与规划后勤建设蓝图的过程中,针对林彪、邱会作一伙在后勤建设上盲目铺摊子、严重铺张浪费的问题,针锋相对地强调要认真贯彻勤俭办后勤的方针。
他主张从实际出发,确定后方基地的建设规模。坚持节俭的原则,严格财务开支,同时发展军办工业和农副业生产,补助部队供应。就在此时,他和有野心的林彪产生了分歧。
1966年4月,他出任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在我军的军事教育战线上,他大力强调我军建设科学化、专业化的发展思路。“文化大革命”中,由于不理会老领导林彪的拉拢,邱会作一伙给他强加了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对他进行诬蔑、陷害、非法关押。
1977年12月,李聚奎重新落实工作,担任复建的后勤学院政委。
他认真落实邓小平“要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等指示,不顾年事已高,深入教学第一线,开展教学改革,从实战出发,从严治校,加强对政治工作的领导,充分发挥政治思想工作的作用。在制定学院教学规划时,有的同志提出“一年就要出人才”。
李聚奎一方面肯定了这种积极性,同时在分析了现有师资力量、教学设施设备、人才培养周期等情况后,提出了按教学规律办事,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加快人才培养步伐的教学规划,为早出人才、出优秀合格人才奠定了基础。
1981年7月,身体欠佳的李聚奎从领导岗位退下来,担任中央军委顾问。期间,他积极参与军队建设和国防建设的方针、政策和规划的制定工作,“不当不顾不问的‘虚名顾问’”。
在86岁高龄时,他仍就军队建设的一些重大问题,亲自向中央军委领导直抒己见,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对党、对军队高度负责的态度。1988年7月,一枚沉甸甸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挂在了他的胸前。
李聚奎逝世后,经中央军委批准的新华社电讯有这样的字句:“李聚奎同志在长达70年的革命生涯中,受到过毛主席、周总理等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直接教诲,是一位从农民成长起来的智勇双全的将军,是我军优秀的政治工作领导者和后勤工作领导人。
”
李聚奎的一生,对党忠心耿耿,虽几遇逆境,历经坎坷,但党性原则很强,党叫干什么就干什么。
红军初创时期,他由红5军调往红6军(后称红3军),先后在3个师任职;北上途中,他由红一方面军调往红四方面军,先后在两个军工作;抗战时期,他先后在三支抗日部队担任领导;开国前后,他由军事工作改做后勤工作,先后在三个单位后勤部门任领导职务;为搞石油,他由部队去地方,又由地方回军队。
每次工作变动,他都自觉地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顾全大局,不讲个人名利得失,能上能下,愉快地服从党的决定。
李聚奎长期在军队和地方担任重要领导职务,从不居功自傲。他清正廉洁,节操高尚,数十年如一日。
李聚奎常说,有毒的东西不能吃,违法的事情不能做。在工作岗位上,他这样要求自己,退居二线后,他仍以此不断勉励鞭策自己。在他80岁那年,他还给自己写下这样一段“座右铭”:“纵然给我再多的权力,也不去以权谋私;纵然给我再多的荣誉,也不忘记艰苦奋斗;纵然让我再活80岁,也不停止革命。
”他一生中,除了1959年因病到青岛疗养过一次外,以后再没有外出疗养,许多人对此不理解,他却说:“我身体挺好,用不着疗养,把疗养指标留给其他需要疗养的同志。
”
李聚奎对子女的要求也很严格,他经常告诫他们继承和发扬革命传统,艰苦奋斗,做有益于人民的人。
在子女的上学、就业、晋升、调动等问题上,李聚奎也从不说话,至今5个子女都在基层工作。他在病重期间,想到了要为子女留下点什么,便抱病抄录了5份《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作为他的“遗产”分送给子女,勉励他们自尊、自强、自立、自律,遵纪守法,接好革命的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