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贤治看灵魂 林贤治:鲁迅 一具大灵魂

林贤治:鲁迅,一具大灵魂鲁迅烛光梦(中国第一思想阵地)

何满子先生曾经自白说,每年必定通读一遍《鲁迅全集》。至于理由,他说是“实用主义”,除了藉此理解中国之外,“是为了使自己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做人不至于做得太不像话”。我虽然不及何先生的坚执,但也会不时翻阅鲁迅的书,重温他的“黑屋子”话语,从中获得慰藉、勇气和思想的喻示。我和何先生有同感,发现在鲁迅的身上有一种特异的力量。在所有已故的和活着的中国人中间,我确乎不曾遇见有哪个人像他一样令我如此神往。

风号大树中天立

鲁迅生前曾两次手书明代画家项圣谟的题画诗赠人,诗云:“风号大树中天立,日薄西山四海孤。短策且随时旦暮,不堪回首望菰蒲。”暮色昏暝,狂风肆虐,当此孤立无援之际,唯见大树依然傲岸,挺立不移。如此形象,实在可以做鲁迅个人的写照。

自从介入北京学潮,鲁迅一直交“华盖运”;特别在广州经受了“血的游戏”,赴上海定居之后,加入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左翼作家联盟和民权保障同盟,生活几近于半地下状态。他一面反抗当局的压迫,一面抵御“战友”的暗箭,用他的话说是“横站”着作战。所谓“横站”,有既定的立场和方向,其实正是一种直立的姿态。

毛泽东在鲁迅逝世一周年时作过一次演讲,恰好把鲁迅比作“独立支持的大树”,赞美他的政治原则性和革命坚定性。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又把鲁迅说成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著名的“三个家”: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

毛泽东说:“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及至1957年反右斗争前夕,毛泽东回答翻译家罗稷南提问时说,假如今天鲁迅还活着,要么保持沉默,要么在监狱里继续写作。毛泽东对鲁迅的宁折不弯的“大树”性格是有充分认识的,前后并无二致。

鲁迅植根于草野,他有书即名《野草》。同为植物,我怀疑“大树”乃由“野草”变异而来,所以带“草根性”。鲁迅曾经注目于美国诗人惠特曼的《草叶集》,“草叶”是人民的象征。说到鲁迅的特点,他的老友许寿裳说第一是“仁爱”:爱人类,爱人民,爱广大的卑贱者和弱势者。大树以宽阔的树冠成为野草的护卫者,而其枝干伸展向上直刺苍天,唯在对抗来自上头的风雨雷暴。

猛禽,或者猛兽

在《半夏小集》里,鲁迅有一段话,表明他的“动物观”,说:“假使我的血肉该喂动物,我情愿喂狮虎鹰隼,却一点也不给癞皮狗们吃。”又补充说,“养肥了狮虎鹰隼,他们在天空,岩角,大漠,丛莽里是伟美的壮观,捕来放在动物园里,打死制成标本,也令人神旺,消去鄙吝的心。”

鲁迅憎恶叭儿狗和媚态的猫是有名的。他文章里称引过一句西谚是:狮虎独往独来,只有狐狸和狗成群结队。记得胡适也曾引用过,但他要“好政府”,后来还入了阁,自然做不成猛兽,倒像鲁迅笔下那种脖子上挂着小铃铎,作为知识阶级的徽章,走在一群胡羊前面的山羊。鲁迅在政治上有“洁癖”,他说他是不跟政治家说话的。大约也为此,日本学者山本实彦说“他的存在比高尔基的存在更清洁”。

鲁迅是十足的猛兽,从来搏战庞然大物:“利维坦”,权势者及其帮闲。因为是猛兽,有“旷野情结”,骨子里是不结盟主义者,一生坚持独战。他从来不曾加入组织严密的集团,即使结盟,如“左联”、“民保盟”等,也是出于斗争情势的需要,而非个体安全或利益的考虑。

他有一个斗争原则,说来非常有趣,就是:对手是猛兽时就如猛兽,对手如羊时就如羊。首先,必须看清对手,斗争的双方是对等的。这才是鲁迅式的宽容。谁会料到,猛兽可以变得这般理性和平的呢?

还有两个关于猛兽的例子。

其一是,鲁迅自比老虎,在旧诗《答客诮》中说:“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于菟。”他深爱他的“小老虎”,回眸凝睇,深情中仍然包含了对未来的斗争连续性的期许。

还有一例,是鲁迅常常遭到左联党团书记周扬的责难,信中称周扬为“元帅”、“奴隶总管”,“工头”,有所谓“打军棍”之类的说法。但是,为了在政府的监视下维护“左联”,不致于使“亲者痛而仇者快”,他自述说是“总如野兽一样,受了伤,就回头钻入草莽,舐掉血迹,至多也不过呻吟几声”。

鲁迅隐忍的一面很少为人所知。不过隐忍是有限度的,到最后不免呼啸而出,敞露猛兽的本色。他说,“退步必须两面退,倘我退一步而他进一步,就只好拔出拳头来。”

哲人和战士

鲁迅是哲人,天生的哲学气质,不是那类经院式哲学家,所以无意于建构体系哲学。相反,他的哲学是反体系的,是问题化,断片化的。

他的政治哲学,重点在解构权力,权力与社会(群众)、权力与知识的关系尤为他所关注。他的历史哲学,基础是进化论的,但是对于东方历史有反向的观察,其间社会的停滞、倒退、羼杂与循环,在他那里有着深刻的揭示。至于他的人生哲学,则颇近于西方的存在哲学,重境遇,重主体性,重自由选择,却叫喊“绝望的反抗”。

在许多论域中,诸如奴隶与奴隶性,流氓与流氓政治,革命与革命文学,都有独到的发现;还有“包围新论”、“隔膜”、“看客”、“中间物”等等,都是自创新词,极富于个人创造的魅力。超短剧《过客》,可谓鲁迅哲学的代表作。

哲学就是思想,在这里是与现实行动直接联系的思想,战士的思想。生命、思想、行动(写作),三位一体。思想与生命的结合,“爱”与“憎”就成了重要的思想范畴。有大爱,必有大憎。憎根于爱。“在现在这个‘可怜’的时代,能杀才能生,能憎才能爱”,这种憎爱观贯穿了鲁迅的全部哲学。

这种哲学也不妨叫复仇的哲学。因为思想与行动的结合,使斗争变得更明确,更深沉,更持久。是思想给战士以高度,正如鲁迅自己所描述的:“叛逆的猛士出于人间,他屹立着,洞见一切已改和现有的废墟和荒坟,记得一切深广和久远的苦痛,正视一切重叠淤积的凝血,深知一切已死,方生,将生和未生。”

鲁迅一直强调战士在中国的重要性,对于自己,也曾多次表明作为一个普通战士——而非“领袖”、“盟主”、“导师”——的身份。说起鲁迅,他固然有许多令人敬重且难以追蹑的地方,而我最为欣赏的,仍是他的战士的一面,尤其是自我批判。

知识分子以启蒙者自居,往往有优越感,这样便把不少污秽的东西隐藏了起来,并因此与社会大众相隔绝。鲁迅说他身上有“可恶思想”,有“毒气”和“鬼气”;所以,在解剖别人的同时,要更多更无情面的解剖他自己。他感谢创造社逼他看了许多社科书,又说从别国盗得天火,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所有这些,都不是惯于文过饰非的知识分子容易做到的。

鲁迅答复关于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一事时,说他不配拿奖,因为世界上还有更多比他好的作家,又说在中国还没有可得诺奖的人,假如瑞典要格外照顾“黄色脸皮人”,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结果将很坏。对于有人提出为他作传,他答说自己平凡得很,要是连他也配作传,中国将有四万万本传记,一时塞破图书馆云。

他自白说:“但自问数十年来,于自己保存之外,也时时想到中国,想到将来,愿为大家出一点微力”。一个有大气象的人,竟是如此谦卑。这种平民主义的态度和作风,也是我特别欣赏的。

此外是战士的风度。首先,这种风度表现在对斗争的热恋上面。鲁迅说他戒酒,吃鱼肝油,以望延长生命,大大半是为了敌人。他说他特地留几片铁甲在身上,站着,就是为了给他们的世界多一点缺陷,直到自己厌倦了要脱掉为止。

“但我觉得正人君子这回是可以审问我了:‘你知道苦了罢?你改悔不改悔?’”文中接着写道,“我可以即刻答复:‘一点不苦,一点不悔,而是还很有趣的。’”他又这样表示说:“我所憎恶的太多了,应该自己也得到憎恶,这才还有点像活在人间”。他说是“爱对头”,——这种风度在哪一位大师级人物中见过呢?

从前写过一篇文章,说是喜欢看灵魂胜于看风景。我始终认为,对个体来说,灵魂带有统摄的性质。郁达夫阅人无数,论及鲁迅时,说是读他有一种让人明知是毒酒,喝了会死也要喝的况味。这里道出了一种不可抗拒的诱惑力,如果不是亲炙了鲁迅的灵魂,不会有如此真切的感受。鲁迅的灵魂,永远骚动着、挣扎着、叫啸着;这是一具自由的灵魂,大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