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难新疆的朱旦华、毛远新母子

。青少年时代,她曾就读于上海务本高中师范专科学校,毕业后留在该校教务处当办事员。在此期间,她接触到党的地下组织,并开始到街上撒传单,到工人和贫民中搞宣传。抗日战争爆发后,她在党组织的安排和护送下,于1937年冬天来到延安。

到延安后,朱旦华进入了陕北公学,经过突击性的短暂教育,三个月后毕业。1938年初,朱旦华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毕业后,朱旦华没有奔赴抗日的最前线,而是被分配到边远的新疆省城迪化,投入到“巩固抗日大后方”的热潮之中。她先在迪化女子中学教书,任教务主任,后被推选为省妇女协会常务委员兼宣传部长、秘书长等职。

1939年初春,朱旦华作为妇女界的一名代表,出席了省政府召开的一次财经会议。会上,由省财政厅代理厅长周彬(毛泽民)宣读了《在全疆实行财政预算和决算制度及实施办法》的整改方案,意在抑制盛世才等人的特权和贪污腐败,并设法使新疆尽快摆脱财政困难。当时,盛世才纵容其亲戚大量盗窃公款修建别墅花园。虽然此事在社会上反映强烈,但在会议上,各界代表却敢怒不敢言。方案宣读后,与会者除有人表示反对外,大都默不作声。即使有人附和几句,也是避重就轻。恰在这时,身材娇小的朱旦华挺身而出,操着娓娓动听的江浙口音,柔中带刚地说:“这个财经计划针对性很强,也很有见识和胆量,我表示支持,举双手赞成!”

一石激起千层浪。这来自妇女界代表的一票,连毛泽民本人也感到意外。他显得既高兴又震惊。会后,毛泽民立即向邓发打听询问:“这位女界发言人是谁?‘巾帼不让须眉’,人才难得!”言语中,流露出一种爱慕之情。邓发笑着告诉他:“此人叫朱旦华,是我们的同志,从延安派来的,她还没有结婚呢!”谁知一提到“结婚”二字,毛泽民这个四十多岁的中年汉子,竟不好意思地腼腆一笑。

邓发时任八路军驻迪化办事处主任,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数日后,邓发找朱旦华谈话。他直截了当地说:“小朱,你今年二十五六岁了,年纪不小了,也该结婚成家了。我给你介绍一个人,成不成呀?”

朱旦华被这突如其来的问话,弄得满脸通红。

邓发讲了讲女党员找对象首要的是政治上可靠之类的组织原则,紧接着又问:“你愿不愿意认识这个人?”

“谁?他是……”朱旦华喃喃自语。

“毛泽民!他是毛泽东同志的二弟……”邓发一语道破。

邓发笑着说:“毛泽民同志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他就是财政厅代理厅长,是你举双手表示支持的周厅长。周彬是毛泽民同志的化名。你只是认识这个人的一半――就是周彬;另外那一半――毛泽民,你并不完全了解。”于是,邓发便又讲了有关毛泽民的革命经历及其性格特点。

“毛泽东的二弟毛泽民,难怪他们的长相有点像呢!”朱旦华恍然大悟之后,却又沉默不语。过了好一会儿,她才支支吾吾地说:

“毛泽民早就结过婚了,听说他的夫人是位老红军,就在‘新兵营’工作……”

邓发说:“感情破裂了,离婚了。是经过组织批准分手的,钱希均已经走了,回延安去了。”

为婚事,朱旦华思忖再三。邓发在为毛泽民送行的茶话会上,将毛泽民与朱旦华的婚事公之于众

话虽如此,朱旦华却不能不考虑这个敏感的问题。

钱希均是钱之光的妹妹,曾就读于上海淞江女子中学和绍兴女子师范。1925年,年仅20岁的钱希均便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底,她在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工作期间,与总经理毛泽民结为夫妻。婚后,他们一直在上海、武汉、天津等地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31年,夫妻俩一起奔赴中央苏区,途经香港抵达闽粤赣根据地,而后到达红都瑞金。长征中,他们又一起爬雪山过草地,步行二万五千里。到达陕北后,毛泽民任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国民经济部部长,钱希均为该部党支部书记兼会计科长。1937年春,钱之光、钱希均兄妹与叶剑英夫人危拱之等人,跟随毛泽民前往上海,将共产国际为中共筹集的一笔巨额款项,几经周折之后,终于在“八一三”日军攻占上海之前,安全运回延安。毛泽民积劳成疾,病情较重,党中央即安排他去苏联休养治病,钱希均也陪同前往……

1937年冬,夫妻二人抵达新疆时,中苏边界发生鼠疫,前往苏联的交通中断。两人不得不在迪化停留下来。在盛世才的邀请下,毛泽民出任省财政厅副厅长、代理厅长,钱希均留在“新兵营”工作。钱希均本是随同中央红军参加长征的32名女红军之一,她在“新兵营”工作的日子里,可以说是如鱼得水。可就在这时,毛泽民、钱希均这一对红色夫妻却分手了。

邓发语重心长地对朱旦华说:“周厅长身边的秘书、司机、公务员,都是盛世才安插去的。从斗争形势和党的工作上说,周厅长需要一位贤内助。”

毛泽民也很坦率,他对朱旦华说:“我年纪比你大,又结过婚。文化也没有你高。工资除了身上穿的,全都交了党费。恐怕配不上你哟!”

在直接交往的过程中,毛泽民与朱旦华相爱了。

1939年的春末夏初,毛泽民前往苏联治病时,邓发在八路军办事处举办了一个茶话会,特邀朱旦华参加。席间,邓发首先发布了一条“特别新闻”,将毛泽民与朱旦华的婚事公之于众:“今天的宴请,既是为周彬同志饯行,也是为周彬与女教师朱旦华两人订婚。”1940年春,当毛泽民从苏联治病归来时,两人正式举行了婚礼。1941年春节过后,朱旦华生了个大胖小子。毛泽民中年得子喜不自胜,为儿子取名“毛远新”。

苏德战争爆发后,盛世才很快撕下“亲苏亲共”的面具,完全倒向了蒋介石的怀抱。1942年9月17日,毛泽民和陈潭秋、林基路以及他们的妻子、儿女,被盛世才以“保护”为名软禁起来。1943年的大年初三,又将他们与妻儿隔离开来,分别押入第二和第四监狱。1943年9月27日,盛世才令将毛泽民、陈潭秋、林基路三人用绳子活活勒死,装入麻袋,埋在荒郊野外。数日后,盛世才又下令把尸体挖了出来,挨个进行拍照,并将照片呈给蒋介石邀功请赏。

听到毛泽民牺牲的消息,朱旦华悲痛欲绝。回到延安后,毛泽东动情地对朱旦华母子说:“你们母子受苦了!”

1945年春节前后,毛泽民等三位烈士牺牲的消息,才断断续续传了出来。朱旦华和儿子毛远新,陈潭秋之妻王韵雪及其儿子陈楚三,林基路之妻陈茵素及其儿子陈洪、女儿阿玫,三家孤儿寡母哭成一团……在那极其伤心的日子里,中共著名工运领袖苏兆征的遗孀苏妈妈,瞿秋白的遗孀杨之华及其女儿瞿独伊,以及来自东北抗联的女战士韩福英,来自南方各地的方朗、刘勉、张文秋、沈谷南,都紧紧地聚在三位烈士亲人身边,劝说她们从悲痛中振作起来,擦干眼泪。悲痛欲绝的朱旦华,当即与众多姐妹一起,唱起了由林基路在狱中编词、陈谷音谱曲的《囚徒歌》,以歌声沉痛悼念她们失去的亲人。她们还一遍又一遍地唱着催人泪下的《思夫曲》。

毛泽民牺牲时,朱旦华才30岁,儿子毛远新还不到3岁。母子俩从1942年9月17日被关押,到1946年6月10日获释,整整蹲了三年又九个月监狱。回到延安时,毛远新已满6岁,正是活蹦乱跳又淘气的时候。当朱旦华领着儿子去看望毛泽东时,毛泽东动情地说:“你们母子受苦了!”然后,他张开双臂,将毛远新抱了起来,两只眼睛都湿润了。交谈中,毛泽东询问了弟弟牺牲的经过,并安慰了朱旦华一番。不久,朱旦华被分配到中央妇委工作,毛远新也进入延安保育院。

在中央妇委,朱旦华与蔡畅、邓颖超、康克清、帅孟奇几位大姐,相处得十分融洽。1948年在西柏坡时,帅孟奇曾向朱旦华发起攻势:“小朱,你有一个工作没有带头。全国解放了,寡妇再嫁将是我们妇委一个重要的工作。你年纪又不大,要带这个头!妇委的几个大姐,注意到社会部的方志纯,很合适嘛……”战争岁月,朱旦华根本没有考虑个人问题,经帅大姐提醒,她才恍然大悟,联想到狱中难友方志纯。

方志纯是方志敏烈士的堂弟。他和妻子方朗,1941年由苏联回国后留在新疆,后被盛世才押入监牢。方朗在狱中生下女儿玲玲,朱旦华还曾照料过方朗呢。不幸的是,方朗在西柏坡二次分娩后,因病去世。方志纯时任中共中央社会部卫戍部队参谋长,两人相互间也常来常往。

1949年端午节,蔡畅、邓颖超、康克清、帅孟奇等几位大姐,促成了“寡妇再嫁”的事,朱旦华与方志纯喜结良缘。婚后不久,方志纯奉调回归故里,就任江西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后为省长、省委书记),朱旦华先后担任江西省妇联宣传部长,省妇联副主席、主席,省政协副主席等职。

“文革”时期,方志纯、朱旦华都因为“新疆叛徒集团”冤案牵连,被分别关押。

1983年秋,方志纯尚健在时,朱旦华曾以毛泽民夫人名义,前往乌鲁木齐参加过毛泽民和陈潭秋、林基路烈士牺牲40周年纪念活动。“一生几多死别事,两鬓青丝已成雪。”1993年7月31日,方志纯病逝。这一年的9月27日,恰是毛泽民牺牲50周年,处于极度悲痛中的朱旦华,更是老泪纵横,伤心不已。

2000年8月,时在上海某科研单位担任高级工程师的毛远新,偕夫人和女儿从上海到南昌与母亲相聚。朱旦华在儿子毛远新、儿媳全秀凤和孙女李莉的陪同下,又一次来到乌鲁木齐,为毛泽民祭扫陵墓。这对于88岁高龄的朱旦华是一次多么难能可贵的远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