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文龙通敌 到底毛文龙还是袁崇焕通敌
在明末东北诸将中毛文龙是一个很特殊的人物,值得提一下。在许多小说家和野史中毛文龙似乎就是一个桀骜不驯的悍将,占山为王的土匪,总之不是有利于抗清战争的不安定因素。持这种论调者大多是站在杀毛文龙的袁崇焕的立场上的。但是,从明末当时开始就有不少人为毛文龙鸣冤,甚至有人说,毛文龙之死是袁崇焕与清廷妥协的代价。总而言之,毛文龙此人在历史的迷雾中扑朔迷离。
史料载:毛文龙(1576年2月10日——1629年7月24日),字振南,祖籍山西平阳府太平县(今山西临汾市襄汾县),祖父毛玉山携家迁居杭州。万历四年正月十一日出生于杭州府钱塘县忠孝巷。九岁时,父亲毛伟去世,家道中落,陷入贫困的境地。
毛文龙“幼从学,习经生业”,后见国势日危,效仿古人班超投笔从戎。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受舅舅沈光祚推荐去边上历练,当了宁远伯李成梁的亲兵。同年九月,中武举乡试第六名,授安山百户职,不久又升为千总,守备。
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熊廷弼经略辽东,毛文龙屡立战功,深受其赏识,被升为都司。天启元年(1621年),升为游击,受辽东巡抚王化贞派遣,率领一百九十七名勇士,深入敌后,收复二千里海岸线。
七月,克复镇江,擒后金游击佟养真。不久,又收复了被李成梁放弃的宽奠、叆阳、大奠、新奠、永奠、长奠六堡,军声大振,升为副总兵。随后,以皮岛及宽叆山区为根据地,多次深入后金腹地,屡挫敌锋。
天启二年(1622年)六月,升为平辽总兵官,挂征虏前将军印。天启三年(1623年)二月,赐尚方剑,加都督佥事衔。八月,派遣部将张盘收复金州、旅顺、望海堡、红嘴堡。九月,率部攻打后金故都赫图阿拉的外围要塞,先后取得了“牛毛寨大捷”、“乌鸡关大捷”,受到了督师孙承宗的高度赞赏。
十月,再命张盘收复复州、永宁。天启四年(1624年),努尔哈赤派人向毛文龙议和,毛文龙将来使绑送京师,朝廷升其为太子太保、左都督。
七月,取得“分水岭大捷”。天启五年(1625年)一月,派部将林茂春收复旋城、传铁峪城。天启七年(1627年),后金皇太极即位,为解除心腹之患,派遣贝勒阿敏、济尔哈朗等率大军攻打毛文龙和朝鲜,史称“丁卯之役”。
毛文龙“五战而五胜”,重创后金担任进攻主力的镶蓝旗,使之失去战斗力,以致其两年后未能随皇太极南下。崇祯元年(1628年)十月,说服后金大将刘兴祚归正,派部将耿仲明、曲承恩等悬师千里,深入后金要塞萨尔浒,与刘兴祚弟弟刘兴治等里应外合,攻破城池,“斩级三千,擒生六十九人”,大胜而归。崇祯二年六月初五,被督师袁崇焕矫诏杀于双岛。
这里有几个要点:
其一,毛文龙是投笔从戎的书生,是文武全才的统帅。
其二,毛文龙孤悬敌后,自成一军,抗战条件艰苦卓绝。
其三,毛文龙多次拒绝后金议和,绝无通敌可能。
其四,最重要的,毛文龙屡建战功,杀敌无数,收复失地甚多,已经成为后金后方的心腹之患。
毛文龙也是赐尚方宝剑的一品大员,独当一面的边将。如果不是毛文龙错以为皇帝旨意,甘愿就死,袁崇焕无权也无能力杀毛文龙。更重要的是,毛文龙被杀之后,后金没有了后方顾忌,进攻势头大增,东北战事遂不可收拾。所以,在明末,几乎是一面倒地谴责袁崇焕擅杀毛文龙的。
“建虏(案:指后金)以扼其背,甚忌之。阴通款崇焕,求杀文龙。而崇焕中其计不觉也,惜哉。” (《国榷·卷九十》)
“袁氏便宜从事,天下闻之,诧为奇举,居亡何而郊原暴骨者如莽。袁氏身膺不道之罚,则杀岛帅适所以自杀也。才非周公,使骄且吝,又中建虏之诱,杀其所忌,能毋败乎!”(《国榷》)
“五月庚戌,袁崇焕至双岛,毛文龙进谒,慰劳甚至。戊午,矫制杀文龙。崇焕自出都门至宁远,专主款;於宁远捷后,即令番僧往清军中唁问,意欲议和。会罢归,未就。迨再出,陛见日,许上五年复辽;既而惧上责效,欲复修款议。恶文龙扰之,乃决计斩文龙……”(《崇祯实录·卷二》)
“先是降将李永芳,献策於大清主曰:兵入中国,恐文龙截后,须通书崇焕,使杀文龙,佯许还辽。大清主从之。崇焕答书密允,复以告病回籍,乃寝。至是,再任,思杀文龙,则辽可得。”(《明季北略·卷四》)
“崇焕捏十二罪,矫制杀文龙,与秦桧以十二金牌矫诏杀武穆,古今一辙!” “崇焕既杀文龙,密报于清议和。清主大喜,置酒高会。”(《明季北略·卷五》)
“初,天启间,崇焕抚辽东,遣喇嘛僧馏南木座往建州主款,会罢归,未就。至是再出,无以塞五年平辽之命,乃复为讲款计。建州曰:‘果尔,其以文龙头来。’崇焕信之,且恐文龙泄其款计,遂身入岛诱文龙至……以尚方剑斩之。” (《明史纪事本末补遗·毛帅东江》)
“督师袁崇焕事,适当女真主(案:指努尔哈赤)病死,崇焕差番僧喇嘛镏南木座往吊,谋以岁币议和。女直许之,乃曰:‘无以为信,其函毛文龙首来。’” (《石匮书后集·毛文龙列传》)
“崇焕以女直主殂,差喇嘛僧往彼议和,杀毛文龙以为信物。”(《石匮书后集·袁崇焕列传》)
“一至宁远,遂为讲款计。盖自崇焕自宁远奏捷之后,即令番僧往吊东夷以讲和,以罢归未就。再出无以塞平东夷之命,遂以平东夷自诡。虑岛帅毛文龙泄其计,遂身入岛,诱文龙斩之。”(夏允彝《幸存录》)
“袁崇焕遣喇嘛僧吊老酋,因以款议未成,而崇焕去位。迨先帝初立,意在灭奴,召崇焕授兵柄。崇焕阳主战而阴实主款也,甚至杀东江毛文龙以示信。嗣先帝之不许,遂嗾奴阑入胁款,仍戒以弗得过蓟门一步,崇焕先顿甲以待。是夕敌至,牛酒犒劳。夜未央,敌忽渝盟,骑突薄城下,崇焕师反殿其后。先帝于是逮崇焕诛之,而款议再败。” (民族英雄徐石麒弘光年间所上的反对与满清议和的著名奏疏)
但是,到了清代,整个评价倒过来了。自从清廷出于丑化明朝的险恶目的,制造出“反间计”这样的谎言,大加美化袁崇焕,同时就大肆丑化毛文龙了。后世金庸的武侠小说《碧血剑》影响甚广,此后又有《鹿鼎记》,都是美化袁崇焕,丑化毛文龙的,诸多文艺作品推波助澜,毛文龙就成了反面典型。冤哉,毛文龙!
史料载:毛文龙“用兵也严,赏罚必信,与兵士同甘苦,有古名将风”,以至于被害时,“岛中将卒闻其死,皆哭”。他为人正直,“于权要绝不肯馈遗”,又嫉恶如仇,“见狐媚之徒,贱如犬豕,贪墨之辈,詈骂不禁,往往以此得过”,因此引起当权者不满,“饷断于海外,谤满于中朝!”
毛文龙身为朝廷一品大员,却不置私产。史载:“毛将军揽外海外,遣妻子归故里,不载岛物产业奴婢,空空如也”,“死之日,室无赢财。钱塘仅有父宅一区,山田二顷而已。”
屯田主事徐尔一称赞他说:“当魏忠贤擅权,督抚节镇,称诵建祠者比比,而文龙耿介自守,不一濡足……可不谓今天下一奇男子哉?”
明恭顺侯吴惟英评价道:“焕言文龙跪而请死,正见其从容就义,所畏者国家三尺。如蒙二心,不第目无焕,抑且目无朝廷,死生大矣,宁肯长跪以服上刑?况毛亦有赐剑,将亦曰有旨,崇焕将何以自保?幸毛之自持一片忠赤,不以白刃而稍有动摇。”此言得之。
毛文龙,明末东北战场最冤的统帅,生前生后都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