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超长什么样子现在的农村是什么样子的?

2018-0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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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电视台记者阎海军拍过很多村庄,那些坐落在西北大地的村落几乎长着同一副面孔:干旱.荒凉.沉寂.这其中也包括他的家乡崖边村.当他把镜头对准这个陇中高原深处的小村庄时,画面仍是相似的——不少人家大门紧闭,落锁的门把手积了厚厚一层灰,唯有土坯房的墙根处,能发现几个抽旱烟的佝偻老人.出生于1982年的他最初并未觉得有何不妥,直到镜头转向了那些直不起腰的身影.昔日热闹的十字路口只剩一个孤零零独坐的老人,老太爷哀叹:"现在村里太寂静,走半天没个人影儿."那是2008年4月,一个稀松平常的日子,可粮食

电视台记者阎海军拍过很多村庄,那些坐落在西北大地的村落几乎长着同一副面孔:干旱、荒凉、沉寂。

这其中也包括他的家乡崖边村。当他把镜头对准这个陇中高原深处的小村庄时,画面仍是相似的——不少人家大门紧闭,落锁的门把手积了厚厚一层灰,唯有土坯房的墙根处,能发现几个抽旱烟的佝偻老人。

出生于1982年的他最初并未觉得有何不妥,直到镜头转向了那些直不起腰的身影。昔日热闹的十字路口只剩一个孤零零独坐的老人,老太爷哀叹:"现在村里太寂静,走半天没个人影儿。"

那是2008年4月,一个稀松平常的日子,可粮食增产的崖边村却嗅不到欢快的气息,有时候一天只有几声驴叫划破安静的空气。

老人略显"夸张"的话却让阎海军忍不住思索,城市化仅仅是带走了农村的年轻人吗?农民和村庄到底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更多像崖边一样的村庄,究竟有没有跟上城市化这股浪潮?

镜头扫向每一扇门的背后。阎海军用7年时间将此记录下来,并整理出版了《崖边报告》。

在这个离开农村最后扎根城市的年轻人看来,崖边发生了"裂变":短短二三十年间,城市化让崖边快速进步,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在发展背后,人们往往忽略了村庄价值观的变化。崖边在迈入现代的同时,也陷入了自我身份的焦虑中,"熟人社会"面临瓦解的命运,"而千百万个崖边也正是‘新乡土中国’的忧伤和惆怅"。

干完农活的老人们边休息边照看孩子

一个人,说走就走了。一户人,说散也就散了

是父亲阎明的一个电话,促成了阎海军7年前的那次清明返乡之行。老人年纪大了,把清明祭祖看作头等大事儿。在父亲的坚持下,已好久没回老家的阎海军决定回去看看。

走到村里的十字路口时,这个穿呢绒外套的男人被一个瘦弱的老妇人叫住了。老人的儿子和阎海军曾是要好的玩伴儿。如今快70岁的老人没了老伴儿,一人独住。

跟着去了老人的家,阎海军却止不住地惊讶:土坯房里,主屋的木桌结了蛛网,儿子婚房大衣柜上贴的喜字已变得残缺,被罩上也落满了灰。门外的院落里,鸡粪、柴草满地皆是。

老人说不清儿子如今到底在哪儿,又在干些什么。几年前,在外打工的儿子接走了媳妇,后来又带走了孙子。

象征性地吃了几口老人招待他的食物——干硬如瓦片的馍馍,阎海军走了。整个村子"死一般沉寂",他的另一个儿时玩伴厉斌的家显然情况更糟些,家里坯墙有些脱落,透过门缝望进去,院落里荒草丛生。

一打听才知道,厉斌自初中毕业后便外出打工。几年前,厉斌的父亲去世,他回村处理完父亲的丧事,便把大门一锁,再没有回来。"一个人,说走就走了。一户人,说散也就散了。"他长叹一口气,城市化浪潮袭来,村里最明显的变化便是青壮年劳动力的缺失。

村主任印证了阎海军的判断,"家家有人外出,少的一两人,多的三四人,全村81户中有15户常年上锁,多年不回家。"

祭祀的时间到了。阎海军和10多个亲戚一起搬上东西,来到先人的坟前,但添新土、磕头、敬酒……这些流程的顺序和规范,包括他在内的许多小辈,都记不清了。年轻人都是临时从外地赶回来的。"这些讲究也到了该省略的时候,不简化不行了。"阎海军的大哥说。

大人们忙着烧纸磕头,长在城里的小辈却觉得稀奇,有的站在一边儿看得入神,还有的吃惊地大叫起来。

上一辈的阎海军突然有些惆怅。在他眼里,操着一口普通话的孩子,与黄土沉沉的崖边格格不入。事实上,自己的女儿快上幼儿园了,哪怕是清明这样的节日,也甚少来到崖边,孩子一直被寄养在城市里的外公外婆家。

这在过去,几乎都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阎海军幼年参加的祭祀仪式,家族里浩浩荡荡会去几十号人。小辈中的男丁要提着灯笼走在队伍最前方,祖先牌位被当家主事的人抱着,一群人到村口烧纸、放炮,隆重而严肃。

"崖边虽然地贫民穷,但崇文尚礼的精神犹存,传统文化底蕴深厚。"他说。

一家人的聚会时不时还会提及曾经的岁月。那是一个热闹又充满人气的崖边,一到年关岁尾,皮影戏、三弦、样板戏……应有尽有。做木匠的二叔和爷爷常一起弹奏三弦,冬天崖边雪大,父子俩烧起火,被蛇皮包裹的三弦发出滋滋的声响。"我走过的地方哟……"搭配三弦悠长的声调,山歌唱起来了。

不过二三十年的工夫,阎海军再难寻到这些热闹的记忆。缺少了人气的崖边在夏天还未到来之时更显"孤寂",会弹三弦的人没了,年关庙会简化到只剩上香。他认为,传统文化也受到了城市化趋势下人口流动的影响,因为无法传承延续,面临消失的命运。

崖边越来越安静了。他的镜头扫过空旷的村庄,从冬天到夏天还是难见人影,更无人声,唯有成群的乌鸦飞过时留下的声响。

仅剩微弱的传统还在延续。崖边一带喜好在屋子中堂的墙上挂画,在后堂的墙上挂书法。就连不识字的二叔,都曾点名找侄子要过书法家魏岳嵩的作品。有条件的人还会把大门修成古典式的建筑,用砌好的瓦片铺就屋檐,一派江南官居的样式。

只是已经没人说得清这么做的缘由了。

一到饭点儿,就有人把厉强请去吃酒席。人们就一个目的,让自家的孩子当上士官,留在城市

从县里出发,驾车一个多小时,绕过沟壑纵横的山湾,就能找到夹在山间的崖边村。几十年来,崖边人靠这条地图上曼妙婉转的S线,把农用三轮车、微耕机、电视机、冰箱带进了村子,也让老老少少用上了电和自来水。

盘旋几十公里的柏油路也带来了生活的另一面。最便宜的微耕机都要四五千元,再加上每个月的电费、食盐、菜蔬、看病以及孩子的学费,让崖边的家庭"很难存下钱"。

2010年甘肃大旱,阎明家里收成小麦、谷、豆子等2600斤,尽管有先进农具帮忙,但老两口还是"一整年都在上肥、耕种、收割",最后把粮食卖掉,只够俩人日常吃饭的开销,经济收入几乎为零。

选择只剩下一个——进城。

阎海军的大哥本在家务农,为了补贴家用,前些年他一直"半工半耕",农闲时便去城里做些体力活儿,一年到头也不休息。他的同龄人则大多涌向了包头、兰州、上海,甚至新疆,选择在工地或矿井落脚。"不去不行啊,家里没钱,娃娃读个书老人生个病咋整?"一个崖边中年男人说。

作家的侄子阎旭东没有太多生活压力,这个90后青年"主动选择拥抱城市"。他和他的90后小伙伴如今都留在城市,"有的人都挣四五千了,混得不错"。

尽管有时几年才能和朋友团聚一次,他奔向城市的念头却从未减弱过。小时候,阎旭东就从电视上看到了一个明亮且五颜六色的城市。在邻市读中专时,他又想通了一件事:比起崖边,外面的世界太精彩了!

小伙子很快娶了媳妇生了娃,又从工厂跳槽到了交通部门。把家已安在城市的他对人生还有许多设想,比如挣钱还房贷、给媳妇买漂亮衣裳、让孩子上最好的学校,桩桩件件,却没有什么与崖边有关。

但这是全家人的心愿。"上学不行的就去当兵,当兵没混出名堂的就去打工,总之要留在城里,我父母也支持这样的想法,留在崖边太苦了,谁不想让子女过得好呢?"阎旭东说。

于是,年关将至时,崖边人的机会便露了头。曾经一段时间,崖边有10多岁男孩儿的家庭都在忙着宴请一个人——厉强。他在部队当军官的儿子不仅把家安在了城里,还常接父亲过去同住。回崖边过年的厉强往往在自家待不了多久,一到饭点儿,就有人把他请去吃酒席。人们就一个目的,让自家的孩子当上士官,留在城市。

杀鸡宰羊,十几盘菜肴代表了崖边宴请的最高标准。饭后,主人家还要赠送猪腿和食用油。有人说,"每年正月,厉强来崖边是来‘领牲’的。"

"他们是在说厉强把自己奉若神灵,吃拿卡要,接受崖边请托者的敬奉。"阎海军对此理解又无奈,"还不都是被逼的。"

其实,厉强的孩子在西北服役,村里其他孩子则在全国各地当兵。"怎么可能真帮上忙?"阎海军直摇头,崖边的人们似乎已经被城市化冲昏了头脑,盲目地寻找一切可能的机会让孩子走出崖边,过上"好生活"。

他最害怕的事情已经发生,崖边人变了。

崖边的老人和孩子

更多的崖边人,从结婚开始和钱较上了劲儿

阎海军在城市的生活很简单,下班后他保留了儿时的习惯,要么独自阅读,要么陪家人聊天。他总觉得自己和城里的朋友有些"合不来",他们喜欢的一些生活方式,自己总有点儿接受不了。

这个农民的儿子想在崖边找到共鸣,回家时若碰上婚丧嫁娶这些"崖边人最具仪式感的生活",他都会尽量参与。过去的崖边,无论是出生、迎娶还是死亡,都会全村出动,"村庄就在这样的生离死别、迎来送往中繁衍生息、不断壮大,从明末清初建村时的几户人发展到了如今的80多户人家"。

但努力想要融入的他发现,自己插不上话了。在近年寥寥无几的崖边婚事里,彩礼已代替婚嫁双方成了村民最津津乐道的话题。如今崖边的彩礼标准在3万到5万元,这是个偏低的数字,周边城市的一些农村甚至明码标价"大专8万元、本科10万元"。

崖边人阎光荣在他32岁那年终于结了婚。新娘韩艳花是邻村的姑娘,两人在外打工时自由恋爱,很快走到了一起。但韩艳花是"偷跑"出来的,阎光荣家里穷,她知道丈夫付不起彩礼钱,于是结婚的大事也没跟家里知会一声。

气冲冲的韩艳花父母拉了一帮子人赶到崖边,强行带走了韩艳花。他们放话,"4万元彩礼,一分钱不能少"。老两口的两个儿子都没结婚,指望着用韩艳花的彩礼钱来讨媳妇。

谁知那时韩艳花已经怀孕。此后几个月,韩家人多次翻山越岭到崖边讨要彩礼,阎光荣又是躲又是跑。后来,孩子快生了,没辙了的韩家人逼着阎光荣写下欠条,这才让小两口团聚。

闹剧仍未结束。因为迟迟还不上彩礼钱,韩家的两个儿子跑到阎光荣家大吵一架,慌乱中,小儿子的头被打破,血流了一地。

"结婚成了崖边人严重的负担。原本表达礼数的彩礼,在市场经济的熏陶下,又让一些农村婚姻的买卖性质不受制约地浮出了水面。"阎海军说。崖边人的婚礼也连带着变得越来越"浮夸",昔日的唢呐、大鼓、骑着毛驴的新娘早已被车队、跟拍摄像以及掌勺的饭馆大厨所取代。

自己也无法免俗,他娶了长在城里的媳妇,婚礼也选择在城里的大酒楼举行,操办的流程正是"车队、摄像和掌勺大厨"。

有老人回忆,上世纪70年代,彩礼往往还是一对木头箱子一床被子加粮食,随后30年,彩礼从1000多元蹭蹭地涨到了三五万元,女方通过媒人漫天要价的事情也屡见不鲜。村里一户人家为娶媳妇,欠下10万元,至今仍在还债。

阎海军对此很是忧伤,畸形的彩礼制度正反映了在城市化冲击下,崖边婚姻的现状:婚姻不是恋爱水到渠成的结果,反倒成了明码标价的商品,为了钱和私欲,什么都可以染指。

崖边的光棍多起来了。他做过统计,2013年,村里25岁以上的光棍达19人,而整个村子的人口,不过一两百人。

于是,有崖边人为了结婚,不惜送上自己的亲妹妹,和对方交换一个老婆。结果,对方送来的女人不愿意和这个光棍过,只待了一晚便回去了。被全村人耻笑的男人灰溜溜地出去打工,从此很少回来。

还有28岁的"老光棍"没钱找老婆,就和姨妈的女儿同居,最后表妹还怀了孕。姨妈见女儿肚子大了,来找侄子谈判彩礼钱。在外打工的侄子凑不出钱,亲人间大打出手,姨妈把女儿的大腿紧紧抱住,却被侄子一脚狠狠踢开。

更多的崖边人,从结婚开始和钱较上了劲儿。欠下外债的家庭开始了轮回,生儿育女,再为子女的上学、工作、婚事费力攒钱,变得市侩和斤斤计较。

村里一户人家上锁的大门

不孝顺父母的人越来越多,连舆论也失去了力量

和婚姻一样,村庄另一项最重要的事情也在发生改变。

一个崖边的老人生了重病,他的儿子没给父亲寻医问药,反而急急忙忙开始筹划后事,又是准备寿衣,又是准备棺材。一天,有村民去探望老人,总算带给了他一个好消息:"我来你家路上听说你儿子去请大夫了。"

躺在炕上的老人"一下子精神了",可等了许久也不见医生。老人叫来孙子询问情况,孩子说:"医生已经走了,那是我爸叫来的兽医,是给驴看病的。"

阎海军不知道那位老人听后的心情,因为老人没几天便病死在了炕上。

"这就是农村老人的现状,不仅是崖边,很多人对父母的‘犬马之养’都无法兑现,何谈‘敬爱之心’。"阎海军分析,随着城市化的发展,以父子关系为主轴的平衡代际关系被打破,家庭关系的主轴由父子关系向夫妻关系转化,族权、夫权主导的社会结构发生裂变,老人的威严不再被推崇。

他对崖边人的变化无可奈何。经济发展了,人们凡事都朝利益看,一天比一天衰弱的老人便成了受歧视的对象,老人在家中无法创造价值,成了"多余的人"。

一个名叫钱永福的老人晚年在二儿子家养老。最早,他还能给儿子做家务或是放羊,可自打生病以来,他能干的活儿越来越少,儿子和儿媳便常常辱骂老人,不给饭吃。

村里的人去看钱永福,劝他找个大夫,老人却说:"钱我有,但人家(儿子)没这意思,我不能自己叫。"

生命的最后时刻,钱永福不愿再面对儿子,选择了绝食。他跟村里来看他的朋友说,自己已经10天没吃饭了,"这次一定要给人家(儿子)死了"。说完这话,泪花从浑浊的双眼里溢出。

几天后,钱永福死了。

曾经,不孝的子女在崖边会遭受极大的舆论谴责。可现在,"不孝顺父母的人越来越多,连舆论也失去了力量"。钱永福死后,他的儿子在葬礼上大哭,村民依旧捧场,却无人出面指责。

"崖边甚至是全中国每个农村的老人,只要还出气,都不会放弃劳作。他们有一个无形的压力,不劳动就会被当成废人,就不好意思再吃儿女的饭。"阎海军说起老人有些哽咽,他的父亲前些年因为干农活儿时不小心削掉了一节手指,母亲也曾不小心从梯田摔落。"怎么会不担心呢?可我也无能为力,我不能丢下自己的工作,又没有足够的能力把父母接到城市,更何况老人根本无法适应城市。"他说。

阎海军能做的事只有一件,就是"祈祷父母不要出事"。好几次回家,他都赶上清明,陇中高原的树还未抽芽,夹在山间的崖边村和黄土地融为一体,风一过,尘土飞扬,瘦削的树枝摇摇欲坠。

那身影像极了崖边的老人。他们和子孙儿女背道而驰,却依然以瘦弱的身躯坚守在这片贫瘠的土地。

崖边独居的老人

人们一遇到事情便喜欢诉诸暴力,淳朴的民风摇摇欲坠

看到老人绝食而死的悲剧后,阎海军心里很清楚,在千千万万个崖边,甚至,这种人心的危机还蔓延到了村庄的各个角落。

一名村干部告诉他,自己最发愁的莫过于发低保。确定低保名单的日子,他过不安生。"给了老子儿子嫉妒,给了哥哥弟弟嫉妒,给了谁都会有人不满,不满的人还会四处告状、投诉"。

十几年前,乡里曾派干部来为崖边加宽农路。农路自外村蜿蜒而来,一路靠占用农田才得以推进。当工程推进到村口时,碰上了两口作废的水窖。那是属于村里一对兄弟的,两人听到推土机声响,冲到村口死活不让填水窖。

两兄弟和村干部吵得面红耳赤,却始终无法达成共识,推土机只能占用路右面一个村民的土地。第二年,项目继续推进。这回,不但两兄弟态度坚决,上次无偿让出土地的村民也表态"坚决不再退让"。

僵持之下,推土机原路返回,那条路断断续续修到了2013年。

"虽然农路占了村里人10多亩的地,但这毕竟事关全村人的利益。"阎海军说,"现在人人都‘不患寡而患不均’,只讲自身利益最大化,集体的作用已微乎其微。"

阎海军眼里的崖边人,也沾上了城市的市井气息,却不再尊崇礼法,可以为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大打出手,甚至发生流血冲突。

这不再是阎海军儿时的那个崖边了。那个邻里间常常互留好东西、谁家有事儿全村人都会出动帮忙、"人与人之间亲密坦诚"的崖边,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