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国恩的后人 游国恩的中国文学史讲义

天津古籍出版社准备出版先父游国恩公生前授课的讲稿。先父在大学任教凡50年,所开设的中国古典文学课程不下二十多门,撰写了大量的讲稿,但很多都已丢失。特别是中国文学史,是先父在大学自始至终开设的一门课程,但新中国成立之前的文学史讲稿现存的仅有在武汉大学时期(1929―1931)编写的《中国文学史纲要》卷一、卷二(先秦至两汉,铅印本),以及在青岛大学时期(1931―1932)续写的卷三、卷四(三国文学、两晋文学、宋文学,前二者为油印本,后者为手写稿)。

在西南联合大学时讲授的《中国文学史概要》只剩提纲,复员后在北大讲授的文学史讲稿也只字无存,所以这里出版的只是先父在大学任教时最早的一部文学史讲稿。 中国文学史在20世纪初是一门新兴的学科。

中国古代对文学的概念向极模糊,以文学史为专史的书则古所未有。文学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随着科举废除、西学东渐和借鉴西方的分科观念和文学概念以及西方现代的科学研究方法而逐步建立起来的。

中国文学史草创于20世纪初,而大量的研究工作应该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才有的,所以对于先父他们这一代起于20年代的学者,文学史仍是一片前人未开发的园地。正因如此,先生早期的文学史稿既显示出开拓性、开创性和个性化的特点,同时也反映出其所受“五四”新学术时代学术思想和治学方法的影响。

《中国文学史纲要》首先探讨文学的疆界和文学的起源,并引用古文献对“文”的释义以说明文学的含义;从古文献中以及从西方的观点中归纳出文学艺术发生的动因。

虽然先生对文学史范围的看法是逐渐有变化的,但对于文学起源的最初看法也许比后来通行的看法更少一些拘泥。最可注意的是,先生以历史的眼光治文学史。《纲要》提纲挈领地概述了我国三千年来文学的源流变迁;全篇贯穿着一个思想,即每种文学的发生都经过很长时期的酝酿,并都对后世文学产生或大或小的影响。

《纲要》具体阐述了各种文学由盛而衰的轨迹和原由,其中对楚辞以及辞赋发展演变、承前启后的脉络叙述尤为详尽精辟,是了解辞赋史的宝贵材料。

《纲要》还注意说明政治、社会、时代思潮对于文学和作家的影响,着重分析了魏晋以来政治动乱、社会风气败坏以及玄风兴盛导致文艺思潮的大变革和对文学的巨大影响,也分析了晋代重韵律、词藻的文艺思想影响于南朝的诗赋风格并进而导致隋唐文体和诗体的变化等。

《纲要》以“传信”为职责。由于用于古代文学史的材料很多都无定论,真伪难辨,为了保证文学史内容的真实、可信,对作品、篇章的时代真伪,凡重要者逐一加以考证。

这是“五四”一代学人的优良学风和开拓精神,其对于文学史的创建功不可没,而这是须有功力的。虽然先生对某些问题的看法前后有所不同,这也是很自然的。

如苏武、李陵诗的真伪问题、《九歌》、《远游》的作者问题、《柏梁台诗》和《长门赋》的真伪问题等,先生在以后的著作或笔记中都有所论述。《纲要》内容丰富充实,所列作家众多,繁简得当。对于作品,除内容、背景外,对艺术性和艺术手法的传承关系亦分析得十分精细入微。

值得一提的还有,《纲要》对民间文学、民间诗歌予以高度评价。如认为“国风在诗经中位置最高”;汉乐府相和歌辞等之古辞及鼓吹曲之铙歌“究其文艺优美、且能充分表现人生之真义者,非陈陈相因之贵族文学所能望其项背”;认为两汉乐府“影响文学者甚巨”,其“衣被词林之功不小”,并导致五言诗的崛起;又认为晋世乐府中之清商乐和吴声歌曲中之《子夜》为“绝妙之歌诗”,等等。

这在二三十年代也是很可贵的。 先父在谈到治文学史的方法时曾经说过:“夫我国历史至长也,作家与篇章至夥也,其间文学与学术政治社会种种关系尤至复杂,卒不可理。是故治文学史者,贵得其要,其要维何?如说明文学之变迁及其盛衰之状况也;推求文学变迁与盛衰之因果也;考证篇章之真伪及其时代之先后也;评断文学之价值也。

凡此四端,皆文学史家之所有事也。”(见《先秦文学》第8页。1934年,商务印书馆,收入《万有文库》及《百科小丛书》)先父的这段话正是《纲要》写作所遵循的准则,也是先父毕生治文学史所遵循的准则。

又:《纲要》的先秦、两汉部分曾请褚斌杰先生看阅过,三国、两晋及宋文学曾请曹道衡先生看过,他们都对内容给予肯定的评价。在此谨致谢意。 (《名师讲义系列丛书・中国古代文学史》,游国恩著,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