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坚的历史地位 金中都的历史地位

本文摘自:《北京建都85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2003年 ,作者:宋德金,原题:《金中都的历史地位》

    公元1153年(金贞元元年)海陵王完颜亮将金朝都城从女真故地——上京(今黑龙江阿城)迁往燕京(今北京),改称中都,至今恰好850周年。完颜亮迁都燕京,揭开了北京历史的新篇章。

此后,元、明、清三朝相继建都于此。可以说,从1153年开始,北京就已成为北部中国进而成为全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因此,建都中都不仅在金代而且在中国历史发展长河中都具有重要意义。金朝正统观念的体现

    女真统治者在金朝建立之初,虽然受到汉族士人及汉化了的其他族士人的影响,但毕竟处于草创阶段,尚未形成以当时整个中国正统自居的观念,因而称并立的南宋为“南朝”、“中国”。到熙宗时,金朝在政治制度、道德观念、生活习俗等方面已出现汉化趋势。至海陵王时,女真统治者进一步汉化,并且已经形成以本朝为正统的观念,将都城迁往燕京,改称中都,就是这一观念的具体实践。

    在海陵王迁都之前,金朝统治者在天德二年(1150年)围绕迁都问题展开过一场激烈的争论,但“燕京乃地之中”的观念在这场争论中最终起了关键性作用。金中都的确立及一系列典章制度的制定,标志着金朝以正统自居不仅在观念上而且在实践中已逐步形成。城市布局和管理:从坊市向街巷过渡

    我国中古的都市布局和管理采用城市制度,就是把都市分为坊(住宅区)和市(商业区)。坊的周围,除坊门外,建有城墙。市的四周筑以城垣,称作阛;四面各开一门,称作阓。

人们在规定的时间内在市中进行交易。但在唐中叶以后,这种坊市制度渐趋废弛。如北宋汴京的坊制到北宋末年就已完全崩溃,市制也随之瓦解,交易的时间和场所不再受市的限制,商业街巷代替了旧时商业区的市,形成了坊市合一的格局。北宋汴京坊市的这种变迁即从坊市向街巷的过渡,在我国城市发展史上具有承前起后的作用。

    与北宋大体同时的辽南京(今北京)沿袭唐代幽州制度,亦有坊有市,共26坊,其名称有的仍用唐幽州旧名。城北有市,“陆海百货,聚于其中”(《契丹国志》卷22《四京本末》)。

金朝初年,燕京扩建之前,仍是如此。《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载:“城北有三市,陆海百货萃于其中。”金中都是在辽南京旧城基础上仿北宋汴京制度改建扩建而成的,其规制保留和具有辽南京、宋汴京的某些特点。金中都的坊与市已不像唐长安、辽南京那样截然分开。到了元代,街巷在城市布局及交通、商业活动中已占有重要地位。

    金中都城市布局大致同汴京一样,同处于从封闭的坊市制向开放的街巷制的过渡阶段,在我国城市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北京成为中国政治文化中心的开端

    清人有言:“自古帝王建都之地多且久莫如关中,今则燕京而已。”(姜宸英:《日下旧闻考·序》而燕京就是从金中都开始成为历代帝都的。此前,北京虽为辽南京,但毕竟只是辽的五京之一,且非辽朝政治、文化中心。

而自金朝海陵王迁燕后,历朝统治者都把此地视为京都的首选。金世宗时,梁襄说:“燕都地处雄要,北倚山险,南压区复……亡辽虽小,止以得燕故能控制南北,坐致宋币。燕盖京都之首选也。

”(《金史·梁襄传》)这反映了金人对燕都形胜的认识。此后,燕为“京都之首选”已成不刊之论。元朝以燕为都城,同样是看中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忽必烈在潜邸时其先锋元帅霸突鲁(又作霸都鲁)就对他说:“幽燕之地,龙蟠龙踞,形势雄伟,南控江淮,北连朔漠。

且天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觐。大王果欲经营天下,驻跸之所,非燕不可。”(《元史·霸突鲁传》)明成祖永乐元年(1403年)把北京府改为顺天府,建北京(今北京),并于永乐十八年(1420年)决定迁都北京。

他的迁都理由就是“眷兹北京,实为都会。地势雄伟,山川巩固,四方万国,道里适均”(见孙承泽《天府广记》卷1)。明人几乎完全承袭前人对燕的评价:“京师古幽燕之地,左环沧海,右拥太行,北枕居庸,南襟河济,诚所谓天府之国也。

为万事不拔之鸿基。”(张爵:《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序》)明清之际的孙承泽纂《天府广记》卷1“形胜”条也有近似的论述,称京师“诚万古帝王之都”。清朝定都北京的原因,与金、元、明三朝大体相同。

    金中都的确立,不仅在北京发展史上是一个重大转折,同时也改变了此前历朝都城多在关中和中原(狭义)的历史。金迁都中都后,历朝以此为都城的主要原因,在于其地理位置优于关中和中原,所谓“洛不如关,关不如蓟……守天下必从蓟”(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叙》)。

历代论北京形胜,基本没有超出金人所言。由此可见海陵王从上京迁往中都确是明智而正确的选择。各民族共同缔造中华文明的见证

    从宫殿建筑、文物制度等方面看,金中都都体现和见证了各民族共同缔造中华文明这一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