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大学王文俊 二、三十年代南开大学的办学特点
南开大学,是近代中国仿照欧美教育制度创办的一所著名私立大学。创办人严修(字范孙)是清朝翰林,做过学部侍郎,思想开明。校长张伯苓原是北洋水师学堂优等第一名毕业生,因受甲午战争失败的强烈刺激,转而从事教育工作。1918年,严、张二人同赴美国考察私立大学的组织与发展状况,第二年9月正式创立南开大学。此后南开规模不断扩大,校舍绵延达一里,在天津城南蔚然成为一片文化区。南开逐渐成为蜚声海内外的著名学府。
南开大学办学之初,是以美国大学为模式,20年代中后期,学校聘任的教师,主要是一批学有所长的留美学者。他们不仅有较为专深的近代科学知识,而且熟悉欧美等国的教育制度和教学方法,张伯苓对他们十分重视。他们之中有不少人刚一毕业,就被南开聘为教授,担任重要教学任务。
此后,留美学者在南开教师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以1930年为例,当时“全校教师41人,留美学者为31人,占76%;其中博士14人,硕士14人。”[①]另外一部分教师来源,是本校或国内著名大学的毕业生。
南开大学无论是延聘留学海外学者,或是选任国内大学毕业生,都十分注重培养新进,为他们创造适宜的科研教学环境,而不是一味地强揽现成人才。南开大学在师资建设上这一远见卓识之举,造就了不少优秀人才。如著名物理学家吴大猷在南开大学刚一毕业,就留校任教。吴大猷对南开这一办学特色,极为赞赏。他晚年曾回忆道:
南开在声望、规模、待遇不如其他大学的情形下,藉伯乐识才之能,聘得年轻学者,予以研教环境,使其继续成长,卒有大成,这是较一所大学藉已建立之声望、设备及高薪延聘已有声望的人为“难能可贵”得多了。前者是培育人才,后者是延揽现成的人才。
我以为一个优良的大学,其必需条件之一,自然系优良的学者教师,但更高一层的理想,是能予有才能的人以适宜的学术环境,使其发展他的才能,从这观点看,南开大学实有极高的成就。[②]
正是南开的这一办学特点,吸引了一批优秀的青年学者来南开执教。著名经济学家何廉1926年自美学成归国时,上海暨南大学即致函聘任他为该校商学院院长,月薪300元。但他考虑到学术上的发展,还是决定就任月薪仅180元的南开大学商科教授。
[③]此后,他在南开创办经济研究所,从事中国社会经济研究,坚持实地调查与统计分析,出版了大量的学术研究成果。同时他还兼顾科研与教学,招收研究生,培养了一批优秀人才,被公认为“独开风气之先”,“而兼任研究及教学两种任务,并谋二者间之充分互助者,在国内尚为首创。”[④]
南开大学位居天津,躲开了北京的纷乱政治环境,这也是吸引知识分子的一个方面。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教师在政治、生活上都很不安定,国立大学的经费也常没有保障,欠薪十分严重。私立南开大学则较少政治干扰。学校经费虽然困难,但仍想方设法保证按时发给,绝无拖欠。著名历史学家蒋廷黻(吴晗、周一良等人都是他后来在清华任教时的学生)在回忆最初到南开任教时曾这样写道:
在我返国时,大多数学校都发不出薪水,国家税收都用于十年内战了。因为学校不能按时照规定发薪,于是老师也就无心授课,大多数老师都尽量兼课,因为薪水是按钟点计算的,某些老师成了兼课专家……这种情形在南开是没有的。张校长很严格,他按规定付酬,也要老师全力授课。南开老师大部分都守规矩,学校名气虽不算大,但学生和老师的出席率却是极高的。[⑤]
正是基于南开教师大都能热衷于教育事业,积极教学,加之学校是一所私立大学,管理严格,南开大学的教学效率在近代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占有突出地位,教育效能之高为国内大学所罕见。对此,我们不妨以1931年为例做一比较:1931年全国高校在校生人数为44167人,教员数7053人[⑥],平均每百名学生拥有教师数近16人;而南开教师人数42人,学生数467人[⑦],每百名学生拥有教师数9人。
南开的师资利用率远远高于国内水平。
当然,这里也存在一个教师与学生比例的平衡问题。教师太多是人才浪费,教师太少又会影响教学。教师和学生比例最合理的分配标准究竟应是多少,这很难确定。但我们不妨做一比较:与此同期教育水平较发达的美国、苏联、德国、英国,每百名学生中的教员数分别是7人、8人、5人、10人。[⑧]可见,当时南开的教师利用率已达到国际水平。
二 南开的经费
南开大学创办之初相当艰难,最重要的就是要解决办学经费。为此严、张二人四处奔走,席不暇暖,游说各地,筹措资金。张伯苓曾对南开的学生们讲:“我为自己向人开口捐钱是无耻,为南开不肯向人开口捐钱是无勇。”[⑨]为了筹款,向人求见,张伯苓不知坐过多少次冷板凳,挨过人家多少次白眼。
但是,他从没有灰过心。严修自己也先后捐款、捐地。严、张二人的诚心,不仅感动了很多中国人,还为南开赢得到了一些国外机构和个人的资助。例如,美国石油大王洛克菲勒在20年代初,即向该校捐助建筑及设备费12.5万元。[⑩]
这些捐款对于南开大学的发展无疑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并不是决定性的。正如美国学者费正清所评论道:“虽然它也得到一些庚子赔款和罗克菲勒基金的资助,南开主要表现出中国私下里个人的开创力和支持力所能做到的地步。”[11]另一方面,南开大学接受私人捐款,一向有着明确的原则,即绝不能有先决条件而受制于人。
1929年底,张伯苓之弟张彭春去美国为南开大学募捐之前曾明确表示:“此次出国之用意,虽不明言,大家必已知之。不过大家要知道,我们之募捐,既非投机性质,又非教会学校之受人限制。
南开之所以为南开,自有它的荣耀之历史。余此次出去,最大之目的,是使外人认识南开,决不受任何有限制之募款,因为南开是靠着自己发展的。”[12]
由于南开是私立大学,因此在动荡不定的中国社会中,办学经费始终短缺,但张伯苓从不灰心丧气。他常常把学校经济状况及时地向师生报告,鼓励大家振奋精神,克服困难。如1924年11月,他向师生报告学校亏款情况后,对同学说:“然则因此停学乎?否,决不!
吾等决不能为经济所战败……幸年来屡遇此等困难,今亦不觉其难。且以乐观而论,愈难愈佳,可增加办事之能力。总之,无论如何决不令同学失学。”[13]他还常说:“南开是私立学校,全校总支出超出学费收入甚多,可是南开要长!长!长!日日新,必须扩充建筑及设备,所以南开之‘南’,也许是困难之‘难’字。不过我总是乐观的,不怕困难。缺乏经费,决不能阻止南开之发展。”[14]
私立南开大学,在动荡不定的中国社会中,办学经费始终短缺,但学校规模不断扩大、声誉日隆,校长张伯苓功不可没。
然而教育经费短缺,不仅限制着南开一校的发展,当时国内高校都面临着同一难题。因此,如何充分利用有限资金,最大限度地发挥效率,自然成为学校管理者必须面对的难题。张伯苓在南开经费的使用和分配上似乎略有不当之处。这主要表现在教师待遇偏低,尽管学校有良好的学术氛围,但难以持久地维系教员的凝聚力。
1927年6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最高教育行政机构大学院颁发的第一项法规《大学教员资格条例》中所附的“大学教员薪俸表”规定:教授最低月薪为400元。但南开教师的薪津远远低于这一标准。尽管当时的报刊曾赞誉说:南开“教授待遇虽不优,而能奋勉从事,有教授在职近十年,其他大学虽以重金邀约,亦不离去。
”[15]但这终归是少数。1929年秋,因不满学校待遇不公,终于导致一批知名教授离开南开。如著名历史学教授蒋廷黻、经济学教授萧蘧、生物学教授李继侗接受了清华的聘书,政治学教授萧公权转赴东北大学任教。[16]几乎于此同时离校的还有物理学教授饶毓泰、哲学教授汤用彤,二人后来均任教于北京大学。
对南开始终抱有深情厚意的吴大猷晚年曾对此事回忆道:1929年因“学校在调整薪金上略有不同,引致不愉快事,为少数教授离去原因之一。”1931年南开大学教员总共才有41人,而1929年一次就走了6位著名教授,恐怕不能算是“少数”,对此吴大猷也不得不承认,此后“南开大学则确有如遭大劫之感。”[17]
大学教员薪俸表(单位:元)[18]
当然,在南开也确有如何廉这样的知名教授一干就是10年,只是他幸运地在1929年得到了太平洋国际学会为期3年每年12500美元的资助,三年后他又为南开经济研究所申请到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一笔为期5年的拨款。[19]或许有人认为这种为争私利的事例,难以说明张伯苓的不当。我们不妨再比较以下几组数据(因资料有限,只能以1931年南开的经费支出同1932-1934年国内高校的平均支出为例):
表一:1932-1934年度公私立大学各项支出平均百分比[20]
表二:南开大学二十年度(1931)经费收支状况(单位:元)[21]
按表一所列,当时国内高校中最大一项开支就是教师薪金,平均约占支出总数的60%左右,即使是私立院校薪金比例也高达52.4%,而南开教师的薪津支出仅占38%。同期的北京大学,1931年每月经费12万元,虽然实际拨给的经费仅7.5万元,但教师薪津支出仍高达6万元,占实际支出额80%,占预算50%。[22]由此可见,南开教师薪津远远低于当时社会平均水平。
那么,是否因为南开是私立大学,经费不足而无能为力呢?事实又非如此。按表二计算,1931年度南开总收入355366元,在校生467人,每名在校生人均所摊教育经费为760.95。当年全国在校生人数为44167人,教育经费总数为33619237元[23],平均人均所摊经费761.
18元。南开和国内平均数几乎相等,且百名学生所拥有教师数远低于国内平均水平,学校在支付教师薪津上的压力应低于国内平均水平。况且当时南开仅设有文、理、商三学院,并没有开设工、农、医学院。
而维持后者的经费要高于前者一倍左右。教育部1929年颁布的《大学规程》规定:学校每年经常费的标准是:文科(包括文、法、商、教四个学院)八万元,理、农、医三科各十五万元,工科二十万元;各校“每年扩充设备费至少应占经常费百分之十五。”[24]按以上规定,南开的经费标准达到31万元,符合部定要求,但薪津水平距部定标准甚远。
此外,还有二项重要经费支出,明显不合理,其一是办公费,其二是设备费。按表一标准,当时国内高校平均办公费均低于10%,私立院校最低,仅7.8%,而南开办公费则占岁出经费的11.7%,超过了教育部规定办公费不超过10%的标准;[25]国内高校每年设备费投入平均约占支出总额的20%,尽管私立院校最少,也达到18.
4%,高于教育部规定标准15%的水平,而南开的设备费投入仅有8%甚至连私立院校平均数的一半都不到。南开经费支出中的特别费约占岁出总额的13.9%,高于私立院校平均10.5%的比例,此项支出因资料所限,用途不明。此外,南开尚有28%的经费支出未注明理由,更是无从判断。
正如南开大学一样,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至抗日战争爆发前,是中国私立大学迅猛发展的时代。私立大学之所以能够在此时期兴盛不衰,除当时社会经济发展对人材的需要以及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冲击外,还有许多因素促成了私立大学的发展。
首先,由于近代中国社会始终动荡不安,国家无力大量投资于教育。而私立大学多是依靠学生学费为主要收入,因此招生录取标准较低,往往降格以求,因而为投考国立大学落榜的学生提供了求学的机会;第二,国立大学往往受政潮影响,校长更换频繁,学校经常呈混乱现象、停滞状态,而私立大学一般相对比较稳定、扎实,特别是一些声誉卓著的私立大学,对师生都有较强的吸引力;第三,一些有政治理想或失意政客往往借开办学校,以此扩大其个人影响;第四,当时社会偏重资历,进大学混张文凭,对个人晋升有利,因此私立大学对于富裕家庭子女具有一定的吸引力;第五,反对原学校,另起炉灶,创立新校。
例如复旦、光华两校均是反对震旦、圣约翰等西方教会学校的殖民教育而脱离原校,大夏大学则是不满厦门大学而独立的。由于以上诸因素的促成,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私立大学得以较快发展。
按照当时政府的规定,私立院校的设立,须经教育部批准,并以校董会为代表,负责学校管理的全责;校董会必须具备法定的资产、资金或其他收入,呈请教育部核实,方可立案。更明确地讲,私立院校能否获准开办,必须有符合规定的足够维持学校正常运转的经常费,而且学费收入还不能算作经常费收入范围之内。
按照这一规定的要求,中国人开办的私立院校很难达到标准,许多学校即使加上学费这一大宗收入外,还常常入不敷出,因此只能在校董会上大做文章。
各校成立之初,即纷纷聘请了一批社会贤达或有权有势的官僚政客为校董,以求同教育部疏通并借此扩大学校的社会影响。私立院校的教学经费除学费外,另一项主要来源就是向社会各界募捐。所以校董名义也可以变相拍卖,只要谁捐的钱多,往往就可以送谁一个学校董事的称号。
南开大学自创办之初,尽管是私立大学,但同政府始终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北洋时代,南开大学就先后取得了大总统徐世昌、前总统黎元洪(时任中美实业公司董事长)、冯国璋、山西督军阎锡山、江苏督军李纯、江西督军陈光远、湖北督军王占元、川粤湘赣四省经略使曹锟等人的赞助,借此扩大学校的社会影响。[26]为了筹措经费,南开亦曾将一些向学校捐款的政客,如曹汝霖、杨以德等列为校董。
此举一度引起学生的反对,他们认为校董是一校精神的表率,不能拿校董去诱人捐钱,以神圣名器作交易的媒介,要求学校将这些军阀政客从校董会除名。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严修、张伯苓出于私人办学的艰辛,认为通过募捐方式,将达官贵人、巨绅大贾手中用以挥霍享受或盘剥牟利的资财,转用于百年树人的公益事业,并非坏事。
对此,严修曾说:“盗泉之水不可饮,用它洗洗脚,总不失为一有益之举。”[27]张伯苓也说:“美丽的鲜花,不妨是由粪水浇出来的。
”此后南开大学继续向当时的权贵募捐。曾任江苏督军的北洋军阀李纯1920年去世后,留有遗嘱:将其家产四分之一约五十万银元,捐助给南开大学作永久基金。[28]南开接受后,校董会还将李纯推为南开创办人。[29]
如果说在北洋时期,南开还是被动地同政府官员保持联系的话,到了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南开则主动同政府保持着密切关系。1936年曾在南开教学10年的何廉继蒋廷黻之后出任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处长之职。何廉得知此项任命时,首先就向张伯苓征求意见。张伯苓立即表示支持。据何廉回忆:“他感到如果我能在政府中工作,我就可以通过政治关系,处于更有利的地位来协助南开。”[30]
抗日战争爆发后,当南开大学遭到日军的蓄意轰炸和破坏的第二天,蒋介石即在庐山召见张伯苓、胡适、梅贻琦等人。张伯苓痛心三十余年的心血毁于一旦,即席表示:“南开已被日军烧掉了。我几十年的努力都完了。但是只要国家有办法,能打下去,我头一个举手赞成。南开算什么?打完了仗,再建一个南开。”蒋介石当即安慰张伯苓道:“南开为中国而牺牲,有中国即有南开。”[31]
此后蒋介石几乎年年亲往张宅探视。战后,张氏赴美就医,蒋即刻亲赠医药费美金一万五千元。张氏归国时,蒋曾专门电令天津市长杜建时组织迎接,并多次指示杜:“天津的事必须体会张先生意旨去做。”[32]张伯苓对蒋介石十余年的关怀,碍于情面于1948年7月出任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一改自己数十年只办教育、不当官的誓言。
1949年10月,蒋介石在撤离大陆之前,又曾两次亲赴张伯苓在重庆寓所,请张氏一同赴台,并称:“乘飞机如有顾虑,可在机舱设卧铺”,只要张氏肯走,什么条件都答应。
据张伯苓之子张锡祚回忆,当时他父亲只是重复说了几次“你太爱我了”,而未及其他。蒋氏无奈,只好废然离去。此后蒋氏又嘱蒋经国劝驾,并表示“给先生留下一架飞机,几时想走就几时走”。张氏仍以“不愿离开南开”为词,谢绝了蒋氏的最后约请。[33]
南开大学同国民政府的密切关系,也波及到许多教授身上。新中国成立后,尽管张伯苓未随蒋介石撤往台湾,但南开出身的许多知名教授如陈省身、吴大猷、李济、萧公权、何廉、蒋廷黻等人,要么随国民党撤往台湾,要么定居海外,知名学者流失之多,为国内其他高校所不及。
在近代中国众多的私立大学中(抗战胜利后,南开改为国立大学),能始终同政府保持如此密切关系的大学,恐怕只有南开一校。拥有这项殊荣自然同校长张伯苓密不可分。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因新中国首任总理周恩来毕业于南开大学,该校仍身价显赫。南开创办人严修早年一度曾表示愿将女儿嫁给周恩来。1920年周恩来赴法留学时,还曾得到严修资助的500元旅费。[34]
同样是设在天津的北洋大学,既是中国最早的大学(比北京大学建校还早3年),也是第一所国立大学。其理、工科的学术水平在二、三十年代国内的高等教育中堪称第一,学术地位和社会影响均高于南开。抗战胜利后,北洋大学便渐渐没落。从此,在天津逐渐形成南开独尊的地位。这一演变,恐怕同南开始终和政府关系密切有关,也是南开一大耐人寻味的特点。
(金以林,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博士班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