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家裴文中 安徽考古学家殷涤非——清勤律己诲后昆

安徽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楚大鼎是战国时代楚国的一件青铜礼器,是属于“国宝级”的文物。但很多人不知道,64年前,包括楚大鼎在内一大批楚文物,险些被运往台湾,而阻止这件事情发生的就是安徽省历史学家李则纲和后来成为考古学家的殷涤非。而关于殷涤非,除了冒险将文物抢运回皖,他还在安徽的考古工作中表现出巨大的热情,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系统培训筑牢职业操守

1920年11月4日,殷涤非出生于桐城县枞阳镇(今属枞阳),1942年毕业于安徽省第七临时中学高师科,后在桐城一所小学担任教师,两年后应安徽省文献委员会负责人李则纲之邀到省文献委员会工作。从此,他就一门心思钻进了考古研究,常常抱着大本的考古学方面著作,像入了迷一样地读,《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殷契粹编》以及《殷周青铜器通论》等著作常不离手。

1953年8月殷涤非走进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学联合举办的第二届全国考古工作人员培训班,结识了主持培训班学习的著名古人类专家裴文中。聆听了郭沫若、陈梦家、贾兰坡、唐兰等中国一流的专家和学者讲解考古专业理论,观察了考古学家夏鼐先生在考古现场挖掘、清理工作,掌握了田野考古工作的基本技能。经过一系列系统学习培训后,殷涤非考古知识更加丰富,进一步坚定了为考古事业奋斗终生的决心。

 江淮大地留下考古足迹

  回皖之后,殷涤非与考古人员一道踏遍江淮大地,开展安徽考古工作。

1955年殷涤非先生参加寿县蔡侯墓的发掘工作,该墓出土青铜器共有486件,玉器51件,金饰12件,骨器28件。铜器上大部分有铭文,多有“蔡侯”字样,有的铭文长达90余字,提供了春秋晚期蔡、楚、吴三国家之间关系种种资料,是我国考古史上重大收获之一。

许多重要的发现,填补了省内考古多项空白。该墓发掘的春秋时期墓葬中出土文物之丰富,造型纹饰之精美,铭文字数之繁多,以及研究价值之巨大,居于全国春秋考古重要发现的首位。蔡器运到合肥后,殷涤非又做了较长时间的整理和修复,写了清理工作简况,其中,“蔡墓的发现与发掘”和“墓葬形制”两节,收入《寿县蔡侯墓出土遗物》一书中。

1959年9月殷涤非率领考古队发掘了舒城县凤凰咀春秋墓。这次发掘出土兽首鼎铉、鬲、盉以及铜器和印纹硬陶罐等文物,为当时“金铉”和“冪”的制度找到了实物例证,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1975年,殷涤非组织考古队发掘了天长县北岗汉墓群,先后发掘了十余座汉墓。整个现场,发掘出的文物有漆器、铜器、陶器和竹、木、甪、牙、玉器等400余件。其中,以漆器最为精美,造型灵巧,色彩瑰丽,于光亮的黑漆中显出朱色,图案花纹和金、银贴嵌的动物图案,为研究汉代文化和生产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1977年,殷涤非对发掘阜阳双古堆汝阴侯墓的工作进行了现场指导,出土遗物有竹木书简,占盘和天文仪器,铁甲胄以及漆器、铜器、铁器和陶器等计260余件。其中占盘和天文仪器,对我国天文学史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仪器还说明,汉袭秦正朔,确实采用《顓頊》的四分历法。当时对天文观测之细,历法计算之精,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殷涤非还主持调查了徽州明代古民居,主要是歙县、绩溪、休宁等地,分布较多的明代建筑,有祠堂、有庙宇、有牌坊、有民房,有的祠堂、民房历经四五百年尚在使用。这些建筑和雕刻艺术,显示了徽州在明代就达到了高度的成就。无论是木雕、砖雕、石雕还是房屋的梁架、装饰、结构布局等等,都具有独特的地方风格,直到现在,仍值得借鉴。

殷涤非主持和参加的考古发掘项目还有:寿县安丰塘汉代坝堰遗址、芜湖蒋公山新石器时代遗址、亳县曹家岗战国墓、屯溪奕棋西周土墩墓、六安九墩塘宋墓、肥东阚集明墓等。

郭沫若鼓励他志向考古衷心报国

君子以同道为明。殷涤非在近40年的考古生涯中,和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如夏鼐、于省吾、谭其骧、商承祚、周祖谟、裘锡圭等,其中值得一提的是殷涤非与郭沫若之间的交往。

1964年5月,郭沫若来到合肥,指名要会见的人,一位是女词人丁宁,另一位就是殷涤非。

不巧,殷涤非当时正在外地的考古现场,接到通知赶回合肥时,因中央来电郭沫若已经提前回京。双方“擦肩而过”。失去见面机会,殷涤非一直引为憾事。但是郭沫若回京不久,除了自己书写一件条幅,又让夫人于立群女士书写毛主席《沁园春·雪》词中两句为对联一并寄赠殷涤非。

使殷涤非在考古界有所建树的重要导师就是郭沫若。而殷涤非与郭沫若之识缘于一封信。1949年9月,当时才29岁的殷涤非写下一篇文章《百年来中国人民的伟大斗争》,文中的看法和观点是否正确,他想听听权威学者的意见。

于是寄信给郭沫若,以期得到指正。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郭沫若回信了,殷涤非兴奋得跳起来。郭沫若鼓励他说:“你这篇文章我读了一遍,感觉你费了很大的苦心。请你把这些故事时常反复地讲给你的小学生听吧,是很有教育意义的。

”并指出:“文中也有些不正确的地方。如第一页(热带的猿猴与苗人)一句便有毛病,猿猴并不限于热带,而热带并无苗人;又如无产阶级一词,你用得太泛,要近代的工厂工人,才称无产阶级;第七页两个阶级(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也不合适,应该是四个阶级(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这些地方请你更正一下。祝你努力!”

回信对殷涤非是一个巨大鼓舞。从此,殷涤非便和郭沫若有了书信往来。殷涤非1953年到北京参加考古训练班学习后,回到安徽立即给郭沫若去了一封信,请求题词。郭沫若满足了他的要求,给他亲笔题词:虚心学习,努力服务,戒骄戒躁,实事求是,不自满,不气馁,稳步前进。

1957年殷涤非给郭沫若的信中谈到考古研究中的观点和方法问题,为此郭沫若又提笔为殷涤非题词:“我们要坚持使古文物研究事业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我们的方针是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来发掘,整理和研究古人给我们遗留下来的丰富的物质文化成品使之彻底科学化。

我们的目的要通过对古文物的研究利用来发扬爱国主义精神。”明确地指出文物工作者要坚持的路线、方针和方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这使殷涤非深受感动,这不是普通的题词,作为中国科学院院长,他代表了老一辈知识分子对晚生后学的殷切期望和要求。

最使殷涤非难忘的是,“文革”期间他受到不公正待遇,被下放到舒城县农村劳动。此时,殷涤非的身体不好,心情郁闷,就写了两首诗和诉说自己近况的一封信给郭沫若。而当时郭沫若也受到了冲击,但他不顾自己的困难处境,认真阅毕信件,而且用笔在两首诗上作了修改。

并且安慰殷说:“下放期间,属于考古范围的事我相信也会遇着。”劝他不要放弃专业,学过医学知识的郭沫若还在信中指出殷的血压高“可能是肾炎引起的”,嘱咐他要注意身体,这封信给他带来极大的安慰,殷涤非拿着信反复看了几遍,激动地说:“郭老,还记得我啊”。这段时间郭沫若先后给殷涤非去过五、六封信。

“文革”后期,郭沫若还委托他的秘书王庭芳主动过问殷涤非的事,殷涤非才得以重返省考古研究所工作。

1978年得到郭老逝世的消息,殷涤非悲痛不已,呜咽不止。后来,王庭芳受于立群的委托,专程来安徽看望殷涤非,在庐阳宾馆亲切会见了殷涤非,殷追思与郭老的友情,并将自己收藏的郭沫若书信二十余封,让王庭芳捎回北京由国家收藏。

1989年9月25日,殷涤非因病逝世于合肥,享年70岁。一位青年考古人员送去一副挽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