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准日记 文革时顾准留在东岳的“日记”——顾准与吴敬琏的机缘
2003年底,我采写了《留在东岳的记忆》一文,很多看到文章的朋友与我电话沟通,说我对东岳“五七”干校的报道开了一个好头,不像过去看到一些文章,有许多的无奈与辛酸,并相信类似的文章还会延续下去。
的确,诚如一位哲人所言,因记忆穿透岁月,苦难也变成美丽。2004年7月,息县东岳镇的贾设书记来上海参加为期两个月的河南省县处级后备领导干部经济管理培训班,与我们上海采编部的几位记者见了面,并感谢人民日报《大地》杂志社领导的支持,让东岳和息县人民感受到光荣和鼓舞。
最近我抽出时间查阅了一些关于“五七”干校的资料,随着阅读量的增加,思绪无边,心情难平。虽然没有亲身经历,但这并没有妨碍我寻访的热情。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我深信这段历史是值得写的,也应该有人去写。假如时间和机会允许,我希望一一弄清这些在当时极有影响的前辈们是怎样在息县东岳生活劳动的,并愿意用文字来记录他们饱经沧桑的干校生活片断……我知道经历过那段岁月的人大部分年事已高,希望能为他们留下一些只言片语,以此给他们一点安慰。
在这篇文章里,要记述的是一生充满传奇、历尽坎坷的我国着名的会计学家、经济学家,也是当代一位特殊的思想家顾准,以及与他生死至交的挚友吴敬琏的一些往事。
“东岳环境,并不如在京所闻那样严峻。土地辽阔,但决不是万里荒滩,村落田地,景色与淮海区依稀相类……”
顾准于1959年和1969年两次被打成“右派”,前后来信阳地区商城和息县劳动改造,与河南信阳地区结下了不解之缘。
1969年11月16日,顾准由北京启程与中国科学院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第一批先遣部队(文学所和经济所)下放人员一道,抵达息县东岳。而在《顾准日记》中,长达二十万字的“息县日记”就是从这个时间段开始,记录了其在东岳生活、劳动、学习、思考的点点滴滴。
在1969年11、12月的日记中他这样写道:“东岳环境,并不如在京所闻那样严酷。土地辽阔,但决不是万里荒滩,村落田地,景色与淮海区依稀相类。”
“息县地处淮滨,在淮河的紧北面……此次来息,对千里淮上有了一番新的认识。”“‘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要米有米,要面有面’。这是息县民谚,实际情况也确是如此。”
“淮上的自然条件如此优越,作为农业基地,前途如此有望,水利加化肥,仅仅千里淮上,就可抵得世界上任何一个着名的谷仓……备战,要发展工业,也要发展农业。农业需要国家关顾之处极多,有赖于发展了的工业力量的支持者更多。千里淮上,若有大量土方工程机械和大量的化肥,前途未可限量。”
在东岳期间,顾准虽然还在经受着不断地批判、斗争,检讨、汇报,但他已将这一切超然度外,——相濡以沫的妻子在自己南下前已经自杀,日夜思念的孩子已断绝关系。与其平淡地度过余生,不如继续革命。“要继续革命,就要在任何环境下继续观察思考和研究。自暴自弃,何以对死者?——秀(顾准的妻子方采秀)实在是为我而死,我若不能有所作为,我的生命还有什么价值?(1970年元旦日记)”
顾准把这一时期的日记取名为“新生日记”。来到东岳的顾准,并没有因为自己是戴着帽子的“右派”分子而消沉、抱怨。相反,东岳淳朴的民风,使顾准能够有更多的时间对国内国外的形势给予关注与设想,对息县的布局发展进行广泛的调查和深入的思考,并对息县未来的工业和农业都寄于厚望。
在1970年7月10日的日记中顾准还写道:“一个月来几乎都干农活,对于这一片六千亩地的大农场如何逐步发展。应采取那些措施,浮想联翩……中夜竟为之不寐。”
“以经济为中心来建设中国,当然需要一定的条件。但是随着时间的过去,经济发展在我国必将愈来愈成为中心,其他一切,势必围绕这个中心而转动……”
在东岳的日子里,顾准着眼更多的是中国经济如何快速发展才能缩短与欧美、日本的差距问题。“以经济为中心来建设中国,当然需要一定的条件。但是随着时间的过去,经济发展在我国必将愈来愈成为中心,其他一切,势必围绕这个中心而转动。”“但愿今后十年,我国的工业能够十倍于今日(年率26%)”
有谁能想到,此时的顾准头上依然戴着沉重的“右派”帽子。不断咳血的身体内在经受着无情的癌细胞侵蚀……顾准于1974年12月3日凌晨因肺癌在北京协和医院去世,终年59岁。在离开东岳三年左右的时间里,顾准仍然以忘我的精神,继续阅读、翻译、思考、写作,以生命为代价,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手稿。
“文革”中,吴敬琏被定为“帽子拿在人民手中的反革命分子”,1968年下放到东岳“五七”干校劳动。幸运的是,在东岳,吴敬琏遇到了一个老师和朋友——顾准。在研究与探讨中,二人成了忘年交。弥留时的顾准,只有吴敬琏在他身边。
顾准把自己所有的手稿分别托付给吴敬琏与胞弟陈敏之保管,并用尽气力对吴敬琏说了最后一句话:“打开行军床,睡觉去吧”。这句平平淡淡的临终遗言,给吴敬琏以后漫长的治学生涯以巨大的鼓舞与激励。
二十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立信会计学校教授,三十四岁新中国成立时担任上海市财政局长兼税务局长、华东财政部副部长,才华横溢的顾准从希腊城邦制度研究起,对中西发展道路进行了全面深刻的比较。他是早在1956年就提出社会主义经济可以让市场供求调节价格,此后系统论证社会主义存在商品货币的必然性,并主张充分发挥价值规律作用的学者。被着名经济学家吴敬琏称为“中国提出市场经济的第一人”。
1982年,顾准的大女儿顾淑林在读了父亲的《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手书笔记(顾准与弟弟陈敏之通信笔记,此刻尚未出版)后,给陈敏之寄来了一份“读者附记”。“附记” 说:“我逐年追踪着父亲一生,一九五七年以后,他是一步一步从地狱中淌过来的呀!
他的深刻的思索常常是在数不完的批斗、侮辱甚至挨打之中完成的,在他最需要亲人的时候,亲人远离了他,可是恰恰他的思索,包含着更多的真理。人的一生只有一个父亲,对于这样的父亲,我们做了些什么呢?……对于一个愿意严肃生活的人,必须有勇气正视、解答这些问题,并且承受代价。” 这是顾准的女儿,她理解亲爱的父亲,却迟到了十年。
在顾准诞辰80周年纪念活动中,吴敬琏以《中国需要这样的思想家》为题,给予顾准极高的评价:正像他自己所说,他的宗旨在于“为人类服务”。为了中华民族和全人类的未来,他立志做一个“用鲜血做墨水的笔杆子”。
在1970年11月8日的日记中,顾准满怀信心这样写道:“……再干二十年,二十年后的中国就是雄飞世界的中国了。”
“中国‘神武景气’是一定会到来的,总有一天情况会发生变化。为了抓住这个机会,中国人必须有自己的理论思维,到那时要能拿得出东西来报效国家……”
1974年10月,顾准肺疾加重,住进了医院。顾准知道自己得了不治之症。他把吴敬琏叫到医院,冷静的说,自己将不久于人世,所以要趁说得出话时与他作一次长谈。顾准说,我认为中国的“神武景气”是一定会到来的,但是什么时候到来不知道,所以我送你四个字:“待机守时”,还是要继续我们的研究工作。为了抓住这个机会,中国人必须有自己的理论思维。总有一天情况会发生变化,那时,要能拿得出东西来报效国家……
被称为“中国改革理论先驱”与“中国市场经济理论之父”的吴敬琏称顾准是自己心中一座人格和学术的高山。顾准对百姓苦难的悲悯情怀给吴敬琏印象极深。他曾和人谈到,顾准在看雨果的《悲惨世界》、狄更斯的《双城记》时,会伤心落泪,边读边哭。在议论给老干部落实政策时,顾准首先想到的是农村里冬天无鞋的孩子们。“力求继续革命,然而出处如何,不抱幻想,所不能忘怀的还是追求真理”。(1971年7月17日顾准日记)
这种情怀也贯穿在吴敬琏的精神体系里,揭示事物真相的专业精神和为民立言的平民意识。基于这样的理念,吴敬琏判断事情对错的标准是:“一、是否是真理;二、是否有利于民族”。看到经济中存在的问题,需要专业精神;而说出这些问题,则需要道德的支撑。
吴敬琏曾经说过,我的命运与中国市场化改革的进程是密不可分的。由中央电视台评选的“2001中国经济年度十大人物”揭晓颁奖,吴敬琏赫然荣登榜首。文采奕奕的颁奖词,这样评价这位年逾古稀的学者:“他是一位无私的、具有深刻忧患意识的社会贤达,一个纯粹的人,一个特立独行的智者,一个把中国老百姓的疾苦当作自己疾苦的经济学家,一个睿智和良知兼备的中国学者。
他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高贵品质,是年过七旬仍能保持童真和直率的经济学家。
顾准和吴敬琏——两位经济学上的大家,承先启后,继往开来。他们相约在”为世界人民服务“的宏伟事业中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可谓呕心沥血!两位产生于东岳”五七“干校的学术思想已经结出思想的果实,我们的国家也正因为拥有了他们和一大批真诚为大众的根本利益而努力工作的经济学家的思想精神,才使我们的改革路程少走许多弯路,才使我们的人民得以真正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
对于东岳”五七“干校在近年来形成的回顾热点,息县县委、县政府领导一致表示:干校文化是前辈学者留给息县人民的精神财富,所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也是不可低估的,在息县未来的发展中必将产生重要的影响与推动。干校文化也正以前所未有的感召力、凝聚力吸引各方有识之士的目光,这方热土的开发振兴随着中部地区的崛起将再次揭开序幕。我们要发扬干校学者们求真务实,埋头苦干精神把息县建设好,把东岳建设好,以谢前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