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准柴静 柴静:顾准精确地预言“文革”暴风雨

1952年,37岁的顾准被撤去上海市财政局局长职务。

关于这次撤职,没有档案材料,只有一份当年2月29日新华社电讯稿的几句话:“顾准一贯存在严重的个人英雄主义,自以为是,目无组织……屡经教育,毫无改进,决定予以撤职处分。” 人人穿黄布军装的年代,一个穿背带裤,戴玳瑁眼镜,在跟弟弟的通信中常常用“睥睨”二字的人,得到这个评语不奇怪。

他不是出身望族,12岁在上海会计师事务所当学徒养活一大家子人,15岁已经写出中国会计业的最早教材之一,大家都承认:“整个大华东地区找不出他这样有才干的人”。

但是这个人“不服用”。

撤职当天,他一句话不说在办公室坐了一个晚上,他的秘书陪着他坐了整整一个通宵,没有暖气,脚都冻痛了……天亮之后,他“使劲推开了门,走了出去”。

1个月之后,他找了几本初等几何,代数,微积分……开始学习数学,觉得在阶级斗争和政治动向之外别有天地,他试图沉浸在与人世无关的理性里,一直到1955年进中央党校为止,全部业余时间都用在数学上。

他受过西方经济学的训练,很容易上手,为数理中的逻辑感到狂喜,以至于沉醉其中,深夜受寒,得了急性肺炎。

不过他很快跨越对三角尺和圆规的单纯迷恋,他说:“逻辑只是工具,研究经济一定要研究历史。”

他开始研究西方史和中国史,英文是他的另一大重要工具,他依靠这个工具大步跳出了当时扎在知识分子头脑中的篱笆,正好又赶上中央党校在学术上的黄金时期,书尽管有限,但他已经可以直接阅读到凯恩斯和斯密的原作,自己动手改译《资本论》。

历史学家朱学勤说,后来那一代知识分子未能达到顾准的成就,是因为“知识大限以及逻辑乏力拖住了他们的脚步”。

知识让人求实,逻辑让人求是。

当一个人知道自己什么都干不了,也不存什么经世致用的念头时,功利也就自然消失,他只是以“不顾死活”的方式读书,做笔记,下蛮力,用笨功夫,来解开思想上的迷惑。

1956年4月,他开始思考凯恩斯为资本主义开出的药方是否会失效?

“我作过一个摘记,认为不会。”他说,“可是,(苏共)二十次大会的报告不是这样说法。这是说,我与他们(美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是一致的了……”

他被自己的想法吓了一跳,喃喃自语“这糟糕不糟糕?”

但他无论如何在逻辑上不可能认同计划经济体制:“目前这一套规律,是独断的,缺乏继承性的,没有逻辑上的严整性的”,他谴责斯大林“以道德规范式的规律吹嘘、粉饰太平的理论来描写社会主义经济……”

1964年,他翻译熊彼得的名著《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里面有一句话:“在民主法治制度缺失的群集环境,道德上的限制和文明的思想方法或感觉方法突然消失……是我们面对谁都知道、可是谁都不愿正视的各种毛骨悚然的事实……”

他精确地预言:“中国的政治空气的大改变将从一年以后开始”。

“在屋檐底下躲暴风雨,一定要躲过去。”他写道。

“观察,而不是愤慨,可观察与记录的就多。”他在日记里写道。

他在河南商城劳动改造,他腰不好,拿的又是短锄,有时只能双膝跪在泥里,靠双臂支撑着爬行,双膝破损,臂膀全部红肿了,手掌也血肉模糊,很难拿笔。但他写道:“也只是在这样的环境条件下,才有机会学习我国的农村经济这门课。”

早已经没有了在上海时穿背带裤的习惯,他的新工作是捡粪。因为饥饿,粪越来越少了,他需要站在别人边上,等着人家拉完。衣服上全是粪,他可以不再用工具,“直接用手捡起来”。

这样每天十五六个小时的高强度劳动之后,他在日记里对自己有抱臂旁观的总结,“充裕建设中的劳力来源,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凡是这样的队伍,军事化程度高,效率远高于民工……政治挂帅就是用政治手段来实行经济目的。”

1959年秋冬的河南,劳动队三餐只吃红薯叶子,但在他眼里“已经是天堂”,大量的篇幅都在记录他每天能找到的吃的,甚至偷的东西。他难以掩饰自己的卑微之感:“人变得下流了”。

“哀鸿遍野”的饥荒中,他已经没有余心再像1956年那样为自己的命运感到激愤了,连感喟都没有。他在日记里写下所见的浮肿、死亡和人相食的惨剧。

他为哀鸿遍野时却努力求饱感到羞愧,但是,他说他要保存自己:“至少应该记下一个时代的历史,给后代一个经验教训。”

“大声说话,理应有此机会。”他写道。

1960年之后,到他第二次被划为右派为止,将近10年,他没有日记留世。

所以,红卫兵让写罪行交代时,他在自己的大字报上只写了两个字“读史”,贴在墙上。 事后他对朋友张纯音说:“这是一个非常的历史时期,冷眼旁观这一切,只当是在读史,看中国向何处去。”

他始终有自己的底线,“文革”初期,在河南明城,外调人员要他写材料说明某人过去和国民党有瓜葛。顾准说,从来不知道这件事。对方当即打了他一个耳光。他干脆把脸送过去。对方一连打了十几个耳光之后,终于打不下去了。

他可以接受自己是牛鬼蛇神和反革命,他从改造地回到家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就是反三面红旗,我不反谁反?”

但他不接受道德上的泼污。

他从小就极倔强,老师在他作文上写“猫屎狗屎,臭不可闻”,他当众撕碎——“既然臭不可闻,留它作什么?”

顾有一本中英文对照的《圣经》,有一天他看的时候,被军宣队的一位参谋发现了,便训斥他,“马克思早就说过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你怎么能看这样的书?”

过了几天,顾准拿着一本《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去问这位参谋:“列宁说修正主义者为了一碗红豆汤出卖了长子权,是什么意思啊?”

这位参谋答不上来,顾准说:“这个典故出自《圣经》。你不读《圣经》,就根本读不懂列宁。”军宣队的人从此有意识地避开顾准,即使看见他在看书,也绕着走,以免尴尬。

顾准的妻子汪璧,原名叫方采秀,结婚的时候,他们都在做地下革命工作,顾19岁,她20岁,一起流亡,他当时发表文章的笔名多是“怀璧”,情意拳拳。

他说过,她是他唯一可倾诉一切的人。

他被撤职后,“我对她说有些寂寞之感,她说读书了就不寂寞了,这是对的。”

每周六,她都准备一册小说读给他听,他喜爱《安徒生童话》。

她出差,他在日记里写“悒悒寡欢”。

他被打成右派到商城后,日子已经难熬起来了。

“接秀信,语句公式化,来商城后第一次半夜呜咽。”这话让人心碎。

她让顾用自己的40元的生活费买书,她自己的工资用来抚养5个孩子和一个老人。

他记下唯一忘忧的时刻,是雨雪中的凌晨4点半,在外厨房帮着烧火,“火大,有幸福之感,一时脑袋中想写的东西都忘却,简直是陶醉了。”